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革命的错位——论赵树理小说创作的时代意识

赵树理既是时代的积极追求者,又是一个落伍者。赵树理小说叙事中的民本主义思想、现实主义精神以及农民式的经验历史观与主流话语的革命浪漫化、史诗化的叙事要求矛盾,由此导致赵树理在言说革命时与政治权威话语的错位。     

解构神圣:九十年代都市小说中的情爱叙事

九十年代的都市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市场经济冲击下的中国都市生活.这类小说中的情爱叙事则细腻地展现了都市人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于婚姻和爱情的理解与感悟.在这些小说中,奔涌凹凸的欲望之流构成了叙事的主要线索和内在推动力,而其对于婚姻秩序的颠覆与向纯洁爱情的回归同时存在.本文旨在通过对若干文本的解读,探寻九十年代都市小说对于两性情感的把握与开掘及其所反映的深刻内涵.     

自觉与委婉——赵树理绰号叙事的主题意向

赵树理的绰号叙事体现了作者体会政治脉搏、反映政治生活的自觉,但这种自觉不是一种简单附和与政治追踪,其不仅表明作者“为人生”的劝诫立场,同时还涵盖善意的包容以及狂欢化的情感态度。赵树理的绰号叙事既具有具体反映社会生活、民族风俗习惯心理的主题意向,同时还委婉曲折地融合了赵树理本人创作本能的叙事策略。     

“佳人才子”叙事策略的新构——晚清与明治政治小说的叙事比较

“佳人才子”叙事本是中国传统文学中描写男女爱情的主要叙事策略,传入日本后被明治政治小说的作者接受、借用,并根据本国的需要进行了变革。变革后的“佳人才子”叙事成为明治政治小说的代表性叙事策略,这一叙事策略又被晚清政治小说的作者吸收,并在晚清本土文化中再次实现新的文化生长。“佳人才子”叙事成为晚清政治小说和明治政治小说共同采用的叙事策略。从文化关系上可以将这一过程视作“佳人才子”传统叙事模式的现代回迁。     

赵树理、农民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

赵树理既是一位农民文化的自觉辩护者,同时也是一位政治意识形态的自觉代言人.这两种身份的包容与契合促成了赵树理40年代小说创作的巨大成功,但也正是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了赵树理1949年后小说创作艺术的衰退以至于难以为继.     

从赵树理乡村小说的文化视角审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现实主义乡村小说

赵树理乡村小说的文化视角,就是自觉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以农民代言人的姿态来看待与描写乡村.近年的部分现实主义乡村小说从多个方面体现了赵树理乡村小说这一文化视角,这些方面包括:作家作为"农民代言人"的身份立场、赵树理"问题小说"的创作传统以及鲜活的农民语言和喜剧的叙事风格.     

“五四”性爱小说的叙事模式

"五四"小说对"个性解放"与"人性自由"的时代精神的反映,主要是通过对爱情题材的表现来实现的,作为对封建文化的叛逆,同时也是受到外来文学的影响,出现了许多以爱情与性自由为主要诉求的性爱小说,其在叙事上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以爱情为叙事基点的叙事模式;叙事视点的多元化;人物形象的变化;叙事技巧的自然主义倾向、心理学及精神分析学说的引入。     

老舍与赵树理小说叙事模式比较分析

老舍和赵树理小说的叙事模式有同有异。二人小说叙事模式之同,源于他们对中国小说叙事传统的情有独钟;二人小说叙事模式之异,源于各自所处的现实环境及个人艺术气质的不同,赵树理基本上是对中国传统小说叙事的重读和照搬,只顾及了“普及”,而缺乏创造性的提高;老舍则既继承了传统,又没有囿于传统,而是以现代的叙事方法,对之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适应并提高了市民大众的审美情趣。     

偶在世界的诱惑:默多克《断头》中的叙事伦理

艾丽丝.默多克的小说着力于描写一些充满离奇爱情的故事,其复杂的人物关系和精心的爱情架构过程是她小说创作中的重要观照点。她的小说《断头》,在叙事进程方面,考察故事中人物关系的不稳定性及其在话语层面表现出来的叙事张力;在叙事判断方面,探讨故事如何实现从社会伦理维度向宗教信仰的转换;在叙述语言方面,研究故事的叙述模式和语言的转喻性,揭示其对小说主题和人物塑造的积极性。     

革命话语遮蔽下的个人叙事——赵树理小说重新解读

赵树理一直被认为是解放区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自觉探索者和实践者,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理论在创作实践上的开拓者,并且被定为"赵树理方向",成为解放区文艺的一面旗帜和榜样。并把他的小说看成是"政治宣传"小说的典型。在强调他的作品中对现实歌颂性、宣传性的同时,对他小说中的批评性、否定性的方面给予淡化和遮蔽。本文认为赵树理作品在叙事的表层上与革命话语相切合,本质上小说却保持了现代人文精神和理性批评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