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主流文学论纲

“文革”结束至今已有20多年,但是对于这段时间文学的研究尚还没有全面而深入地展开.由“文革”文学入手,通过大量小说、诗歌、样板戏等作品探讨这些文本形式的观念意味以及当时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进而通过文学思潮的研究,展示“文革”文学产生的文化语境,并在最终层面上揭示出“文革”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意义及其运作的历史维度和内在的文化逻辑,这是我们研究“文革”文学的主要思路.本文的论述限定在“文革”主流文学范围内,主要指的是这一时期的公开出版物,既包括阴谋文艺,又包括图解政策的文学创作,以及被多次修改的样板戏等.     

“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说平议

“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之说不是建立在充分占有材料和冷静客观的分析研究基础之上的科学论断 ,不能准确全面地概括“文革”时期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要使“文革”文学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 ,必须摆脱“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说的误导     

应当高度重视语言与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评《〈红楼梦〉牙牌令语符多义模式研究》

跨学科研究可以推动学术理论和方法的更新。王德福博士的专著《〈红楼梦〉牙牌令语符多义模式研究》是语言与语言学跨学科研究的一个成功例子。正因为有了跨学科的研究视野、研究方法,使这部专著在语义学、阐释学、修辞学乃至红学等领域都有创获,这对语言学理论、方法的创新有着重要启示。     

略论鲁迅“为人生”文学观的基本特征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文学革命,为我国现代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①鲁迅投身于先驱们倡导的这场文学革命,是“抱着十年前的‘启蒙主义’,认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②。于是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发表了“《狂人日记》, 《孔乙己》,《药》等”,“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③。这清楚地说明,他是在“为人生”文学观指导下开始了新文学创作,而其创作又是“为人生”文学观的艺术体现;可以说,鲁迅是从理论主张同创作实践的结合上,探索并解决了新文学如何“为人生”服务这一根本问题。     

也谈孔雀东南飞“序”——与张晋发、孙景梅二同志商榷

《孔雀东南飞》(以下简称《孔》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篇重要作品,也是古典文学研究者所经常讨论的篇章之一。前不久,张晋发、孙景梅二同志在《学习与探索》一九七九年第四期上以《孔雀东南飞“序”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为题,对《孔》诗序提出了异议。《质疑》的作者说:“此序,古今学者每多误信,我们则认为有问题。盖年代定为‘汉末建安中’,靠不住;地点说成‘庐江府’,有差错;主角称作‘刘氏’,‘焦仲卿’,无根据”。认为这篇序是“基于道听途说,以致造成以讹传讹的后果。”总之,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篇序。作者声称,为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他们“一反常见,始求甚解。”《质     

“非典”个案与语言规划的原则和标准——兼与柯平、吴志杰先生商榷

柯平、吴志杰先生在《中国语文》上发表文章认为:“国内各界有必要摒弃‘非典’这一名称。”我们认为,应继续使用“非典”这一名称。表面上看,这只是个案,实际上涉及语言规划的原则和标准“。非典”已成为新时期应用语言学中最典型的个案,通过“非典”个案的剖析,可以认清语言规划应遵循的原则和标准;通过语言规划的原则和标准的探讨,可以更有效地进行应用语言学的个案研究。     

论古代汉语的"诗性"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性"--以《关雎》"今译"为例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中国古代文学就是古代汉语的艺术,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性”与古代汉语的“诗性”之间具有深层的联系,但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现在研究得还非常不够。把中国古代文学翻译成现代汉语作为一种文学行为里面包含着很深的对于语言“诗性”的误解。《关雎》的文学价值就存在于它具体的语言之中,改变其语言形态就是改变其文学性,所以《关雎》是不能翻译的。《关雎》的不能翻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关雎》可以作多种解读,而翻译实际上消解了《关雎》的复杂性、多义性以及开放性;第二,《关雎》在语言上的形式美没法翻译;第三,《关雎》的“意境”没法翻译。现实的把《关雎》翻译成现代汉语,在理论上经不起深入追问。翻译本质上是对原作的一种解读和欣赏,而不能替代原作。本文通过追问《关雎》为什么不能“今译”而追问中国古代文学的语言性。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浅谈沈从文的作品与人品兼及湘西的沈从文热

<正>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日秦牧先生在《羊城晚报》上发表了一篇大文:《人和事小品》,共三则,第一则为:《海外的沈从文热》。在这一则里介绍了海外研究沈从文的种种盛况。他写道:“海外现在流行着一股沈从文热,欧美好些国家,风起云涌似的,有好些文学爱好者都在研究我国作家沈从文。在美国,有四人因研究沈从文获得博士学位,有三十多人获得硕士学位。哈佛大学有一个文学博士写了长达五百多页的有关研究沈从文的专著。在法国,巴黎大学甚至作出了这样的规定:凡是要投考‘终身中学中文教员’的,都要读四本中国文学书,其中必须有一本是沈从文写的”。接着秦先生还谈及了香     

用典释义要准确──词语辨析三则

在语言实践中,稍有不慎,就会因义生文,或望文生义,曲解词语,有悻于语言规范或作者的原意。下面拟谈三则,以就教大方之家。其一：劳燕分飞《温州日报》1996年7月30日载有《比翼双飞两“状元”》,这是两位作者分写两篇报道的总标题。副题是《记我市理科最高分获得者吕静妹、王晓波》。《咬文嚼字》1997年第4辑《“比翼双飞”岂可乱用》指出《温州日报》在总标题中乱用“比翼双飞”,说得恰如其分。但文中最后说：“若此,那就不是‘比翼双飞’而是‘劳燕分飞’7。”其实,两位关系并不密切的考生各奔前程,也不能说是“劳燕分飞”。劳…     

重言的性质

重言，训诂学术语，《辞源》称“叠字”，①《辞海》和《传统语言学辞典》分别表述为“由两个相同的字组成的词语”②及“由两个相同的单音节词构成的词语”。③《中国语言学大辞典》也列重言一条，并作了较为详细的解释：“重言，也叫‘重语’、‘重文’。两个相同的汉字叠用。分为两类：（1）叠词。两个形音义完全相同的单音词重叠，其意义基本上是单音词意义的叠加，但增添了新的附加意义。如‘渐渐’、‘岁岁’等。（2）叠字。两个形音完全相同的单字重叠，其意义与单字意义没有关系，往往随文释义。……并且常用来摹状表声。”“学者们…     

也谈陶诗语言风格的形成原因

在陶诗研究中,论其平淡、自然语言风格者不乏其文,但对这种风格形式的原因则探讨较少。朱自清先生指出:“陶诗显然是接受了玄言诗的影响。玄言诗用的似乎正是‘比较接近说话的语言’”,“陶渊明正是用这种语言作诗”(《来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卷,《肖望卿〈陶渊明批评〉序》,重点系笔者加。     

"期待视野"与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

“文化误读”是文学翻译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本文运用接受理论的核心观点 ,探讨了文学翻译中“期待视野”造成“文化误读”的理据 ;从译者的角度 ,分析了“期待视野”中文化意象、语言的文化内涵对文学翻译造成的影响 ;从译文读者的角度 ,分析了同一时代的读者和不同时代的读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文章最后指出文学翻译中出现的“文化误读”有着消极的作用 ,但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语符学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语符学是语言学史上最重要理论之一,长期以来国内忽视了这一理论的研究。在新世纪里,《语符学语言模型研究》作为国内第一部系统探索哥本哈根学派语符学理论体系的专著,让国内语言学界对这一现代语言学史上的重要学派的学说有了进一步认识。《语符学语言模型研究》提出的理论体系也为我们探求其他语言学理论提供了有益参照。     

鲁迅论苏联“同路人”文学

鲁迅与苏联“同路人”文学,这是值得认真开发的学术领域.建国以来,我国对于苏联“同路人”文学的研究不多.照笔者看来,有的著述还沿袭了我国的苏联文学研究中某些不大合乎实际的传统观点.一九七九年定稿的中南、西南、西北地区十九院校《外国文学》编写组编写的《外国文学》就这样写道:“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21—1925),由于国内资本主义因素曾暂时活跃,资产阶级文艺派别活动也乘机而起.它们是:基本上由过去的未来派组成的‘列夫派’;贵族资产阶级作家组成的‘谢拉皮翁兄弟’;形式主义者组成的‘构成派’;托洛茨基分子把持的‘山路派’等等,它们提出了种种反对无     

“岛夷”、“雕题”、“东鳀”非台湾早期名称

台湾得名始于明朝万历年间。一九七八年,周维衍同志在《历史研究》第十期中撰文认为“早期台湾的名称最先是‘岛夷’,尔后则为‘雕题’、‘东鯷’;再由‘东鳀’演化成‘夷洲’。前三者音近意通,是以‘人’为本义;‘夷洲’则指‘地’而言,都是今天的台湾。”我以为三者都非台湾早期之名称。《禹贡》的“岛夷”不是台湾,亦非指岛居的夷人最早提到“岛夷”的是《禹贡》,有两处提及:一在冀州,“岛夷皮服”;一在扬州,     

我的手抄本我的珍爱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大革‘文化’命”的岁月里，图书馆、书店里几乎没有什么文学书了。当时，老百姓有个说法，整个文学文艺界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一个评论家”。差不多的文学书都归人封、资、修，“毒草”、坏作品之列．     

"样板戏"叙事:"他者"观照下的女性革命神话

从女权主义的角度看,"文革文学"中的"样板戏"无疑是人类文明史上两性话语权力交锋中不可多得的另类版本。"样板戏"大多以女性作为剧中的主人公或主要英雄人物,但她们身上却缺少真实女性应有的性别色彩。这一女性革命神话虽然表面上改变了女性的从属地位,但却并没有改变女性作为"他者"的历史命运。"革命"只是在形式上解放了女性,然后又通过"去性"及"花木兰化"的方式把女性重新约束在以"革命"来命名的男权话语之中。这一"样板戏"叙事模式,在看似抬高女性的革命言说中其实不自觉地潜隐着男性话语霸权。     

复语考略(上)

复语,是指古代汉语中连续使用两个或几个同义词的现象。正式使用“复语”这个名称来称呼这种语言现象的是裴学海。他的《古书虚字集释》卷一“以”字条“‘以’犹‘为’也”款下列出八条书证,其中七例是“以”、“为”二词连用。裴氏按云:“凡连言‘以为’者,皆是复语。‘以’亦‘为’也。”复语,刘淇则称作“重言”。其《助字辨略》卷二“应”字条引杜子美诗“蓬莱足云     

中国语言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我国研究汉语的历史很悠久,研究成果也很丰富,是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早期出版的语言学史专著有胡朴安的《中国文字学史》和《中国训诂学史》,张世禄著的《中国音韵学史》等。建国后,岑麒祥著有《语言学史概要》,王力著有《中国语言学史》。《中国语文》杂志从1956年开始,先后发表了多篇“中国语言学史话”的文章。国内各种文科学报上,也零星发表了一些评价我国语言学家、语言学著作的文章。这些成果对中国语言学史的进一步研究、讨论,都是有价值的。     

“博士”称谓与手艺人

张清常先生所著《胡同及其他》是一部卓有建树、很有影响的社会语言学著作,其中《漫谈汉语中的蒙语借词》(原载《中国语文》1978年第三期)在论及“汉语和蒙语不但相互借词,而且往往有些词彼此借过来又借过去”这一语言现象时谈到: “……又如‘博士’是汉语的词,蒙语借用,叫做[pak恤i],意思是老师。又被汉语搬回来,这就是‘把式’,意思是擅长某种手艺的人(如:车把式、花儿把式、武把式、老把式……)和贬义的‘把戏’(如:小把式、鬼把戏、耍把戏……)。由此猜想,在近代汉语里,有‘茶博士’、‘酒博士’等,虽然汉字写的是‘博士’,而词义上却与‘太学博士’相去颇远。如果看了蒙汉借词这种关系,博士——[pak扒i](师父)——把式(擅长某种手艺的人),那么,卖茶卖酒的人能够称为‘博士’,就比较自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