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变雅"作者群的理想人格

以家父和寺人孟子为代表的"变雅"作者群,是西周末期各种社会矛盾总爆发前夕,从贵族中分化出来的一个特定阶层.他们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使他们以诗歌为手段,对以周天子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和批判,由此而走上了时代政治、思想的前列,并展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的理想人格:忠贞无畏、正气直节以及道德精神的自觉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中国历史上广受崇敬的志士仁人,在道德精神和理想人格方面与这个作者群有着诸多联系,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视为他们为前驱.这个作者群的道德精神和人格理想,不但赋予诗歌以全新的内容,使之具有新的时代观念特征,从而促进了文学领域思想观念的提升,而且对推动我国伦理道德和文化思想的发展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魔幻现实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尝试——谈《百年孤独》与《受活》

我国当代文坛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就深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开启了诸多作家的思路,使他们得以突破固有现实主义的创作模式。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受活》在大胆的想象、荒诞的情节上主要是受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启发。本文试图对《百年孤独》和《受活》的文本内容、创作手法、艺术特征进行比较对照,意在寻找出《百年孤独》从文本到作家的创作观念对《受活》的影响。立足于中国本土,以地方文化特征为创作土壤的《受活》是当代魔幻现实主义中国化的尝试之作。     

革命历史小说中时代精神的历史痕迹

革命历史小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创造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历史观(革命史观),以政治为中心以及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是时代精神在革命历史小说中留下的深刻的历史痕迹.在那个乾坤倒转、人民翻身得解放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本身即融入了阶级观念、革命观念.作为处于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作家,李英儒、冯德英等不能违背时代主流,跳出生活圈子进行创作.因此,他们的文学作品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忠实地再现了以"革命"和"阶级"论英雄的时代特色.     

近代科学与价值分离的合理性分析

由近代科学革命引发的科学与价值的分离,通常被视做两种科学、两种文化对峙和分野的滥觞而为人诟病.然而,科学价值中性的观念是个历史范畴,我们不应该用如今处于强势地位的科学观,对照审查17世纪尚未立足并深受排挤和威胁的科学.本文着力分析了在17世纪具体科学语境中,科学与价值分离的合理性.     

20世纪主导人类发展的文化观念(之二)——站在世纪门槛上的思想家

在他们身后留下的是探索者的足迹和一连串导致社会、文化革命的观念和问题。他们站在了世纪的门槛上,微笑着向我们描述未来,他们是上苍遣往人间的先知,20世纪用动荡的历史刻下了他们的名字：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     

瞿秋白文艺大众化思想探析

瞿秋白在30年代大众语运动中,提出了新的文学革命的主张,要求从五四白话中超越出来,建立真正的大众语.虽然他的文艺理论主张今天看来远远超越了时代的实际需要,但他在这场运动中有效地宣传了以阶级论为内容的社会革命的思想,借言语问题强化了人们的阶级意识,语言工具的论争,本质上转化为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念的宣传,论争本身的科学性,其实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通过彰显群众观念、人民观念,获得道德上、舆论上的有利地位.这次运动在精神谱系上与20年代的革命文学主张,以及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的<讲话>是完全一致的,在党的文艺理论谱系里居于重要的过渡地位.     

从前期《小说月报》看清末民初小说观念的演变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古代的小说观念在不断地流变,在清末民初这个社会多变时期,小说观念的演变尤其突出。本文以前期《小说月报》(1910—1920)为例,通过具体考察它对小说的理解,对小说栏名称调整的用意以及对言情小说认识,来审视、解读清末民初小说观念的演变。     

重释“大我”与“人”的观念——从郭沫若、贺敬之诗中的“大我”形象谈起

郭沫若和贺敬之同为 2 0世纪中国文坛的著名诗人 ,他们的诗代表了“五四”时期和建国初期抒情诗的最高成就。在他们的代表诗作中都有一个“大我”形象 ,但二者内涵不同。郭沫若的“大我”体现了“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想和完美的人格特性 ,贺敬之的“大我”显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改天换地之豪情。两个“大我”形象折射了不同时代不同的“人”的观念     

意识形态维度的开启:重估李达所译的《唯物史观解说》

唯物史观的两种解释——改良论与革命论,曾经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李达所译的《唯物史观解说》另辟蹊径,在这两种解释之外详细论证了意识形态维度的重要性.作为本书译者的李达深受这种解释的影响,而该影响不仅体现在他关于唯物史观的独特立场上,还体现在他的其他理论学说和教育实践活动中.     

“民族风格”的建构和英雄的“革命”传奇——论《林海雪原》的古典浪漫的民间叙事

作为20世纪50年代的红色经典,《林海雪原》的"民族风格"和"传统色彩"是作品较为突出的文本特征,与此同时,作品以"传奇"来言说"革命"与"英雄"的时代文学烙印也是显而易见的。本文拟以浪漫主义文学为观照视域,在关注作品古典浪漫的民间叙事品格的同时,将《林海雪原》的"民族风格"与"革命"话语的融合、冲突做一些细致的分析。     

史论是现代史学的灵魂

20世纪是历史学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巨大发展的历史时代.在这个世纪中,一方面,人们的历史视界急剧地扩大了,另一方面,先进的史家们更已掌握和运用了愈来愈多的比较科学和合理的理论与方法,从而使他们的史论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使史学发生了从印象主义的经验史学到理性主义的科学史学的重大转变.在这场深刻的史学革命中,20世纪的中国史学,同样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特别是自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传入中国史学界以后,一种以史论为灵魂的新史学中国的现代史学更已愈益成为了本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强势潮流这同20世纪世界史学革命的基本方向无疑是完全一致的.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红旗歌谣》与知青文学的同构性

20世纪中期，中国大地上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盛行，《红旗歌谣》和知青文学反映的正是这样一个时代。在《红旗歌谣》和知青文学自然主题的作品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它们一道共同的风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是它们高扬的时代主旋律；反生态、自然审美的缺席是它们共同的特征；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受着同样理念的支配。     

试论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革命

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曾经经历了一场“史学革命”.这场“史学革命”,涉及方面众多,但主要表现在:形式上,与文学、艺术逐渐分离；内容上,更加注重人类活动和民族风俗；方法上,与法学相结合,追求数据档案的精确,寻求事件发展的因果.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革命,使法国继意大利之后走在了时代前列,在17世纪前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法兰西史学传统.这不仅为法国造就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历史学家,也为法国成为近现代史学大国奠定了基础.这场史学革命,无论对探讨西方史学的科学化途径,还是对考察近现代西方史学的历史进程,其意义都是非凡的.     

《管子》和《韩非子》君臣观比较

《管子》和《韩非子》君臣观念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均主张君臣要明别、有分。其不同表现在《管子》同时主张君臣之间应该讲诚信,认为和谐是君臣关系的最高境界,所以它在要求臣忠君的同时,主张君要以仁义待臣。而《韩非子》则认为君臣之间利益相反,没有感情可言,彼此仅是一种商品交易的关系。这些不同的产生原因首先在于《管子》和《韩非子》中不同的“道”论,其次在于受齐文化和晋文化中固有君臣观念的影响。     

《远游》应确认为屈原作品

自清代学者吴汝纶始,否定<远游>为屈原作品的学术观点一直在学界占上风.这种观点以<远游>中多道家、神仙思想,而屈原一生在楚国,无由得知道家、神仙思想为主要依据.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先后在楚地出土了大量前屈原时代的简帛资料.这些出土文献证明,道家、神仙思想早在屈原以前在楚国就十分流行,且规模相当广泛.因此,屈原作品中有道家、神仙思想意识和观念是合乎逻辑的.表现在<远游>中的仙道意象和意识合乎屈原的生活现实和思想逻辑.因此,<远游>为屈原之作毋庸置疑.     

近代留日学生的革命性——对《浙江潮》编辑群的历史考察

《浙江潮》编辑群是近代中国历史上非常活跃的一个群体。他们在短暂的一年办刊时间里,以期刊为阵地,发表了大量倾向革命的文章,是近代留日学生文本革命的典型。《浙江潮》编辑群的形成具有复杂的历史共性与个性特点,他们的思想在倾向革命的同时,仍有青年人所特有的稚嫩和时代的弱根性。以《浙江潮》编辑群为代表的近代留日学生所掀起的文本革命,具有科学性和国际视野的特点,地域特色鲜明。不仅对辛亥革命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同时对其后的思想解放和革命思潮,均有积极的示范效应。     

文化理论在西方的死亡

自上帝死后,或者说自上帝这个观念被尼采杀死之后,理论界没有什么守恒的观念了。观念被发明,观念被质疑,观念被终结——这就是20世纪理论界的经典叙事。在一个频繁发生观念革命的时代,任何观念很难维持清晰的意义纬度和权威的界定。海德格尔、本雅明、福柯、巴特、德里达等人依次终结了形而上学、(人的)主体性、(文本)意义、同一性、历史连续性、现代性……,这次,轮到理论本身要被终结了。2004年初,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AfterTheory)一书敲响了理论的丧钟。在该书里,作者追忆了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德法国思…     

病态的灵魂 畸形的革命——读鲁迅的《阿Q正传》

《阿Q正传》描绘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阿Q”由于受剥削受压迫而要求革命，但又因为受愚弄受毒害而落后，不能真正觉悟，最后还是被迫害致死。《阿Q正传》的社会意义，正是在于画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国民性，反映了当时国民的愚昧和辛亥革命的不彻底，为革命者研究国情制订革命策略提供了极好的依据。阿Q和一切不朽的文学典型一样，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层次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去接近它，有着自己的发现与发挥，从而构成一部阿Q的接受史，这个过程没有、也不会终结。     

《史记》编纂体例之数的意义

人是历史的存在,所以人对世界的任何理解,都要受其“前理解”的制约。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宇宙论盛行的时代。这个时代凡稍有成就的思想家,都对人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有一形而上学的设想,而这些对世界形而上学的设想,又大都是建立在“天”(大宇宙)、“人”(小宇宙)合一,并统一于“数”的宇宙论的思想框架的基础上。受社会一般知识和思想世界的制约,司马迁提出的“究天人之际”,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当时所流行的神秘数字的绰约身影,其中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史记》体例各部的数。     

朝鲜朝汉语教科书《象院题语》的特殊方位词用法探源

《象院题语》是17世纪由朝鲜朝司译院编撰的汉语教科书,因所处的独特的时代背景,该书不仅反映了17世纪的语言特点,而且还或多或少地残留着元代汉语的因素.现通过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其中所出现的特殊方位词“里”“上”“根前”的语法功能,并从语言接触的角度揭示其“受容-发展-消退”的过程,以期对近代汉语研究提供一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