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惩奸中的财产刑运用

肃奸、惩奸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重要政治活动之一;战后,惩奸作为战争遗留问题,其意义不仅在于惩戒邪恶与民族气节之保持,亦关系政府威信树立与民心向背。战后政治态势与舆论监督、经济利益共同促使国民政府将惩奸工作纳入政治进程。其对汉奸的惩处主要包括刑罚与财产没收两种途径。汉奸犯罪特殊性决定惩奸中财产刑运用既不同于普通刑法上之一般没收,亦与特别没收存有差异。国民政府惩奸中对刑法财产刑的借用与适度调适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法律使用问题,但囿于实践中存有瑕疵,亦引起社会各界非议,进而影响最终惩奸效果。     

战后审奸中的派系之争与司法混乱:以青岛丁敬臣案为例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肃奸运动。青岛市政府利用伪职人员接收后大肆收取贿赂,使得"经济汉奸"丁敬臣逍遥法外。而国民党内部另一利益集团却以报刊为重要工具,操纵舆论给予司法部门极大压力,与市长李先良为首的保丁派展开政治博弈。而后丁敬臣被上诉到山东高等法院审判,在司法党化且法制体系日益混乱的大背景下,检察官纵情轻判,肆意解释惩奸条文。"丁敬臣汉奸案"折射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争夺与重建国家秩序的无力,而司法漏洞恰好给政治操控提供了便利。     

抗日战争与国民党惩肃汉奸运动

抗日战争使“汉奸”作为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反例而大量涌现。国民党在战时和战后实施了各种各样的政策，对汉奸进行严惩，并借肃奸，辅助战勤，排除异己，组织社会，增加收入。惩办措施也经历了由战时行政军事机关的特别制裁，向战后司法检察机关审判刑罚过渡的过程。然而，在惩办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政策的合法性尚需做细致分析；其次，政府往往忽略政策涉及对象可能合法的权利，从而有失公正。国民党的一系列惩肃汉奸运动，不仅远未实现整合战后社会的初衷，反而更加速了社会的分崩离析。     

责任铸就金色盾牌

新中国成立60周年来,黄山市各级公安机关,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中见证着祖国成长壮大、走向繁荣富强：解放初期的剿匪反霸、防奸肃特,建立新的治安秩序：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镇反、肃反、强化治安管理,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保卫改革开放顺利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秩序,全市公安机关都始终坚持在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     

侨商胡文虎何以被厦门记者公会检举“媚敌”

抗战胜利后,厦门记者公会因职员选举发生纠纷。由于纠纷双方明显的派系色彩,导致记者公会纠纷迅速演变为厦门地方中统与军统在新闻界的暗斗,并以记者公会与《星光日报》的矛盾激化表现出来。为了打击《星光日报》,厦门地方军统以自身在"肃奸"方面的便利条件,借抗战期间胡文虎的"东京之行",在军统背景报社控制下的记者公会作出了"检举胡文虎媚敌"的决议。     

清代犯奸案件的审理依据及原则——基于司法判例的考察

清代的犯奸罪主要指的是强奸与和奸,这其中又可分为亲属相奸、同性相奸、强奸幼女、僧道犯奸、职官犯奸等多种特殊情况.文章结合《大清律例》的相关条文以及《刑案汇览》中的具体案例,主要从清代关于犯奸罪的立法与司法的技术层面出发,详细分析审理犯奸案件过程中所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一、被害人年龄对犯奸罪定罪量刑的影响;二、犯奸罪中认定的加重情节;三、同性相奸的处理;四、被害人自身节操对判决的影响;五、服制关系在审理亲属相好案件中的法律地位:六、特殊身份相奸的处理方式与原则.     

元代法律对后世的影响——以盗罪与奸罪为例

元代为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表现之一就是出现了不少影响后世的新罪名。像传统盗罪衍生出的掏摸与白昼抢夺,传统奸罪衍生出的刁奸与欺奸,均从元代才开始出现,由此产生了不少相关判例与法律解释。这些罪名在当时的法律文献中常有单独篇目,如掏摸与白昼抢夺在《元典章》"刑部·诸盗"篇中列有专目,欺奸在"刑部·诸奸"篇中亦有专目,刁奸虽无专目,但在元后期颁行的《至正条格》中至少有六个条目。元代有关盗罪与奸罪的司法实践,直接影响到以后明清的相关立法。     

论毛泽东在肃AB团问题上发生错误的原因

从1930年5月开始,在赣西南党内、革命队伍内部开展了一场肃AB团运动,肃出了大量的所谓AB团分子,有的被处决,有的被关押,赣西南党政机关出现了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在10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直接领导了这场唯心主义的肃AB团运动。 一 在1930年6—9月的一段时间里,前委书记毛泽东一直率领红军“从汀洲向长沙”以及第二次攻打长沙的紧张战斗之中,没有过问肃AB团的问题。当一方面军撤围长沙返赣于10月4日攻克吉安后,毛泽东在过问地方工作的时候,发现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中肃出来的AB团竟占全部人员的四分之一。对此,他没有提出任何疑义,甚至坚信AB团的存在,确信赣西南     

"《唐律疏议·户婚》无死刑"辨正

《唐律疏议·户婚》中无死刑适用,自清末沈家本始已成为学界共识.户婚律中律文字面虽无绞、斩出现,但出现了"以奸论",即亲属共婚比照亲属相奸处刑.按《唐律疏议·名例》亲属共婚同于亲属相奸真犯.亲属相奸在杂律中是有死刑适用的,故亲属共婚当有死刑适用.     

何叔衡在苏区反贪肃腐的特点及其启示

何叔衡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家。1931年秋，他从上海进人中央苏区，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任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部代理部长和中央政府临时最高法庭主审，直接领导了苏区的反贪肃腐工作。在这期间，他深谋远虑，身体力行，创造性开展工作，不仅在当时沉重地打击了贪污腐败分子，为巩固苏维埃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至今还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综观何叔衡的反贪肃腐实践，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把反贪肃腐工作摆在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高度来抓。当时的苏区，红色政权刚建立不久，又处在帝国主义…     

“婚内强奸”的伦理思考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丈夫违背妻子意志使用暴力手段强行与妻子进行性行为是否构成强奸罪?!本文通过对"婚内无奸"、"丈夫豁免"的语义和历史考察,揭示了"婚内无奸"的社会基础业已丧失,"婚内有奸"观念已悄然确立,进而论证了婚内性暴力的反理性、反文明性、反道德性和违法性.     

唐代剑南西川分立原因探析

本文从安史之乱以后,玄宗、肃宗父子间争权夺位这一角度论述了西川从原剑南节度分立之原因.玄宗肃宗父子斗争的结果,是肃宗取得主动权,从而直接促成了剑南分立为东西二川.     

康乾平叛战争与肃州城镇经济的发展

肃州是清初我国西北因战争而繁荣起来的典型城市。基于辟邻蒙古“准噶尔”部的特殊地理位置,清初,这里不仅是西北边防重镇和交通枢纽,而且边贸繁盛并因此出现了著名的康乾“肃州贸易”,使肃州成长为当时西北“边陲一大商埠”,推动了肃州城镇规模的扩大和地方经济的繁荣。但乾隆二十三年后,随着“平定准噶尔叛乱”的结束,肃州开始内附,其地位的下降导致城镇经济发展的回落。     

试析封建刑法奸非罪的伦理学基础

在封建社会中,＂奸＂的含义是指发生在婚姻外的性关系。以唐律为代表的封建刑法在惩治非法性交的＂奸非罪＂中对＂奸＂采用了同样的理解,其伦理基础是封建社会推崇的男尊女卑、夫为妻纲和片面要求女性遵守的贞节观。男女、夫妻在社会和家庭中地位的不平等决定了妻子必须绝对尊重和服从丈夫。贞节观则意味着女性在婚前要守童贞,婚后要保持对丈夫的忠诚,从一而终。     

冯梦龙戏曲改编理论初探

冯梦龙在戏曲创作和改编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通过丰富的艺术实践,明确树立了“情节可观”和“不甚奸律”两条原则,建立起较为系统的戏曲改编理论。他的戏曲改编思想论和戏曲改编艺术论的建立,为以后中国戏曲理论的逐步成熟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解放战争中的吉林第三条战线概述

第三条战线是国共两党在情报领域的斗争和较量 ,在吉林解放区 ,尤以反奸锄特斗争为典型。 1 94 6年以后 ,国民党为了配合军事行动 ,特务活动猖獗 ,加紧对我解放区进行破坏。吉林解放区各省委在东北局领导下 ,发动群众 ,锄特反奸 ,取得了最终胜利     

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团结协作，开拓创新

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团结协作，开拓创新宋照肃一年来，省社科联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努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王夫之论安史之乱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唐代历史的转折点——安史之乱有着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居重驭轻"、"不专委边将之任"的改变是安禄山起兵的重要原因,玄宗、肃宗之间的关系影响了肃宗的平叛计策,又进一步影响了叛乱的平定,在回纥的威胁下,唐代宗最后与安史降将妥协而结束了安史之乱。     

明初惩贪肃贿法制的历史考察与借鉴

考察明初惩贪肃贿的做法,从立法方面看,惩贪之法地位明显突出,惩贪之法不仅繁多,而且细密;量刑严厉,措施有力。从执法方面看,一是有贪必肃,雷厉风行;二是设立了严密、繁复的监察机构。明初惩贪肃贿的借鉴在于:其一,在法规建设方面应制定一部统一、完备的《监督法》、《举报法》、《新闻法》。其二,在制度建设方面,应提高各级检察机关的地位,并赋予其更大的权力。其三,应大力加强人大的监督职能,发挥其最高权力机关应有的权威。     

成为“诗人”,成为“女诗人”——以郑允端《肃雝集》的编、刊、评为中心

基于《肃雝集》及相关选本和评论所构成的文本空间，从书籍史、阅读史的视角观察，发现从晚宋到元末，由于系列相关因素的变化，女性从事创作逐渐为社会观念接纳，通过拥有诗集，郑允端获得“诗人”身份。《肃雝集》在明代中期付梓，并持续被选入女性诗文总集刊行，郑允端在其时开始建构的女性诗史中获得地位。关于郑诗的既有评价存在偏差，缘于性别因素遮蔽了这样的事实：《肃雝集》的风貌与一般元诗潮流相吻合；独立于主流写作传统的女性写作传统及其批评体系至少在当时尚未建构形成；《肃雝集》编纂刊行、传播批评的过程，反映了宋元以来近世诗歌世俗化、通俗化趋向；折射出明清时期主流文学观念、启蒙思潮和大众文化共存的多元文化格局；凸显了印刷出版因素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