当代英国小说中亚裔英国家庭意象的改变

亚裔英国移民在异质文化中生存的经历导致他们在追求家庭氛围的同时也排斥传统家庭观念对其身份构建的阻碍。文章通过对21世纪初期出版的英国移民小说和之前的同类作品的比较发现,亚裔英国移民在当代英国社会中的生存特点引发他们对家庭概念的重新探讨和商榷,并且引起英国移民小说中亚洲家庭意象的改变。亚裔英国家庭的新概念和新意象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出当代多种族、跨文化、后现代和后殖民的英国社会中隐性的社会结构变化。     

从法团主义到撒切尔主义 ——战后英国保守党在国家干预问题上的转变

战后英国出现了法团主义这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法团主义的产生无疑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发展到高峰。但凯恩斯主义和法团主义本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它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随着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弊端逐步暴露，英国保守党右翼要求转向自由资本主义的呼声也日益高涨。经过60年代的鲍威尔主义和70年代的意识形态反思，保守党最终选择了以减少国家干预为核心内容的撒切尔主义。     

"移民融合"机制的完善 ——评析英国《1968年种族关系法》的生成

英国《1968年种族关系法》是威尔逊政府"限制—融合"移民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该法案的颁布主要缘于《1965年种族关系法》的局限性导致移民权利在多方面受限或受损.其主要内容是扩展前一部种族关系法的适用范围与扩大"种族关系委员会"调查种族歧视的权限.工会的反对是该法案在立法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该法案维护了移民的基本权益...     

论《拉拉》中的种族忧郁症

埃瓦雷斯托的小说《拉拉》的主人公是典型的英国黑人移民二代，她因为想象的白皮肤丧失和丧失的代际传递的双重原因而陷入种族忧郁症的状态。忧郁症对爱的客体的执着和维护促使她踏上非洲的寻根之旅，并且通过旅途产生多元文化的顿悟，进而完成身份和归属的构建。而拉拉发掘的家族历史更与英国黑人种族历史相契合，她的种族忧郁症也是英国黑人种族忧郁症的组成部分。     

论扎迪·史密斯《白牙》中女性文化身份的重建

英国黑人移民女作家扎迪·史密斯在其作品中一直关注女性移民的生存境况。《白牙》是史密斯关注第三世界女性移民的典型范例。少数族裔女性移民的民族、肤色、出生地和宗教信仰增加了她们在白人主流社会建构种族身份和民族身份的困难程度。从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视角研究《白牙》,探讨第三世界少数族裔女性移民在西方主流社会的文化身份重建主题,揭示史密斯对多元文化和谐社会的提倡。     

多元文化主义的背后--浅谈20世纪末加拿大的种族问题

对绝大多数加拿大人来讲,多元文化主义是他们的骄傲.1971年加拿大成为了西方第一个宣布实行多元文化主义官方政策的国家,但这一政策的实施和推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加拿大人的种族意识,移民群体也面临着如何能真正融入加拿大文化的问题.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只有在不断调整和改进之后才会拥有人们所期待的美好的未来.     

种族冲突·文化界限——战后英国的多元文化政策

二战后,大量外来移民涌入英国,改变了英国社会的族裔结构,也导致多年来严重的种族冲突,这直接促使英国政府逐步采取多元文化政策,致力于国内的种族平等。多元文化在实践中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元化的倾向。另外,多元文化带来的文化界限模糊现象,也让人们对之更为关注。     

论澳大利亚从单语社会到多语社会的转变

澳大利亚建立初时 ,政府就一直试图推行单一文化和单语政策。随着大量非英国种族移民的涌入 ,政府不得不推行同化政策。而越来越多的移民问题和社会矛盾 ,使长期奉行的单语和单一文化的政策彻底瓦解     

哈金《落地》中华人移民身份认同的嬗变

在短篇小说《落地》中,和尚甘勤意外获得新生的独特经历,不仅表明移民固有的单一文化立场会导致华人新移民在身份认同上的错位,也预示着异质文化背景下,文化的多元性和混杂性为人们跨越种族的界限与藩篱提供了可能,这恰好体现了哈金本人"抵达"亦即"回归"的反本质主义的、流动的身份观。     

试析二战后加拿大废除种族歧视性移民政策的原因

本文试图对二战后加拿大废除其沿袭多年的只注重从英国、法国等西北欧国家接纳白色移民,而拒绝接收亚非拉等地区的有色移民的歧视性移民政策进行分析。以往类似文章着重对其国内因素进行阐述,而对国外因素探讨从简。本文试图换一种角度,主要对其国外因素进行剖析,再对其国内因素作简略分析。     

浅析战后英国少数族裔女性职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非白人女性从英属殖民地或英联邦移民英国,她们作为英国少数族裔群体,从事的工作呈现出低技术含量、低工资并随时面临失业威胁的职业特征,种族、性别和阶级的多重歧视以及她们自身在技能方面存在的障碍成为影响其职业特征的主要因素.为了改善职业状况,英国少数族裔女性进行了积极努力.     

略谈英国人姓名

古代英国人只有一个名字或绰号。姓是一种族号名称,每个人所用的名或绰号并不代表家族,不能父传子,子传孙,世代相传。英国人使用姓是从日尔曼人入侵后开始的,日尔曼人使用姓比英国人早。在1066年征服英国前,日尔曼人就已经有了世袭的姓和教名,征服英国后,大批移民到了英格兰,他们把姓传给了英国人。     

美利坚民族认同问题探究

美利坚民族认同问题包括文化认同、种族认同、宗教信仰认同、思想认同四个主要方面。在文化认同上,美国经历了从WASP文化、熔炉文化到多元文化的历史过程;在种族认同上,美国历史上出现了种族主义、白人民族主义、本土主义和排外主义思潮和政策,其间涉及人种问题、种族问题、民族问题和移民问题;在宗教认同上,美国走过了基督新教主流、基督宗教多元化和信仰多元化的道路;在思想认同上,形成了一个从追求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民族到统一民族思想和思维的模式。     

英国创新移民

英国创新移民很对科技新贵的胃口英国创新移民属于英国商业移民的一种。它与英国投资移民、英国自雇移民(即企业家移民)分为英国商业移民的一类。英国创新移民(又称为创意移民)需要有良好的,有利于英国经济的创业思想和商业计划,在不满足20万英镑投资的情况下,     

巴黎和会日本“种族平等”提案与日裔美国移民问题探析

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团提出将＂种族平等＂作为一重要原则写入国联盟约,试图从根本上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日裔移民遭受排斥的问题。该提议由于触及了美国及英联邦国家的利益而被和会否决。＂种族平等＂的提出,主要是由于日方认为移民问题已严重伤害了日本的民族情感,并对其业已取得的大国地位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而日本在种族方面的努力,却在客观上加剧了美国社会对日裔群体的排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二战期间日裔移民遭受集体监禁的悲剧。     

马克思“真正批判的世界观”论析——以马克思对布·鲍威尔的批判为中心

马克思针对布·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创立了“真正批判的世界观”。1843年年底,为了回应普鲁士政府的保守政治,布·鲍威尔以“自我意识哲学”为基础,把宗教批判进一步拓展为“纯粹批判”,寄希望通过对群众的“有限的自我意识”的批判实现人的自由。马克思在批判鲍威尔的过程中指出,其“纯粹批判”把人抽象为“自我意识”或“精神”,在一切领域贯彻“自我意识”同“实体”的对立,实质是在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向康德费希特主义立场的后退。鲍威尔通过精神批判提升人的“自我意识”而实现的“自我意识的自由”是一种缺少现实内容的主观主义自由。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体的人”出发,指出人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在实质的意义上增进人的自由,不能寄希望于个体的“善良意志”和“普遍的自我意识”,而是必须改造现代市民社会,建立“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真正批判的世界观”同鲍威尔“纯粹批判”哲学的争论,反映了黑格尔的弟子们是向后退回到康德费希特主义还是向前发展黑格尔主义来实现个体自由的差别。     

从“承认差异”到“强化认同”——美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演变及启示

美国是近三百年里发展起来的最大的一个移民国家,多种族、多民族、多文化共存成为美国教育中的一个难题,也成为多元文化教育产生与发展的主要背景。美国多元文化教育政策演进过程分为同化主义、平等且隔离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强化国家认同等四个阶段。当前的发展趋势是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强调美国精神的共性形成。美国多元文化教育是美国民族教育发展的一种有效模式,同时面临诸多挑战。     

多元文化主义与民主政治

目前，欧洲爆发了一场关于多元文化主义是否滋生宗教极端势力的争论。尤其是指伊斯兰极端主义。在这场激辩中。多元文化主义通常被理解为政府对少数族裔群体民族文化和宗教习俗的支持。这些群体的构成主要是海外移民以及他们的第一代、第二代后裔。但英国的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西班牙的巴斯克人不在讨论之列，尽管他们也始终坚持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甚至有时与国内多数派族裔的矛盾已经危及整个国家的凝聚力。这场争论的中心焦点是穆斯林国家的移民，但随着争论的日趋激烈。其他国家的移民也逐渐被卷入这场风暴。     

论英国伯明翰学派种族文化研究的本土意识与文化建构

英国伯明翰学派的种族维度探讨不仅是英国社会结构的一种反应,也是英国文化面临美国大众文化冲击下的一种本土回应。伯明翰学派不仅发现了英国青年亚文化中的种族文化(主要是黑人文化)元素,分析了种族文化与工人阶级文化结合的成因,而且认识到英国青年亚文化的种族文化既有对美国流行文化的吸收,更是基于英国本土社会经验的独特黑人文化,由此提出"新种族性"问题,并力图在宣扬英国特性的主流文化中警醒世人种族文化的存在及其差异性,警惕全球化时代种族排他性的危险。     

二战后加拿大和美国移民政策的转变

二战之后与种族、人权相关的伦理变化对加拿大和美国长期以来的移民歧视政策提出了挑战。反对移民歧视的人在新的伦理背景下批评两国政府的自由主义和人权承诺与歧视性移民政策间相互矛盾。这一压力推动了两国移民政策的逐步转变。两国不同的政治体制最终促成了互不相同、各有侧重的移民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