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乌思藏萨迦政权及其与蒙古皇室的关系

<正> 解放以来,历史学界对元代藏族史的研究逐渐深入,对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治理以及西藏僧俗人士在元朝朝廷的活动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加深了人们对这一时期西藏与蒙古皇室的关系的认识。韩儒林先生的《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一文,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开创性的代表作。它以大量确凿的史实说明了西藏是元朝版图的一部份,论述了元朝中央政府管理西藏事务的专门机关宣政院及其属下的三个宣慰使司     

1919年甘肃代表团赴藏历史背景述略

1911年甘肃代表团赴藏，使近十年西藏地方和祖国的不正常关系得到初步改善，打破英人利用外交讹诈手段分裂中国西藏的罪恶企图。这一成果的取得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一方面是历，史上形成的根深蒂目的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之间的传统关系和西藏人民爱国统一的“内向”之忱所致，另一方面是在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政府和人民的争取和感召以及西藏团结进步力量的影响下十三世达赖政治态度逐渐“内向”倾斜取得的，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述了甘肃代表团这次赴藏活动的历史背景。     

明代赴藏使者的任选、身份及在边疆治理中的作用

明朝立国之初,视妥善治理西藏地方及其他涉藏地区为边政之要务,以和平羁縻政策作为基本治藏方略,先后派遣诸多朝臣、边卫军官和藏传佛教僧人前往乌思藏、朵甘及河湟洮岷涉藏地区招抚、册封、赏赐当地僧俗首领。由于赴藏使者职责重大,使命艰巨,故朝廷特别注重其身份和地位,在任选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考量标准和惯例,以确保能顺利完成诏命。赴藏使者是明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不仅加强了明朝对西藏地方及其他涉藏地区的有效统治,而且增强了汉藏等各民族间的族际交流和文化认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     

《简明藏族史教程》面世

周毓华、彭陟焱、王玉玲编著的《简明藏族史教程》2005年9月由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全面阐述了从远古时代至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的藏族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首先记述了藏民族从起源到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其次,将藏民族置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进程中,反映了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西藏地方与中原地区各民族间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的历史。因此,该书不仅是一本关于藏民族本身产生、发展的历史书籍,而且也是关于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相互交流、联系的关系史。该书…     

试探清代西藏“摄政”一职的称谓与特点

清朝崛起,入主中原,日趋牢固,边防愈加巩固,清王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治理不断加强,尤其是在涉及国家主权的地区建置.西藏地方行政体制在几经更迭后形成以达赖喇嘛为中心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但这种制度无法回避新立达赖喇嘛由转世到其亲政之前事实上的权力真空的问题.进入18世纪后半期,摄政制度应运而生.直至20世纪前半期,历任摄政共15人.摄政掌政远远超过达赖世系实际掌政时间.摄政作为当时代掌西藏地方最高权威一职,在西藏地方史以及与中央政府关系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和作用.本文根据各类相关文献,对清代西藏地方摄政一职的产生、称谓以及特点等方面进行了挖掘、梳理、探究.     

浅谈西藏与历代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

西藏从元朝开始就正式划入中国版图,西藏从此开始接受历代中央政府的管辖。通过对西藏与历代中央政府隶属关系的研究,可以帮助人们进一步了解西藏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政治制度、宗教制度的形成过程,从中更加清楚看到作为中央政府管辖下的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密切联系以及西藏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与祖国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时也可以看到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和渗透,以及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分裂祖国的西藏“独立”的阴谋活动。     

论明代中央治藏的“贡市羁縻”政策

“贡”和“市”是不同本质的两个范畴,贡赐体现的是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央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互市则是藏汉两地商人(包括国家专营机构)及生产者之间的商品贸易往来,“贡市羁縻”政策是明代中央治藏的财政、商贸政策的合称。明朝对西藏实行的“贡市羁縻”政策,既使西藏地方始终处于中央政权的有效统一管理之下,又有力地促进了藏汉两地经济的繁荣。     

张荫棠治藏的思想资源

晚清时张荫棠在西藏被中央政府委以重任,这一任期虽然短暂,但他对治理西藏提出了一整套方案和设想。张荫棠治藏的思想资源来自四个方面: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国近代变法维新思想、西方现代思想、西藏地方宗教思想。如何协调和平衡这些思想资源,是张荫棠治藏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在晚清边疆危机中,张荫棠主要想运用中国近代变法维新思想和西方现代思想,来改变落后的西藏使之富强,以最终维护国家在西藏地方主权。张荫棠治藏策略中潜藏着内在的思想冲突。     

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前后的历史问题

流亡国外的藏独集团和国际反华势力不尊重西藏历史,肆意歪曲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前后的历史问题。本文通过在国民政府协调下青海派军护送灵童拉木登珠进藏、热振活佛为代表的噶厦政府请求中央政府派大员进藏主持达赖转世事宜、吴忠信察看灵童而后国民政府下令批准拉木登珠为转世灵童、吴忠信主持坐床典礼等一系列历史事实有力论证,国民政府对西藏地方是行使国家主权的,西藏地方在民国时期复杂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下没有突破中央政府主权管辖的大框架。     

西藏银币与清政府治藏

西藏银币是历史上在藏区及其周边地区流通的银币.它的铸造发行时间并不是很长,只有短短的一百多年.但却留下了一份十分丰富而且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西藏银币从产生到消亡都与西藏地方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进行治理的手段和产物.文章就西藏银币的产生背景和发行流通与西藏银币的历史功能进行了论述.     

印度独立以来的边疆治理及成效

独立以来,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稳定、领土的完整、边疆的和谐,印度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文化和社会措施。这些措施也让印度中央政府实现了边疆治理的目标,但是中央政府的边疆治理不仅仅只是实现中央政府的边疆治理目标,边疆地区的反响也是中央政府边疆治理成效的主要反映。而边疆地区对中央政府的边疆治理却有不同的看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中央政府的边疆治理予以认可;另一方面是对中央政府边疆治理的不满。     

民国时期的西陲宣化使公署评述

1935年2月,中央政府为"示怀远而固西陲",西陲宣化使公署应运而生。该公署宣传中央政令、宣慰信教民众、宣达抗日图存之道理,向民众传达了"五族共和"之意,增强了民族自强意识和民众凝聚力。在九世班禅大师的努力之下,西陲宣化使公署为民族团结、巩固边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促进和改善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做出了努力。     

一九一九年甘肃代表团赴藏初探

1919年10月,当时甘肃省地方政府根据中央政府指令派代表团入藏,对僧俗各界人士进行访问,使清末以来西藏地方政府与北京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这次访问对增进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促进反帝斗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就连企图霸占西藏的英帝国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自是中国在拉萨的影响渐大”因此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是很有意义的。近代各帝国主义国家对西藏觊觎已久。十九世纪末期,英帝国主义者多次从印度出兵对我国西藏地区进行武装侵略与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候选拉木登珠1938—1939年间滞留西宁问题探析

1938-1939年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候选拉木登珠被迫滞留西宁,学界多以此事为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牟取私利向西藏噶厦政府勒索钱财所为。但是,相关档案资料显示,此事经历了性质不同的两个阶段:前期中央政府利用在青海觅得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候选之机,通过阻留拉木登珠与西藏噶厦政府进行政治交涉,目的在于改善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客观上为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创造了有利条件;后期马步芳违抗中央命令,扣留拉木登珠,企图借机控制西藏。在其政治阴谋失败后,又对西藏噶厦政府实施敲诈勒索。这一事件反映了民国政府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维护中央政府对西藏主权所做的努力以及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无序状态。     

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失灵的体制性根源及其矫治

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一种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央政府为了确保所制定的多项目标任务能够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就需要建立对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因此,地方政府行为表现与中央政府提供的激励结构直接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方面表现出色,但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表现却不令人满意,其根源就在于中央政府所提供的激励结构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因此,中央政府要想根治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失灵问题,就应该立足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对原有的激励结构进行系统性重构,协调好生态环境保护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之间的关系。     

谢彬与西藏研究述评

谢彬是民国时期边疆史地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撰写的《西藏交涉略史》和《西藏问题》是国内最早专门论述“西藏问题”的系列著作之一。书中以光绪年间以降至1919年间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为主线、分析了清末至民国初年中央政府治藏政策及得失,英国侵略西藏的目的、手段和经过,以及西藏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与英国殖民者的态度变化．指出了“西藏问题”的由来。两书史料丰富,有作者独到的见解．是学术界研究这一时期中英关系和有关“西藏问题”的重要论著。但书中某些提法值得商榷。     

论嘉庆帝治理西藏

嘉庆帝执政期间,在西藏整肃吏治,坚决贯彻各项成章,殚精竭虑,宵旰图治,为进一步巩固自清政权入关以来的治藏成果和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隶属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昧于世界大势,加上国力的限制,嘉庆帝在西藏边境上采取了“置之不问”的闭关主义对外政策和“慎重”的单纯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导致西藏藩篱不保,给中国的西南边防留下了隐患。     

清初驻藏大臣统领清军及其体系

清初设立驻藏大臣并统领清军的制度,是清政府在治藏方面高于“怀柔”政策的重大举措。清初通过在向西藏派设驻藏大臣、派兵驻藏的举措或加强或减弱的变化中,逐渐认识到驻藏大臣统领清军及其制度对于维护西藏稳定和国家统一极具重要的作用,从而加强和完善了这一制度及体系。驻藏大臣乃皇帝钦差,是总理西藏地方一切事务之大臣,代表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行使权力。驻藏清兵军事、藏军操练以及维持地方安宁等,事无巨细,均受驻藏大臣统领和管理。研究清初以来驻藏大臣统领清军的制度及其体系,表明清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制度具有多层次性和丰富性,是历代中央王朝对西藏行使主权的继承和发展。这一研究弥补以往之不足,且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论我国特别行政区政府权力配置体系的特殊性及其启示

特别行政区自回归后保持了繁荣与稳定,通过对特别行政区政府权力配置体系的透视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央政府与特别行政区政府之间是一种新型中央一地方府际关系,这种和谐关系的原因是在"一国两制"下中央政府赋予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高度自治权.文章通过分析我国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在权力配置上的特殊性,试图总结出在特殊环境背景下的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治理的多元化格局的规律和趋势,从而为我国行政改革与发展探寻出一些新的思路与走向.     

晚清驻藏官员李福林事迹探论

李福林生于西藏，出身汉藏通婚家庭。从1890-1910年间，他从马兵开始，一路升至把总、都司、游击等职，屡获驻藏大臣升泰、文海、裕钢、有泰、联豫等任用或赏识。有泰在日记中对李福林有较多记述，他是一位“知藏”官员，擅长办理西藏地方具体事务，亦颇会处理与驻藏大臣的关系。在查办藏事大臣张荫棠参劾有泰等驻藏官员案中，李福林因“知藏”而免于严厉惩罚。但是，在宣统元年西藏地方因派遣川军赴藏问题与清朝中央政府发生冲突时，李福林在其中的行为，被赵尔丰认为可疑，联豫指他为“内奸”，最终受到清廷“回川监禁”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