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性伦理--伦理观的深层探究

中国当今伦理状况最严重的问题是"双重人性问题".伦理学的发展趋势为个性伦理.个性伦理是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伦理学,在人伦关系的范围内,深入到人的心理层面探究伦理问题.伦理和道德的关系为伦理包含道德,道德只是伦理中的准则部分和道德评价部分.个性伦理的两个重要范畴为个性和群性,个性是一个人区别于另一个人的心理和行为特性,群性是某群体共同的心理和行为特征,主张强化个性,弱化群性.传统伦理与个性伦理有原则性区别,即,传统伦理停留在人与人和人与环境的关系层面,个性伦理深入到人的心理层面;传统伦理以社会为本位,个性伦理以个性为本位;传统伦理是根据社会的需要而改变个性,个性伦理是根据个性的需要而改变社会的管理方式;传统伦理是从外到内的内化,个性伦理是从内到外的实现;传统伦理鄙视沟通技巧,个性伦理纳入沟通技巧.为实现国人自身的发展与社会和谐两大主题,提出了个性伦理四原则即,以个性为本位、以实现为本位、以自主为本位、以规则为本位.     

道德建设:从制度伦理、伦理制度到德性伦理

伦理制度是明示的道德规范,而制度伦理则是隐含于非伦理的制度形式中的 伦理要求。虽然制度伦理、伦理制度为任何道德建设所不可或缺,但道德建设又不能停留在、 局限于制度伦理或伦理制度建设。道德建设的更为根本的任务,是在制度伦理、伦理制度的基 础上,塑造出具有完全的道德意义的德性伦理。所谓德性伦理,是出自个体德性的伦理,即以 个体的德性为自因的伦理。西方现代化社会由于德性的失落或边缘化而导致的诸多严重问 题,是值得注意的前车之鉴。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应当在崭新的制度伦理、伦理制度的基础 上重塑德性伦理,使人成为真正的道德主体,使道德真正成为人的道德,使外在的他律、强制、 束缚逐渐为内在的自律、自觉、自由所超越。     

道教孝道:多元文化对话中的普世伦理构建

在儒释道多元文化对话中,道教通过理性与信仰并用,把儒家意识形态化的孝道伦理体系转化为日常道德生活的经验总结,实现道德共识的最大化;通过横向拓展和纵向延伸孝道之生命关怀意识,并运用神学伦理进行自我约束,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三重伦理关系的贯通;通过注重戒律的构建、信念的支撑和德性的培育,促进孝道伦理的普遍化认同与实践。道教的这些经验,为当前普世伦理的构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     

从道德发生机理的视角透视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支点

道德是人在实践中形成的建立在人自身交往经验基础上的一种理性,它存在于人与人结成的一定关系的社会之中。传统道德理论所坚持的道德的主体应该并且只能是人类自身的观点,伴随着自然、人类社会和伦理认识的演进而趋于泛化,然而道德主体领域是有限度的。生态环境与理想状态的日益悖反,使我们不得不反思以往在人与自然关系认识上存在的种种问题,以期找到和谐的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的支点。人与自然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殊异性决定道德不能简单地外推到自然界,所以,和谐的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的支点不是道德直接演绎,而是人类对自然界理性开发的状态。     

"伦理"-"道德"的历史哲学形态

对"伦理"和"道德"的概念辨析,不是出于思辨哲学的形上偏好,而是因为它们标志着道德文明和道德哲学发展的诸历史哲学形态.孔子开辟的道德强势话语下伦理优先的"中国传统",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理智的德性"高于"伦理的德性"的"西方传统",都经历了历史哲学的三期辩证发展,它们在现代都遭遇到伦理与道德的深刻矛盾.与西方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的矛盾不同,伦理-道德悖论、伦理-道德二元对峙,是这一矛盾的中国形态.它表明,中国道德哲学与道德文明已走到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其历史哲学前景既不是传统性的"合",也不是现代性的"分",而是伦理-道德生态的辩证建构.伦理-道德生态,是其历史哲学的现代中国形态.     

神圣与世俗的交融——希腊神话的道德思考

在西方,从古希腊到中世纪两千多年的伦理思想史表明,传统西方世俗道德与宗教道德是内在不可分割的。希腊人的宗教思想较为系统地反映在神话故事中,希腊人的世俗道德深受以神话故事中的神和英雄人物所代表的道德品质的影响。     

社会保障的伦理诠释

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运行必定有其内在的合道德性价值理念,而且,也只有建立在这种价值理念前提下的社会保障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对社会保障进行伦理阐释是非常必要的。社会保障伦理是指社会保障的道德正当性及其内涵的伦理意蕴和价值归属。对社会保障进行伦理诠释必然要涉及社会保障的伦理基础、伦理追求、伦理价值等方面。研究表明:"人的尊严"是社会保障的伦理基础;正义是社会保障的伦理追求;分配正义是社会保障的伦理价值。     

试论服饰的个体德性价值

服饰与个体德性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服饰伦理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也是个体服饰伦理研究的重点。社会中个体的服饰道德观念与道德品质,是推动人们进行服饰伦理实践的内在驱动力。服饰不仅能够展现出人作为理性存在以及道德本身的尊严,还在古今中外被广泛用于进行伦理道德礼仪教育的工具,更是人们寄寓道德情感的载体。     

道德原则与道德倾向

在现代伦理学中,一些不同进路的理论不约而同地对倾向问题进行了研究,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道德与人的关系。一部分学者认为,人具有某种道德倾向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道德判断,对道德的或是不道德的行为有预先决定的作用。伦理一般主义者与伦理特殊主义者就道德原则合理性问题展开论争,前者认为,道德原则作为道德倾向而存在,后者则彻底否认了道德原则的合理性。一些学者通过自然因果律和道德原则的比较所得出的理论给道德倾向的研究带来了一些重要启示:第一,进行道德的本质倾向和非本质倾向的研究能够更深入地认识道德的归因;第二,道德倾向作为道德原则的本质这一新的理论观点与传统意义上的道德原则理论并不矛盾;第三,道德倾向在道德选择中展示出自主性和自由性的同时,受复杂的外部和内部条件的共同影响。     

从制度伦理的发展看道德主体人格的成长

制度作为人类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是人类在共同体生活中博弈的内在规则。制度伦理从根本上说是为人的道德性存在立法。传统社会封建皇权制度下道德强调的是个人的依附性,个人权利缺位,是外在强加的形式化的道德;近现代工业文明背景下的制度伦理中个人主体性加强,但市场经济中"理性经济人"假设彰显的是"工具理性"和"个人理性",必然带来"价值理性"的退隐,引起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当代社会公共领域扩大,在"政治国家"、"公民社会组织"、"市场"、"公民个人"四种力量博弈均衡之下的制度伦理,是个人发挥道德权利参与建构生成的,这种制度伦理作为新的道德规制范型,才是真实合理的实质化的道德。     

世界现实生活基础与普世伦理

经济全球化、人类面临诸多共同问题及其自觉责任意识的觉醒,使得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普世伦理有了可能性,然而将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还为期尚远,这是因为普世伦理能否形成,在认识层面上要受道德领域自身的特点所左右,在社会生活实践层面上要受现实国家利益原则及各国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所左右.惟有在实现国际社会的利益公平的基础上使人们的道德价值取向一致,在意识上形成全球视野,普世伦理才能真正实现.     

儒学为什么是人学——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看儒学的特质

儒学之所以为人学除了春秋社会的特定历史原因，还有更深刻的文化动因。文章因此追溯到人类文明的门槛，从中西社会不同的文化进程中发现，与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思考对象的西方文化不同，人与人的关系成为中国文化的思考对象和起点，其典型表现是西周的礼乐文化，而礼乐文化作为孔于思想的源头和反思对象，决定了由孔子创立的儒学的人学性质。文章还从比较的视角揭示了儒学中“人”的存在特性。     

道家生态智慧与深层生态学之契合

道家提倡"万物与我为一"、"物无贵贱"、"自然无为"的哲学思想不断被人类的道德深化所认同,这些具有明显生态维度的伦理思想,与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深层生态学所主张的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生态整体观、尊重自然的生态平等观以及顺应自然的生态实践观高度契合.道家生态伦理思想对现代伦理学的理论突破以及民众生态道德水平的提升具有积极意义.在生态文明型社会的构建中,我们要立足于今天的实践活动,尊重、珍视、挖掘并进一步整合道家生态伦理资源,确立新的生态伦理观,以加快我国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步伐.     

从“权利”到“责任”：生态伦理建构的核心转换

由于受到《大自然的权利》的影响,现代生态伦理的建构主要以权利为核心.权利假定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且权利最大化的倾向容易导致人对自然的破坏.当前的生态伦理建构不能再借助于权利,而要以责任为核心,强调人对自然的无条件的责任.     

马克思与自然的支配——鲍德里亚《生产之镜》批判性解读

青年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一书中,指责马克思的自然观仍然是启蒙观念中的奴役性关系概念,因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基础是征服自然的物质生产。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大写的规律和自然必然性都是这种支配性思维的产物。文章依据对马克思经典文献的科学理解直接回应了鲍德里亚的上述批评,并指认了其误读马克思的根本原因在于将生态伦理中的反人类中心主义畸变为一种本体论话语,他开始走上彻底否定人类对自然的一切改造和利用的道路。     

时代语境中的雷锋精神价值

雷锋精神注重摄纳体现中华文化特质、顺应时代走势的思想理念、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等优良精神质素,在不断调整充实丰富完善中发扬光大,在时代前沿上竖起一座令人敬仰的思想道德丰碑。雷锋精神不仅契合人类文明的共性,而且体现了民族文化的特质;不仅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而且顺应了当今社会大众文化的发展走势,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完美的结合体,呈现出巨大的时代价值和当下意义,对于笃化理想、提升信念具有引领性功能,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导向性作用,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统摄性效力。     

应用伦理学的双重意味

应用伦理学是因应人性的新发展而产生的伦理学新形态。这与我们在传统伦理学意义上讲的应用伦理学是不一样的。后者是一种广义的应用伦理学。由于伦理学本身就内涵了应用的特性,所以不管伦理学有何种形态,都可以成为现实社会生活领域的应用伦理学。在这个意义上,伦理学就意味着应用伦理学。前者是一种狭义上的应用伦理学,由于它内涵了传统伦理学所不具有的新的人性纬度,因而是伦理学的当代形态。这个意义上的应用伦理学则意味着伦理学。     

论韩愈诗伦理建构的双重性

韩愈道德伦理精神的主要内涵是尊王行道和人伦情感,这决定了他的诗歌内涵的丰富性,他的诗作以客观的态度真实地表现了政治历史与道德实践之间、道德与人情之间、人性善与恶之间等错综复杂的悖论性矛盾冲突,形成了伦理建构双重性的特点。     

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涂尔干的公共思想难题

在全球化时代,曾经作为个体或集体认同主要支配模式的宗教和民族主义,似乎已构不成为现代社会政治认同和公民权的牢固基础。因此,在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深入理解涂尔干有关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关系的思考尤为必要。涂尔干的社会思想中蕴含着两大基本主题即“社会如何可能”和“社会学如何可能”,它们又融入于其一生所专注的“根据实证科学方法来考察道德生活事实”之研究中。从整体上观照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问题并基于现代社会中人性神圣性的社会事实,能够从方法论和实质性问题思考的交汇层面充分揭示现代社会团结的基础。按照涂尔干的思想,解决这对矛盾的根本出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厘清法团和公民国家的关系问题,换言之,关键在于阐明有关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关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