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宋之际北府地域学术群体之兴起及其学术文化风尚(上)

晋宋之际,随着军政局势的变化,北府兵势力不断强大,成为推动晋宋变革的重要社会力量。与此同时,以京口为中心的北府地域学者早在晋孝武时期已受到重视,自刘裕掌权,特别是刘宋建国后,北府地域学人数量明显增长,出现了一些影响较大的代表性人物。可以说,晋宋之际学术史上出现了一个京口地域学术群体,并对南朝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北府地域学者不仅在地域上,而且在社会阶层上与北府尚武次等士族基本一致,或与刘宋皇族与勋贵联姻,或参与东晋末北府集团起事,有的则为北府勋贵之后。因此,可以说京口地域学者群体之兴起与北府勋贵集团之得势存有关联。京口学术群体代表人物普遍崇尚儒学,学风较为保守,并有倾向隐逸的特征,这与其所处之地域、社会阶层和学术传授等特点密切相关。晋宋之际北府儒者之兴起,还与当时门阀政治式微、皇权强化的政治变革有关。     

庐陵王刘义真之死与刘宋初期之政局——从一个侧面透视晋宋之际士族与寒门的斗争

424年,刘裕安排的顾命大臣先后废杀庐陵王刘义真和少帝刘义符,造成了刘宋初年的政局动荡.在顾命集团"废昏立明"的政治借口下,隐藏着刘宋初期统治集团中士族与寒门的激烈斗争.顾命大臣的主要人物如徐羡之、傅亮、檀道济等,皆出自"次等士族",在文化上则未充分玄化,非名士阶层,这在东晋以来的士族文化风气中自然遭受鄙视.晋宋易代,他们追随刘裕,参与造宋,因而位列宰臣,为士族社会所不满.刘裕次子刘义真为当时皇族子弟中受士族文化熏陶最深之人物,与高门士族中任诞清流名士代表谢灵运、颜延之等以文义相交,而谢灵运等则借助刘义真的夺嫡之势,形成一个对抗顾命集团的政治集团.刘裕死后,刘义真及其集团人物皆被贬斥,他们自然颇有怨言,因而受到"构扇异同"、图谋不轨的政治攻击,此乃刘义真之死的根本原因.     

论东晋南朝琅邪颜氏代表人物的政治行迹及其门风特征

作为魏晋以来的典型"小族",琅邪颜氏家族人物主要以学术文化显名,其政治地位并不显赫,但在中古政治、社会变化的关键时刻,尤其是两晋之交和晋宋之际,琅邪颜氏家族人物在政治上则较为活跃.两晋之际,颜含先后依附司马越和司马睿,使其家族得以顺利南迁江左,政治地位得以提升;晋宋之际,颜延之一度积极进取.体现了皇权政治恢复时士族社会的政治诉求;颜竣、颜师伯则处在南朝皇权专治局势下,其荣辱存亡取决于帝王的意愿.琅邪颜氏家族相关人物的政治活动和处境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晋南朝以来士族门阀政治势力和皇权之间的消长变化.     

刘裕北伐后秦与士族文人的转变

北伐后秦,是刘裕代晋建宋的最后准备,除却建构取信朝野的疆场功勋以外,刘裕在文化层面上也为禅代做了诸多准备。研究者多从军事与政治的层面加以关注,而对于其在文化层面的影响则鲜有论及。历经北伐后秦,士族文人逐渐由门阀政治的操控者演变成了皇权政治的臣服者,同时也由文化的主导者转变成了皇权体制下的御用文人,士风与文风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士族文人是晋宋之际文化发展的主要代表,其士风与文风的转变体现了晋宋政治文化变革的基本规律,也预示了刘宋乃至整个文人士大夫的基本走向。     

论东晋孝武帝、司马道子之重用宗室、寒士与寒人

由于高门士族的衰弱,东晋孝武帝时期一度皇权强化。为巩固皇族的执政地位,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不断起用宗室人物、士族社会中门第较低的儒学寒士,甚至大力拔擢门寒地微的寒人。以上几类政治群体,对皇权具有一定依赖性,而对高门势族则有抵触,特别是社会基础薄弱的寒人,他们甘于充当皇权与皇族的政治附庸与工具,肆意攻击士族,加剧了皇族的乱政。新的政治势力与群体的出现及其相关政治举措,预示着晋宋之际社会变革的某些趋向,成为南朝政治的先声。     

论晋宋之际谯国戴氏家族之门风与文化——以戴逵为中心的研究

谯国戴氏自两晋之际南徙,侨居于南徐州地区之丹徒,东晋中期有支系再徙居浙东剡县。根据其家族相关人物仕宦与婚姻等情况推测,谯国戴氏门第当属于士族社会之中下层,且家族支属不繁、人数不众,是士族社会中典型的"小族"之代表。晋宋之际,其家族人物戴逯加入北府军团,"以武勇称",戴逵父子则以隐逸著名,一度提升了其家族的声誉。戴逵与其子戴勃、戴颙"一门隐遁",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隐逸世家,戴逵、戴颙以"通隐"交结士族上层,体现出当时隐逸风气的变化。不仅如此,戴逵父子还有文学艺术、儒学思想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在音乐、绘画、雕塑等方面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其儒学根底则决定他的思想特质及其对待佛教的态度。     

当代学术要从求是与致用对立申走出

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书中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展示了清末民初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精彩画卷,通过回顾“章太炎在‘求是与致用’之间的抉择．胡适之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徘徊”,揭示了那个时代学者们的人生焦虑状态。在陈平原看来“实事求是”与“经世致用”,是传统学术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思路或学术宗旨,此种不同的学术追求及其对这不同学术追求的辨析,迄自先秦,“但真正标榜并实践儒家经世之学的,当推明清之际诸大儒;而把求是之学推到极致的,则是随之而来的乾嘉学派。清代学者谈求是与致用。态度都较决绝;到了晚清,求是与致用之争更演变成了既含学派又含政术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对整个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至今未消除。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是非之争,更多的是体现适应传统变革要求以及面对西方思想文化冲击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这是一个寻求政学分途而又需要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时代。”     

政治生态变迁与春秋文作家群体社会阶层演化

春秋时期政治生态经历了一个由"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向"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渐次变迁的过程,从而完成由王权政治向霸权(君权)政治、族权政治、庶人政治的变革。这种变革的基本内涵之一就是政治文化由贵族精英主导的礼治型向庶民草根参与的民本型转变,这自然会引发作家群体社会阶层分布不断由贵族向庶人的演化。春秋文作家群体除了国君、卿、大夫这些上层贵族之外,新出现士、平民阶层,甚至乡人、野人等社会下层人物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主体。春秋时期各个历史阶段的创作主体又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前期周天子依然可以通过策命诸侯方式来行使"王权",王室、公室卿事寮与太史寮作家群体比例严重失调;中期国君成为创作的重要主体之一,社会阶层开始向"卿族"转化;后期"卿大夫"阶层成为创作主体,"士"阶层作家群体逐步形成;晚期"家臣"作家群体开始形成,"士大夫"职业化作家群体开始出现。     

学术发展环境与学术出版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一个时代的学术的发展与学术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在去年的发言中曾提到学术发展环境问题,当时没有机会细说。这次会上,我主要谈谈学术发展的环境问题。我以为,学术发展的环境,主要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国际环境、文化环境。一、学术发展的政治环境讨论学术与政治环境的关系是一个十分敏感和复杂的问题,很难说清楚。学术研究是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要讲理性、讲科学性。学者在研究中要有独立性。学术与政治的不分或者学者在学术研究上看“风”使舵,是学术的悲哀,政治的悲哀,时代的悲哀。徐思彦主编讲述1963年…     

刘裕、刘毅之争与晋宋变革

东晋安帝时期,新兴的北府兵武将势力崛起,其代表人物刘裕与刘毅驱逐桓玄、恢复东晋,控制了东晋内外军政。但二人之间很快展开了新一轮权力争夺,成为义熙年间军政斗争的主角。以往人们将其斗争归之于二人的个性品格,或说刘毅"刚愎",或说刘裕"猜忌",于是争权夺利,最终导致兵戎相见。这只是一般的表面现象。刘毅与刘裕一样,出自京口崇尚武力的次等士族,他在桓玄篡晋后,协助刘裕起兵,功勋卓著,其地位仅次于刘裕,有"次相"、"亚相"之称。不过,刘毅不愿屈服于刘裕,对刘裕任扬州刺史、入京辅政、北伐南燕、争取勋业,多加阻挠,并在相关人事安排上角力;刘裕则反对刘毅西征卢循、在其身边安插亲信,在表面"柔顺"的假象下,实际上严厉限制刘毅势力的发展,最终迫使其谋反,并因此遭到镇压。面对北府兵武将势力的兴起与深刻的社会变革,作为昔日统治者的高门士族阶层企图在北府将领中寻找代理人,刘毅以其学术文化修养和名士化气质,获得了以谢混为代表的高门名士阶层的拥戴,这使得刘毅与刘裕的权力争夺,折射出高门士族与次等士族之间斗争的时代特征。     

嘉道之际山西史地学者的历史地位

在清嘉道之际兴起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山西籍的一些学者成为这个时期史地研究的主力军,在清代学术史上具有传承作用,由此而奠定了其学术地位。本文从清代学术演变,几位山西学者之学术渊源,及其对后世的重大影响几方面做了论述。     

走近学术生成的社会知识背景--王安石学术渊源考中的一种转向

以往学者考察王安石的学术渊源,大体有"个体师承说"和"群体传授说"两种结论.从方法论上讲,依赖"人物交游考"和思想"互证"式的研究来求得以上两种结论,都有其局限性.而调换研究的思维角度,走近"王学"生成的社会知识背景,当不失为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帝、黄帝、黄老与帝道——战国“帝道”说的兴起及其演变

“帝道”说在战国中后期的政治和学术中发生过重要影响，但因为史料比较零散，学界以至于对它的兴起时代、思想渊源及学派归属等问题尚缺乏深入认识。综合考察战国政治与学术发展，可以推断“帝道”说兴起于诸侯相王至秦、齐称帝运动之际的稷下。受稷下学术的影响，它的内容在思想渊源上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分别受到兵家、儒家和黄老道家的深刻影响。在战国后期的演变中，“帝道”说与黄老学派的关系愈加密切，“无为者帝”的内容随着黄老学派“黄帝类型道论和政论”的阐发而不断深化。但“帝道”说仍然不能和黄老学派等同起来，它既不能涵盖黄老学派的全部内容，也未见黄老学者以“帝道”标榜自己的思想理论。     

学术大师与当代学术发展

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来说,古来从事各门学问研究之学者,如要能获得学术大师的称誉,本人自应有较大的学术成就与贡献。除此之外,学术大师还应有一些基本的要求与标准。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里说：＂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     

东汉时期江南士人群体的兴起

江南素有人才荟萃的美誉，士人对江南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从而形成了江南地区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全国经济文化的重心。追溯这一历史过程，起始于东汉时期。江南士人经历了西汉时期的一段沉寂后，随着江南经济日渐发达，文化发展，江南士人群体不断壮大，成为在东汉历史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地域政治团体。在重儒之风的熏染下，江南士人的学术修养日渐加深，取得了相当的学术成就，有著述传世的士人多达二十余人。江南士人群体兴起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原文化的传播，中原官吏的提携，另一方面江南地区经济发展和世家大族的出现，都是江南士人群体在东汉兴起的重要因素。     

宋代学术史上的荆公新学

宋代学术史上的荆公新学吕云飞荆公新学又称“王氏新学”、“临川学派”、“三经之学”、“熙丰之学”，是北宋中叶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派别或学术群体。它因该学派的领袖和创始人王安石是江西临川人，晚年封号“荆国公”，学者称王荆公而得名。冠以“新学”则是北宋时洛学对...     

费孝通治学特色与学术风格

费孝通教授是30年代初中国学术发展转折时期出现的一代学者,他以对中国社会分型式的社区研究,确立了自己鲜明的学术特色,他是本世纪初兴起的以实地研究,开拓中国学术发展新路向中的人们的杰出代表。因此,探索他的治学与学术风格,可以使我们看到中国的学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成为脚踏实地的科学。     

徽学与当代学术

20世纪 80年代后 ,徽学逐渐为国内外学术界所重视。其兴起的原因有多种 ,但与当代学术潮流的走向相吻合 ,是重要的原因。其与当代学术潮流有四个方面的吻合 ,第一是新资料所带来的新学问 ,由于徽州保存了大量的文书和典籍文献 ,使徽学超越了一般地域文化研究的层面 ,成为一门新的学科 ;第二是随着历史学研究的深入 ,地域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而徽州地域文化以其特色和丰富性 ,和宏观研究形成互动 ;第三是 80年代以来 ,随着社会史、经济史等专门领域的拓展 ,民间文化越来越受到关注 ,徽州大量的历史文献反映了民间社会生活情态 ,从而受到学者们的重视 ;第四是当代学术越来越注重学科的交叉和融合 ,徽学已有的成果体现了这样的交叉 ,显示了广阔的学术空间。     

论两晋之际清崔姻亲集团思想文化性格

清河崔氏汉魏之际起家 ,与范阳卢氏、中山刘氏等河北士族联姻 ,形成两晋之际很有影响的河北家族集团。该集团学术上直接继承汉末郑玄经学和卢植经学 ,保持着汉魏以来的思想文化传统 ,政治上拥护礼法之治的政治路线 ,积极事功 ,以天下国家为己任。魏晋时期其受玄风的影响 ,追慕时代新思潮 ,但经西晋永嘉之乱后 ,与河南玄学名士集团分道扬镳 ,重返传统儒学礼法思想。     

论北齐高俨政变

北齐后期发生的琅琊王政变根源于武成帝生前所布置下的政治格局中隐含的权力、利益不均衡,在政变过程中,恩亻幸、宗室、勋贵人物都有参与,体现了北齐内部错综复杂的政治矛盾。政变不仅导致了高俨及其亲信的被杀,也为随后的北齐内部政治斗争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