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对国有企业“负责人”监督的思考

在分析目前国有企业＂负责人＂监督工作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对国有企业＂负责人＂监督的具体对策。认为,目前对国有企业＂负责人＂的监督工作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一些＂负责人＂自律意识淡薄,接受监督的自觉性不高;二是上级主管部门对下级＂负责人＂存在重使用、轻管理现象,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三是现有体制下,同级监督不力或者是根本没有监督;四是下级监督及群众监督作用很难发挥。要做好对国有企业＂负责人＂的监督工作,必须做好＂四个强化＂：强化上级监督,加大自上而下的监督力度;强化班子监督,加大班子内部监督的力度;强化民主监督,加大自下而上的监督力度;强化制度监督,加大规范权力运行的力度。     

论加强行政监督

我国现行行政监督体制尚不完善,存在不少问题和弊端。为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就要加强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真正把群众监督落到实处;健全行政监督法规;强化内部监督机制;加强党派团体和新闻舆论监督     

制约检察权机制探究

权力一定要受到限制。我国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我国的检察权的根本性质是法律监督权,是制约权力的权力,但是检察权自身也必须受到制约。然而,现有的制约检察权机制并不完善,存在很多检察权滥用的现象,为此需要完善检察权制约机制。     

群众监督:社会主义权力监督体系的基础

群众监督是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显著特征和重要属性,是社会主义权力监督体系的基础.目前,我国在群众监督意识、政府信息公开性、群众监督法律法规的完善、群众所反映问题的处理等方面,存在一些制约群众监督的因素.加强群众监督,要从强化群众监督意识,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建立健全与群众监督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大对群众监督所反映问题的处理力度等方面入手.     

建立健全群众监督机制,保障群众监督落到实处

群众监督是我国监督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种监督形式,但受机制不健全因素的影响,群众监督的应有作用并未真正发挥出来。要把群众监督落到实处,必须建立健全群众监督的相应机制。这些机制包括教育机制、权力机制、动力机制和保障机制等。要通过建立健全教育机制,培养群众的监督意识,增强群众的监督能力;通过建立健全权力机制,使群众的知情权得以充分实现;建立健全动力机制,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建立健全保障机制,确保群众的安全与自由。     

关于中国司法改革的几个问题

本文是作者在中国内地香港法律制度比较研讨会上的讲演。主要说明:当前我国司法改革的重点是司法体制的改革,以期建立和健全一套合理的司法制度作为建设法治国家的基础,保证实现司法公正目标;在司法体制的全方位改革中,要着重解决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问题,建立司法官责任制问题,强化权力机关对司法活动的监督问题等;中国司法改革只能是渐进性的,必须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协调发展。     

论行政检察权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行政检察权的界定大多停留在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所实施的监督方面,缺少了对行政行为的监督的界定。既然检察机关是宪法所规定的法定的法律监督机关,那么行政检察权就应当包含对行政诉讼和行政行为的监督,对行政行为的监督主要体现为提起行政诉讼。这一方面是履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另一方面能够更好的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加强对行政行为的检察监督,也有利于增强行政执法的公信力。     

论检察权与法律监督权的关系

不论从细致考察西方的司法体制方面 ,还是从三权分立与议行合一的宪政思想观念的冲突方面来看 ,都不能把检察权作为行政权而应是司法权 ,这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实际需要。由于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 ,使检察权与法律监督权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混乱 ,我国法律不应再使用“法律监督机关”这一术语     

我国检察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检察权既不是行政权,也不是司法权,而是一种区别于行政权和司法权,具有独立权能的法律监督权.设置检察权的目的,是对行政权和司法权进行监督,以促使行政与司法的廉洁与公正.为充分保障检察权权能的发挥和目的的实现,应设置科学、合理的保障机制,以确保检察权能够独立行使,不受任何干涉.另外,检察权并非"尚方宝剑",亦应受到其它权利的制约,以确保检察权行使的正当性.     

论检察机关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的功能定位

检察权的性质和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决定了检察机关参与两法衔接工作的功能定位,即检察机关拥有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权,集中体现在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进行移送监督和立案监督。这种监督权有充足的理论依据和法律依据。     

列宁法律监督思想及其借鉴意义

列宁对法律监督的价值意义、制度架构进行了系统的阐发。在他看来,为了保证法律在全国的统一实施,必须建立以专门的法律监督机构为主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监督机制;法律监督机构应该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并享有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平行的宪法地位;为了从组织上保证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防止和克服地方的影响,检察机关应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在内部实行垂直领导原则;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包括对一般社会主体的违法行为的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使职权行为的监督;法律监督机关只拥有代表国家行使控诉、检举的权力,而不能行使决定制裁、处罚的权力。这些法律监督思想具有丰富的法治意蕴,对当代中国的法律监督制度的建设以及检察体制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行政诉讼的检察监督探析

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实行监督 ,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但现行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比较狭窄 ,监督方式也比较单一。因此 ,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实行全面监督的权力。除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外 ,检察机关还应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参与行政诉讼和按照上诉程序提出抗诉。     

检察监督权在依法行政中的作为:现状及其发展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在我国宪法与司法体制中处于重要位置,但其具体范畴在现实中尚未得到明确界定。在加强依法行政建设的过程中,应当重视检察监督权的作用。检察机关对行政权强化监督,从现实的制度框架与分工状态来看具有可行性。进一步加强检察监督,推进依法行政,应当注重完善检察监督权的理论基础,完善监督形式,加强队伍建设。     

人大监督权的集体行使与人大代表的个体参与

集体行使权力是人大监督权的重要特征。作为一种集体行使的权力,其运作效能取决于集体成员积极而富有意义的参与。而且,由于作为权力主体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人民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其责任承担只能由选民通过选举或罢免个体的人大代表来实现。因此作为权力的参与者以及责任的承担者,个体人大代表的监督能动性对于监督权的有效运转至关重要。必须科学合理地设计人大监督权的保障、激励与约束机制,以激励代表积极参与监督权的行使,防止在集体行动中的消极不作为。     

宪政视野下的行政检察监督制度论析

行政检察监督应包括检察机关对特定违法行政行为和行政诉讼活动两方面实施的监督。现行行政检察监督仅限于对已生效行政裁判提起抗诉,严重影响了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发挥。有必要构建一个完善的行政检察监督体系,以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及实现路径

在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代表的多层次刑事诉讼体系改革背景下,检察机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监督机关,应当立足审前主导角色定位,从注重规范起诉裁量权,构建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发挥刑事诉讼程序的分流、过滤作用,集中行使强制措施适用审查决定权四个维度来充分发挥审前主导作用。     

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功能的廓清与实现

学界和实务部门有关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核心功能的观点尚存争议,未能厘清各种功能之间的关系,制度利用者对不同功能的过度追求易导致制度功能发生异化。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核心功能仍为法律监督,并未转变为权利救济。在确有监督事由且有监督必要之情形下,权利救济是法律监督功能的自然延伸,因此也应重视权利救济的补充功能。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社会功能主要包括增强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感受、缓解社会矛盾、维护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建构法治秩序等。社会转型背景下,民事诉讼检察监督需同时注重法理功能和社会功能。应在注重法理功能的基础上更加重视社会功能,进一步注重息诉等社会功能实现的路径和方法,同时须避免制度利用者过度追求非核心功能导致的功能异化。     

检察权的域外控制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检察权是一种法律监督权,为防止检察权不当行使,保障人权与推进法治化进程,对检察权的监督与制约实属必要。结合对检察权监督的法律与法理依据以及域外实践的介绍,为中国检察权监督机制的完善提供了一个供参考的选择。     

完善我国人大制度的几个问题

我国人大制度已经运行了60年。理性地看,人大制度和人大运行,特别是宪法实施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对人大制度的根本性质、其权力位阶、其与人民、选民、执政党、政府之间的关系尚未理清。依照宪法,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人民是最高权力主体,人大（及其代表）应当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人大的运行,依据民主选举基础上的权力集中制,而不是“议行合一”,人大行使国家立法权,不能直接包办行政权力或者干预司法权力。而事实上,宪法所确认的人大权力还没有完全到位;执政党的领导权不能取代人大的决定权和监督权;为避免“自己监督自己”,应当减少人大代表中党员官员的构成比例,同时,人大立法的重心应调整到政治立法、人权与权利立法方面。     

民事再审与审判监督关系之辨正

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民事再审与审判监督的关系被立法的"监督情结"和国家本位主义扭曲,呈现出审判监督权的过度发达和再审诉权的缺失,违背了民事诉讼的规律.修订立法时,应当辨正二者之关系,取消由法院内部职权发动再审的"审判监督",将检察院的抗诉监督地位界定为当事人申诉案件中的"公权发动再审者"和公益再审抗诉案件中的"中请人或原告",在制度上区分当事人"再审诉权"性质的"中请再审"和"检举控告裁判人员违法失职行为"性质的"申诉",以期解决现实中"再审无限"和信访成堆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