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人文学术之现代重建———陈寅恪先生人生志业考论简

陈寅恪先生之于华夏人文学术现代重建,经历了“本国学术”独立意识之形成、“广义宋学”之建构与“新宋学之建立”三个阶段之演变过程。这一学术历程,与陈先生治学方向变化之轨迹大体一致,亦与陈寅恪先生之文化理想密切相关。陈寅恪先生关于华夏人文重建之思路与业绩,不仅是陈先生人生志业之集中体现,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宝贵精神遗产,亦是“留赠来者”的关于华夏文化复兴的学术蓝图。     

从汉宋兼采思想兴起看清代学术的现代转向——以翁方纲、章学诚、许宗彦三家学说为考察中心

汉宋兼采思想学派是清中后期崛起的重要学术派别,前后流衍数百年,其兴起原因十分复杂,而乾嘉时期的翁方纲、章学诚和许宗彦的言论无疑起了非常重要的启迪作用。翁方纲认为汉学与宋学合则双美;章学诚则认为二者离则两伤;许宗彦认为汉学为下学,必须上达宋学才算圣贤之道。三人言论虽略有异,却都是为了补汉学之偏,救宋学之弊,透露出清代学术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向的消息,今日探讨,仍有现实意义。?更多还原     

试论晚清汉学与宋学之关系

汉学与宋学皆为传统儒学的重要派别。清朝前中期是汉学鼎盛的时代。但自嘉道中期以后 ,传统汉学发生急剧变化 ,乾嘉以来一枝独秀的学术格局被打破 ,代之以宋学、汉学相与争鸣以及汉宋调和的局面。在乾嘉时期 ,作为学术潜流的宋学浮出水面 ,出现新的转机和发展趋势 ,并由衰渐兴。居主流地位的学术思潮被另一种学术思潮所取代 ,取决于诸多社会环境和学术因素的交互影响。其中既有学术文化的内在演进轨迹与自我流变线路 ,也有社会客观环境变迁和学者们学术思维方式转变等外在影响。汉学在晚清的没落与宋学的复苏 ,正是上述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略论漆侠先生的宋学研究

"宋学"是漆侠先生晚年专注的重要学术领域,《宋学的发展和演变》这部学术力作的出版,极大地推动了对宋代学术思想和文化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使得学术界对宋学有了全新的认识。该书具有显著的特点:一是广阔的学术视野,显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风格;二是对宋代学术思想进行宏观和微观的深入研究;三是以历史文献为基础的扎实求实的学风。漆侠先生注重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从事历史学研究,是他成就学术事业的重要因素,这对新世纪的学人也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论姚鼐与四库馆内汉宋之争

四库馆的开启（1773）为姚鼐与汉学派之间冲突的爆发提供了契机。如何对待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宋学,是姚鼐与戴震等汉学家分歧的焦点所在。汉学诸家尊汉抑宋、弃宋,甚至反宋、意欲代宋,姚鼐则始终将宋学凌驾于汉学之上。在四库馆内,汉学派占绝对优势,并深得庙堂之助;傲岸的姚鼐不顾力小而孤,奋起抗争。由于那时学、政两界边线不明,姚鼐逆流而动,不仪被挤向学坛边缘,在仕途上也再无发展余地。因此,他最终被迫选择了退居林下之路。姚鼐裹进汉宋之争及其告退,是其学术生涯中最为重大的事件,对此后清代的古文史和学术史影响至巨.     

论《太玄》研究的历史变迁

扬雄准《易》而作《太玄》,在历史上引发《太玄》研究之学。汉末三国时期,《太玄》研究形成第一次高潮,推动和促进了魏晋玄学的形成和发展。晋范望《太玄解赞》成为象数学的代表之作。唐王涯注《太玄》,引入王弼解《易》方法,《太玄》义理学张显。宋代的《太玄》研究极为兴盛,对宋学尤其是象数性命之学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不少贡献。明清两代,《太玄》研究转入低谷,但仍有值得关注的著作传世。现代的《太玄》研究更有兴起发展之势。《太玄》研究与传统学术发展息息相关。     

论明中期经学对宋学的反动——以杨慎对经学的阐释为中心

在明中期的学术环境中,学者对宋学的推崇态度已大加转变,开始检讨宋学之失,重新肯定汉学之功,强调汉、宋学之间的传承关系。反宋学必定回复至汉、唐之学,故学者多倡言古注疏的重要性,在经书注解方面注重文字、声韵的研究和名物制度的考订等,逐渐突破宋学空发议论的解经方式。杨慎敢于对宋儒进行大胆批评,认为宋儒之失乃因其"废汉儒而自用己见",他倡导汉学,重视音韵训诂,又对传统经典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解释,开创了新的经学研究风气。尽管他的研究缺乏系统性,但这毕竟是考据学兴起的开端。杨慎对经学的阐释已表现出其倡导汉学、强调考据训诂、崇尚博洽、以实证的研究拒斥宋学思辨的趋向。汉学自明中期起即日渐复兴,明中期经学的反宋学是清人"复汉学"的先导。     

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

首先论述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的关系,其次,在庆历新政时期,由于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的共同努力,确立了"明体达用之学",此为道学之先驱。从庆历新政到道学,其间经过了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道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下形成的。第三,范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并重视《中庸》和《春秋》,这对于道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范仲淹与道学在思想上的联系,更主要者是他首先在宋儒中提出了"孔颜乐处"的问题;宋学精神之所寄在书院,范仲淹的重视教育,大力兴办学校,对于宋代书院的兴起有开创奠基之功。     

略谈清代中期的“汉宋之争”

清代中期,汉学形成了独立的学术派别,与宋学形成了壁垒分明的对立,汉学对宋学大张挞伐.但是,程朱理学强大的思想影响力是根深蒂固的,仍有不少人推尊宋学,汉宋之争越演越烈.一些学者看到门户之争的局限,开始提出融合汉宋学术的主张.     

《太玄》研究史浅论

扬雄准<易>而作<太玄>,在历史上引发<太玄>研究之学.汉末三国时期,<太玄>研究形成第一次高潮,推动和促进了魏晋玄学的形成和发展.晋范望<太玄解赞>成为象数学的代表之作.唐王涯注<太玄>,引入王弼解<易>方法,<太玄>义理学张显.宋代的<太玄>研究极为兴盛,对宋学尤其是象数学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不少贡献.明清两代,<太玄>研究转入低谷,但仍有值得关注的著作传世.现代的<太玄>研究更有兴起发展之势.<太玄>研究与传统学术发展息息相关.     

论“庆历学术”及其对北宋散文研究的启示

北宋庆历前后是中国学术转型最为关键的时期,这一时期表现出来的经世致用、以人为本等学术思想以及求新求变的学术风气也自具特色。厘清“庆历学术”的时限、代表人物以及主要学术观点,不只对研究北宋学术发展史很有意义,尤其重要的是,深刻把握“庆历学术”的丰富内涵对研究当时的文学,特别是散文创作有着巨大的启示作用。     

试论贺麟着眼文化创新的"和谐化合"说

中国学术文化的现代转型,是中学在吸纳西学过程中的重建。民国时期的学术大师贺麟秉持"文化抗战"、"学术救国"的理念,遵循"儒化西学"、"华化西学"的思路,着眼文化创新,提出了文化上的古今中西"和谐化合"说。他凭借广博深厚的学术文化功底,以西方近代哲学(主要是新黑格尔主义)和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宋明理学)为基本的思想养料与方法资源,构建起独具特色的新心学思想体系,强调从国家的软实力着手来御侮强国、振兴民族。     

中国近代文学语言裂变新解

《分裂与建构》是一部学术含蕴深厚的好书。作者在特定的文化视野中,对于中国文学语言的"变"与"不变"、"恒变"与"裂变"有颇多参悟。该著对已成"常识"的"五.四"理念,及其相关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凝固范式,提出挑战。他选择"新变"作为核心术语,表达着对于中国近代文学语言生态的深切关注,为研究中国文学语言的现代转型提出了新思路。     

论黄宗羲诗学思想与清初浙派之建构

黄宗羲诗学思想在明清易代的文化生态语境中具有独特的转捩和建构价值。他从哲学的高度融通“情”、“理”,转注传统诗论“性情说”以新的元素;兼采“唐”、“宋”,再次确证宋诗美学范式;崇尚清刚之音,希冀用阳刚之气和风雷之美来摹绘天崩地解的乱世风云。作为初祖,黄宗羲以其理论和实践奠定了浙派的创作基调,本文试从审美文化的层面予以诗史意义的考察。     

宋代书院发展的背景及其特性

书院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教育组织,始于唐,成于宋.宋代书院的发展和兴盛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经济关系的改善、生产效率的提高、政治层面上的支持以及文化发展的推动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书院的兴盛.宋代书院不同于当时的官学和一般的私塾,其选址的超然避世、办学经费的相对独立和学术交流的自由自主使它获得了千余年的持续发展,在中国教育文化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宋初主流士风述论

赵宋立国奉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策，士大夫是宋朝统治的基础，其风气状况如何，关系到社会的安定，机构的效能，政治的清明以及宋王朝的兴衰成败。因此士风研究是宋代政治史与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笔者认为：宋初三朝是宋代各项政策体例的草创期，对于有宋以来的士风建设，士人精神格局影响深远。宋初士大夫阶层的整体精神风貌表现为隐逸、变节、奢靡和因循持重。     

论吉林乌拉满族萨满神歌的形成和音乐特征

萨满神歌是吉林乌拉部满族烧香跳神典仪的重要载体,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在当地满族群众中影响很深。特别是它那带有宗教色彩的旋律,在乐器与舞蹈的有力配合下,伴随着各类典仪而进行并贯穿于整个祭祀活动的始终。他以朴素的音调、套曲性质的曲式结构,宗教色彩浓烈的音列特色,确立与非确立的调式类型,不和谐性质的和音运用等音乐特征,更有其特殊的魅力和学术价值。     

宋代年谱的本义阐释

年谱在宋代兴起不是偶然的,除了史学的发达,文学的繁荣,崇尚家学、尊师重道的社会风气外,更为重要的是孟子所倡“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在宋代受到重视.年谱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不仅为了解谱主的生平事迹提供丰富的资料,更可贵的是还提供许多与谱主有关的其他人的信息.宋人编辑、注释名家文集,多从作品的编年入手,并进而考求作者的进退出处及时事变化,从而使“以谱证人”的写作方法在所必行.     

北宋士大夫及士大夫政治

北宋士大夫在与天子“共治天下”的过程中表现出独特文化和精神风貌 ,形成了独特的“士大夫政治”。这种政治的形成与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当时宋学的形成有紧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