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后记

本期所收的各篇译文,翻译和校对的工作都出自青年同志之手,其中有三位是青年翻译工作者,其余都是本校世界古代史教师进修班的学员,他们翻译这些古代文献,原是为着配合自己业务学习和论文写作用的;象我们在前一期“世界古代史译文”专号(科学集刊1957年第二期)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一期的各篇译文,本来也不是为着发表,也不是成熟的译     

到光明宽阔的地方去——论“宁信而不顺”

鲁迅的译作从文字表现力和影响力来说，都不及他的其它文学作品，这不得不引起人们对他的一个翻译观——“宁信而不顺”作进一步思考。论述“宁信而不顺”的产生背景及其具体表现，从思维模式角度分析鲁迅提出这种翻译观的原因。     

文革期间的外国文学翻译

人们习惯用“一片空白”来描述革期间的外国学翻译状况。实际上．在此期间学翻译仍然以一种畸形的状态存在着。按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程度，这期间外国学译作的存在形式有三种——公开译作、内部译作和潜在译作。革十年的确是近百年以来外国学翻译的最低潮，但对翻译工作们在这一特别时期所取得的成就也不能完全抹杀。     

亚里斯多德的雅典政制

一政制(The Politeiai)“雅典政制”在亚里斯多德全部著作中的地位,我们是由“尼科马库斯伦理学”那部书的结尾一节中得知的。在论及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福祉的论著中,那部书是第一卷,而“政治论”则是第二卷;在前一部书的篇末(尼科马为斯伦理学”,Ⅹ.Ⅸ.21,23) 提到了后一部书的弁言大旨,其中曾有“政制集编”、“集编的政制”的措辞;据说“政治论”中一般的论及各国的稳定性和种种政制特殊形式的稳定性部分,以及论及政府良否的原因部分(政治论,”卷三至卷六),将以这些政制集编为根据。     

透、精、化——对我国文学翻译理论的思考

1898年,也就是距今约100年前,我国近代翻译家严复(1854～1921)先生在他为《天演论》写的《译例言》中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后人一般都将“信、达、雅”这三个字奉为翻译的标准。我们翻译的好坏,关键在于理解与表达,即对原作的理解和创造译作时的表达,这里既有语言的问题,也有非语言或超语言的问题。所以,我们提出的三个字是:“透、精、化”。即:理解务透,表达务精,成品务化。理解务透——大澈大悟是翻译的第一要素什么叫做透?怎样才能做到大澈大悟?首先,是要求·吃·透。这就要将原作拿来·反·复·阅·读,·反·复·吟·诵。不管…     

学习马克思青年时代的治学精神

从1839年博士论文开始至1847年《哲学的贫困》完成,马克思发表了四十多篇重要论文和著作。它们是马克思思想转变过程和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集中反映,也是一位21岁至29岁的青年,在八年中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结晶。马克思的青年时期,正处在     

《林肯总统葛底斯堡演说词》汉译研究

通过大家的深入探讨,把英语中的一些短小精品琢磨出一份比较理想的译文,一则切磋翻译技巧,二则可向广大汉语读者介绍一些英语名篇,应该说是有意义的事。关于Abraham Lincoln's Gettysburg Address,七八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由云京翻译的《林肯传》先行提供了这篇演说词的译文(下称“云译”,“云译”亦见于八○年出版的《英汉翻译教程》;八一年七、八期合刊的《英语学习》上载有丁晓伦同志对这篇英语演说的分析文章(下称丁文);此后,八三年第五期上海《外国语》杂志又刊登了陈敦全同志对“云译”的商榷意见和他本人的译文(下称“陈文”、“陈译”)。上述这些为我们正确理解和翻译这篇名闻遐迩的演说词作出了可贵的努力。笔者读后获益良多,同时也对某些译法产生一些不同看法,今提出来向原译者和同行请教。为节省篇幅,“云译”、“陈译”等均不再引证,但提供演说词原文还是必要的:     

忠实、通顺、艺术——学习王沂暖教授翻译《格萨尔》的经验

王沂暖教授是藏学界一位著名的老前辈,他从事藏学研究几十年,在佛学及藏族文学、历史等方面都卓有建树。特别是对于伟大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他从五十年代后起,就开始了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工作。他的第一部格萨尔译作《保卫盐海之战》,曾在《青海湖》上发表。十年动乱之后,他更孜孜不倦,辛勤耕耘,在研究和翻译工作上,都做出了     

鲁迅文学译作的副文本探析

作为“正文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副文本”分析对译作的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翻译家鲁迅不仅留给国人大量的译文文本,而且还留有丰富的关于翻译的书信,以及围绕这些译作所写的序跋。文章试图以鲁迅翻译的译作中的序、跋、附记、目录、插图等副文本为研究对象,探讨副文本作为鲁迅译文文本补充和扩展的平台、鲁迅在译文中显身的平台以及鲁迅与读者交流的平台,使读者更好地了解其对中国文学翻译所做的杰出贡献。      

译作乃是新作——论埃兹拉·庞德诗歌翻译的原则和艺术性

“译作乃是新作”是庞德从译作的接受角度和文学翻译的意义出发提出的翻译原则。这一翻译思想对西方翻译界影响很大。本文通过分析庞德的诗歌翻译原则和艺术性来阐明诗歌翻译的艺术原则和个性特征 ;同时强调加深对庞德的中国文学和文化译作及其翻译理论形成的背景和现当代翻译理论发展动态的了解, 从而以文学翻译的多元视角来认同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化差异性。     

“越铎日报”署名“独立”的四篇“古文”为鲁迅佚文考

我们在大连图书馆所藏部分《越铎日报》中,发现四篇“古文”,分别署名“独应”或“独”,它们是:在社论栏发表的《望越篇》(载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八日)和《望华国篇》(载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在“禹域秋阳”专栏发表的《尔越人毋忘先民之训》(载一九一二年二月一日)和在“黄钟”专栏发表的《民国之征何在》(载一九一二年二月二日),我们认为这四篇文章都是鲁迅佚文。现将全文试加标点抄录如下,并谨从几个方面做一考证。     

对“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和艺术”编译的意见

我们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的编译都存在着一些严重问题,重新编辑和翻译是我们当前文艺界的一项头等任务。这项工作只有在结合认真研究、讨论,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才能做得好,单靠少数编辑人员闭户造车是很难做得好的。我在内部刊物《译讯》(一九七九年第四期所载的《谈翻译工作》),以及待发表的两三篇短     

译作乃是新作——论埃兹拉·庞德诗歌翻译的原则和艺术性

“译作乃是新作”是庞德从译作的接受角度和文学翻译的意义出发提出的翻译原则。这一翻译思想对西方翻译界影响很大。本文通过分析庞德的诗歌翻译原则和艺术性来阐明诗歌翻译的艺术原则和个性特征 ;同时强调加深对庞德的中国文学和文化译作及其翻译理论形成的背景和现当代翻译理论发展动态的了解, 从而以文学翻译的多元视角来认同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化差异性。     

论柳青早期短篇小说

柳青早期短篇小说数量不多,只出过一本集子,名叫《地雷》,共收了八篇作品。柳青在《地雷》“后记” 中写道:“八年抗战中,我前期曾到过前方部队的营连里工作过,‘百团大战’(一九四○)时回到后方,‘文艺座谈会’(一九四二)以后,又跑到乡政权里去了,其间认真的坐在屋子里工作的时间才一年多。上面的八篇小说,除了首尾两篇之外,都是这时写的。我写的不多,写好的更少,自己愿意集起来的便只有这点东西了。”柳青早期短篇小说远不止于这八篇,但他只愿集起“这点东西”,足见柳     

试论梭伦改革在雅典城邦形成过程中的地位

<正> 由于“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学者们对雅典国家的形成已经发表过不少文章。这些文章从氏族制度与国家两者作用的相互消长的方面研究了国家起源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但从原始公社的瓦解和城邦制度的形成的角度研究问题的还不多。在我看来,国家起源与城邦制度的形成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如果我们把公民公社看成城邦问题的核心,把城邦制度理解为是由原     

翻译中的语言行为潜势

自 19世纪末严复提出“信、达、雅”以来 ,围绕翻译标准的讨论已经持续了百年。这期间不断有学者发表自己对翻译标准的见解。有的提出“忠实、通顺、优美” ,有的倡导“正确、通顺、易懂”。凡此种种标准 ,与“信、达、雅”相比较都是大同小异 ,而且大都有此三条标准。因此 ,翻译的标准势必受制于话语体裁、翻译目的、译者个人风格等多方面的因素。然而 ,从事翻译的人常把字面靠近原文 ,意思不一定对等的翻译归为直译 (或死译 ) ,把着眼于原文意思或内容 ,字面脱离原文的翻译归为意译 (或活译 ) ,翻译过程仍然不十分全面。因此 ,在翻译过程…     

浅谈英语翻译的三个标准

“信、达、雅”是翻译的基本原则。“信”指忠实原文 ,是翻译的基础 ;“达”指通顺明白地表达原作的思想 ;“雅”指通过生动的语言展现译著的文采。只有严格地遵循这些原则 ,才能使译作充分体现原作的风格     

玄奘“五不翻”理论解析

佛教经典自汉代开始传入我国，在佛经翻译过程中先后采用过格义、拟配及音译等多种翻译方法和策略。其中音译方法出现较早，同时持续时间也较长。本文以玄奘的译作为例，重新解读玄奘提出的“五不翻”理论并分析其时代背景，验证玄奘在译作中是如何遵循或违背“五不翻”理论，以及探讨“五不翻”理论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启示意义。     

曹靖华与《铁流》

《铁流》汉译本,出自曹靖华先生的手笔。他是我国最早由俄文直接翻译俄苏文学的“拓荒者”和“为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的人之一。他是传播俄苏革命文学的先驱、鲁迅先生的学生和挚友、辛勤笔耕一生的著名翻译家和作家。他的译作《铁流》在我国现代翻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铁流》是名著、名译。我们所见到的三种译本都是曹靖华先生翻译的。《铁流》的第一个译本是1931年翻译的。最后一个译本重校于1971年(1973年出版)。这样一本经过同一译者多次修改、校订,而且从初译到最后一次重校历时四十年的译者是难得的,便于我们对三     

译者在传记文学翻译中的角色

传记文学研究是当代文学研究的显学之一,而要实现对于外国传记文学的研究或中外传记文学比较研究,翻译这一介质通常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对中外传记文学的相互译介是传记文学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由于传记文学具有历史性和文学性特征决定了译者在翻译时既要关注译作的历史性,又要重视传记文学的文学性。在译者陈述原作历史和文学艺术过程中,还会由于自己的文学艺术修养、审美价值和所处的特定环境等对原文本进行“创造性”加工,所以译者在翻译传记时就要充分考虑到自己的角色,讲究译作的“纪实性”、“艺术性”和“创造性”。文章将围绕这三个方面对传记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采取什么样的翻译原则、翻译策略以及译者的责任等方面展开论述,明确译者在传记文学翻译中的角色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