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能力的研究

改革开放30多年,农民工的规模已经高达1.5亿,其中"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到60%,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与其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毕业后即流入城市,缺乏务农经验,留城意愿强烈,但融入城市的能力严重不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界定为两层含义:搜寻并保有一份稳定工作的能力,构筑融入城市的经济基础;接受并身体力行城市生活理念,不被城市排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最终要落脚在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上.     

关于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相关问题的分析

16～30岁之间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逐步占据中国农民工队伍的主体.无论是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自身需求,还是出于城市发展需要,都有必要逐步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安家落户.要在提高认识、开展试点的同时,对农民工开展相应培训,并满足其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需求,推动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社会融合.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社会认同考量

社会认同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中至关重要.相比较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务农经历、教育程度、职业期望、物质和精神要求、市民化意愿等方面有鲜明的群体特征.但目前社会认同困境阻碍着他们的市民化进程,主要表现为制度制约、自身地位制约、社会关系网络制约等.摆脱这一困境,需要政府创造良好环境,城市居民宽容接纳,新生代农民工积极提高自身素质及劳动技能等.只有达到了身份认同、城市认同和自我认同相统一,他们在城市才能感受到“主人翁”归属感,从而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     

农民工城市融合理论述评

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研究的文献进行了归纳和整理,发现研究农民工城市融合的文献主要有社会认同、社会比较、社会角色、文化适应四种视角,进一步探讨四种视角的优缺点,并引入社会空间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基于道德心理学的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主体,具有不同于上一代农民工表征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更多地表现为社会文化问题。应以主体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最终目的,通过实施道德矫治,以期增强新生代农民的道德主体意识,使其行为与社会保持协调,促进主体角色转型,最终融入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研究

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正在成为我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有明显的代际差异,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对于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全国性的调查数据,在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归属感进行描述性分析基础上,从个体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融合因素三个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归属感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研究。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总体上对所在城市有着较强的归属感。其中,本地务工年限、劳动时间、住房性质、本地人是否歧视、对本地话的掌握程度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归属感有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城市归属感有明显的代际差异。因此,应该从合理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时间、采取多种渠道改善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消除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歧视、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学习方言的积极性等几个方面采取措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提升,积极推进人的城镇化进程。     

论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目前,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其所显示的主要特征开始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整体上的重要特征。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其特征主要表现为:第一,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第二,消费观念更加开放;第三,生活目标明显转移;第四,生活方式差别显著;第五,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这些特点,对于理解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发展变化以及提出相应的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对策建议是十分重要的。     

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的有效机制构建

受城乡二元社会制度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市民化进程包括农民的城市进入和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两个阶段。目前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已经解除,但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还受到种种因素制约,很多农民工因而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必须创新城乡统筹发展机制,将农民工市民化纳入社会整体发展框架;创新就业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城市进入;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城市融入;创新农村土地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农村退出。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个人资本问题的研究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融入城市的历史机遇,但该群体较低的个人资本水平却不足以支撑其融入城市的行为选择。个人资本框架体系分为物质资本和非物质资本两个类别,其中物质资本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和设备等经济资本,非物质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个人资本框架体系中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能够向经济资本转化。通过克服其在消费上的短视提升物质资本水平,通过拓展社交网络重构微观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本,通过制度援助提高宏观的社会资本水平,从而提升其城市融入的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基于传播社会学的视角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因素和障碍有很多,大众传媒也日益发挥着重要影响。现有研究过多地关注大众传媒对于农民工影响的表层效果,而忽视了对于适应过程的意义建构与生活实践的理解。本文提出,由于城市适应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多变量的综合概念,因此有必要从系统的角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全景式要素进行研究,并意欲从关注其进城前后受大众传媒包括新媒体影响的各种城市适应指标变化状况出发,来展现并解释和理解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与生存实践这一过程事件。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困境及对策分析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日渐成为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为中国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我们的城市目前还没有完全接纳他们的条件和能力。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局限性也使得他们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困难重重。从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特征等方面,全面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并试图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接纳与融合：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路径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进城务工的青年农民,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具有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但受目前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他们的城市融入仍然面临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一是要消除体制壁垒,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提供制度保障;二是推进城乡联动改革,保障农民工的各项基本权益;三是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使新生代农民工公平分享改革成果;四是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五是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营造理解、尊重、关爱农民工的社会氛围等。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及其政策设计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我国城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用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选择重庆制造业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从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制度融入、文化心理融入四个维度来分析中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政策需求优先序。分析表明,新时期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关键是要把以人为本、公平对待、一视同仁作为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以稳步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为方向。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文化融入现状及路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日渐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受教育水平较高,思想活跃开放,渴望融入城市,但是制度的壁垒和文化的差距使他们产生城市"边缘人"的心理困惑。城市融入更为根本的是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入。文化融入是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的根本标志和重要切入口。通过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文化融入的现实困境和主客观诉求,探讨解决其文化生活匮乏的长效机制和现实路径,发挥文化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意识养成、价值理念塑造、文明素质提升等方面的桥梁作用,将为新生代农民工实现文化融入和城市适应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和社会氛围,将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农民工城市融合:概念厘定与理论阐释

社会融合自产生以来,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没有达成一致认同、模糊不清的概念。维度标准划分的多元性、交叉性,导致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合的概念表述也存在界定模糊、缺乏针对性等缺陷。通过研究国内外学者关于外来移民社会融合概念的基本内涵,对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合概念的界定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选用城市融合来描述中国农民工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并融入城市生活的这一过程更为贴切、合理、有针对性;保留自身一些良好的传统秉性,同时也积极适应新的城市文化,应该是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合理道路;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就是农民工在享有平等权的基础上与城市居民、城市文化相互适应的过程。     

新生代农民工的归属感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90后那些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他们对农业生产活动并不熟悉,对农村生活也日渐陌生。进城务工之后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就业经历与城市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意识和行为看起来已接近于城市人,但实际上他们的思想认识、文化教育、社会关系等都与城市人口有很大差别。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多的涌入城市社会,解决他们的归属感问题变得就更为重要。因为这不仅可以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也可以促进社会更加和谐的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机制构建

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社区存在经济融入难、政治参与难、社会保障难等问题,这些问题牵动着城市发展的神经。要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难问题,需要建立以社区为平台的就业机制、城市社区准入参与机制、城市社区保障机制的三管齐下机制,使他们不再是城市化的"边缘人"而真正融入城市社区。     

两栖与三栖的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出现了两栖和三栖的新格局。国家制度是强迫性的制约因素,自身因素是自我调适的主动性因素,农村既存的利益是现实利益性因素。这种生活状态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为半城市化状态的新生代农民工找到了一条城市化的过渡形态;消极影响是给城市和农村管理带来困难,给流入地增加了社会风险,且不利于农村土地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一些学者提出的让农民卖地进城的方案应该从长计议。当务之急是给予农民平等的公民权,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两栖与三栖生活作准备。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一个文献综述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问题向来是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热点,而近年来传播学者的关注也给这个议题注入了许多传播要素。以传播社会学的视角,将大众传媒等传播要素介入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社会学研究中去考量,并将之纳入到"从个体到社会"的全景式理论框架,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进入城市后的生存轨迹和发展逻辑,以期由小到大地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研究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归纳和梳理。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会工作介入探讨

社会工作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中具有重要作用,不仅能够协助和配合政府开展服务,还可以弥补行政力量的不足。个案、小组和社区工作可以有效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危机调适、提升人力资本、扩大社会支持网络、引导其利用社会网络资源、改善和调适其与城市社会环境的关系、倡导政府消除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政策和制度障碍,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和城市社会,进而减少社会冲突、促进社会整合、增进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