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五四"时期新文化建构的现代性方案

在"五四"文化转型时期,李大钊对中国文化所作的考察与抉择,其目的在于使传统文化借助于异域文化的碰撞与互渗,最终达到创造新文化的目标.文化建构的内在动因是创新意识的觉醒深化;新文化建构的途径是"创造性转换"、"理性借鉴"、"中西调和";新文化建构目标指向的转换是由"青春中华"到"第三种文明".     

革新而非"割裂"--论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

鲁迅及其“五四”先驱者们表面上的“全盘反传统”,实质上只是反的传统中维护封建专制和等级制度的那些最腐朽的东西,重点是“三纲”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贞节观念及奴隶道德,而对传统文化中积极的成分,不但没有否定和批判,而是实际上的继承和弘扬。他们当时的这种“全盘反传统”与我们现在的借鉴、吸收以至弘扬传统文化实际上并不矛盾。如果没有“五四”先驱者们的这种“全盘反传统”,我们就不能建构新文化,也就不能以今天的辨别和发展的眼光来认识传统文化,来借鉴和吸收它的精华,从而使我们的新文化健康发展。     

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对"中西文明特征"的建构

在新文化运动中,为强烈的忧患意识所迫,陈独秀等人出于"救亡"的目的和政治理想需要,建构了一整套二分对立、本质化和等级化的"中国"与"西方"文明特征。这些对"中西文明特征"描述,都是按照陈独秀想象的形象而有意无意中进行挑选和取舍的,是对真实的中西文明特征的简单化、绝对化和二元化的概括。通过还原陈独秀笔下描绘中西文明特征差异而使用的相互对立的形容词,可以进一步理解这一建构中的理论预设、思维模式及其理性缺位。     

试论陈独秀对创建广东党组织的历史作用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尽管此人晚节不终,为了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试就陈独秀对创建广东党组织的历史作用,作初步的探讨。一、对广东思想界的深刻影响和密切联系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运劫的倡导者和五四运动的实际领导人之一。在五四时期,他曾被誉为中国“思想界的明星”。他和李大钊等倡导和宣传的新思想、新文化,对广东的知识界、思想界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试析"五四"前夕的价值重建运动--从文化现代化角度看新文化运动

在“五四”之前的新文化运动中 ,新文化人面临价值主体空缺的文化紧张 ,毅然担负起重新建构价值体系的历史重任。他们从多方面对封建文化予以批判 ,试图建立新的资产阶级文化价值。新文化人自始至终存在着纯粹价值重建与服务政治社会的矛盾 ,这是其内部出现分歧的原因所在 ,也是文化现代化任务未能成功完成的根源     

《新青年》的宗教观念与新文化运动的路向选择

从对宗教的大体认同,到站在科学立场的激烈反对,再到对宗教文化基因功能的承认,呈现了《新青年》理性主义的文化建设过程.宗教批判是为新文化的建立扫清障碍,其目的在于建构具有现代特征的文化体系.“宗教代替说”只是一种叙述策略,除了把“神”还原为“人”之外,它更显示了“五四”新文化自我重构的艰难与困惑.     

也谈康有为的“尊孔”和新文化运动的“反孔”──与蔡世华先生商榷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如何看待他在辛亥后的“尊孔”及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的“反孔”，不仅是对康有为矛盾、复杂的一生进行评价的重要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在构建中国近代新文化过程中对传统文化应采取的态度、方法等问题。蔡世华先生认为“如果从构建中华民族的近代新文化，新文明的大目标来言，康有为‘尊孔’．力求在批判孔学中建立新孔学──一种为中国社会近代化服务的新孔学的道路是值得肯定的。而陈独秀等‘打倒孔家店’，通过否定中国一切旧有文化、力图在西方文化观念上建立中国的新文化、新道德却是不可取的。对此，笔…     

论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作用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斗争矛头是针对着封建主义的,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率先发起猛烈进攻,他们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思想武器,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积极宣传、提倡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竭力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潮流,表现了勇猛的战斗精神。     

陈独秀"国家偶像破坏论"新释

“国家偶像破坏论”虽然只是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中的一个言说 ,但它却显示出陈独秀 (也包括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者 )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态度。从具体语境看 ,陈之所以有此论断 ,乃是由于他从关注观念层面的变革转而关注现实政治后 ,现实因素与他所接受的卢梭等“主权在民”民主自由理论共振的结果。陈独秀虽以“理智爱国”著称 ,但他的一些具体言论却超越了近代中国人对民族国家体认上的心理边界 ,从而成为人们争议的对象。     

论文化沟通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体用典范

本文认为,中西文化的沟通和融合,是两种文化间互动的体用关系的建构过程。体用关系有“原始典范”与“引申典范”之区别:前者是“用”依靠“体”、“体”创造“用”;后者是体用相互依靠、相互进入。文章分析了作为文化沟通与融合之动力的体用典范的基本特征及其相对性与多元性,阐发了文化沟通通过互为体用、“从体到用、从用到体”引发新的文化创造力,创造一种和谐、综合的新文化;强调了建构框架和建立体用典范理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论"人文科学"的学科定位

“人文学”、“人文学科”、“人文科学”,三者是可以区别的;“人文科学”不仅仅是个“类称”,同时可以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人文科学”的当代建构,是人文主义传统演进的必然发展趋势。     

政治认同与集体记忆的建构：1932年陈独秀被捕的舆论反应

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使隐匿“地下”多年的陈氏重归舆论界视野。从自由主义知识社群的舆论阵地到国共党报、都市民营报刊，对陈独秀被捕有着不同的报道、评论取向。而陈独秀个人的生平和革命历史也在报道和评论中被唤起和重新解读，呈现了“断裂”、“对抗”、“传奇”为主要叙事策略的记忆文本。这些迥异的集体记忆既交织着不同政治社群分歧显著的政治认同，也反映了其时多元政治力量竞争语境下民国报刊建构集体记忆的政治功利性特征。     

论毛泽东哲学与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和发展

在新中国的曙光出现前十年,毛泽东就明确地宣告:“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在毛泽东看来,所谓的新文化及其建构,必须坚持“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这一原则,因而,当新中国成立后,当新中国建立起新的政治和新的经济后,新中国的新文化的建立也就是必然的了。在建构中国的新文化中,毛泽东哲学不仅作为基本的理论原则发挥着指导作用,而且它本身即成为这一新文化的不可     

重新解读"推陈出新"

“推陈出新”是事关人类追求真理必经之路的重要原则 ,是一个具根本性的哲学命题 ,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批判继承人类文化遗产并创造新文化的核心问题。真正意义上的新潮派 ,从来不简单化地在“新”与“好”、“旧”与“坏”之间划等号 ,而是对传统的、外来的以及现存的一切思想文化现象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求是的态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所谓“新潮派” ,一是搞否定一切革命文化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 ,把一切“新”的等同于“好”的 ;把一切“旧”的等同于“坏”的 ;二是搞唯西方文化的马首是瞻的“全盘西化”论 ,举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都是“新”的 ,中国近百年来的都是“旧”的。这种打着“推陈出新”幌子标榜“新思想”、“新观念”的所谓“新潮派” ,其实兜售的是老掉了牙的十九世纪以来“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心”论及其库存的旧货色。     

从《文学改良刍议》到《文学革命论》

将陈独秀与胡适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陈独秀再三催促与坦诚切磋,胡适未必能“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陈独秀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之前已基本形成其新文化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远非仅仅对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响应或为文学革命鸣锣开道,其思想内涵也是极其深刻与丰富的。其一为“革命”正名,其二指明文学革命与政治革新的关系,其三确立文学革命的对象,其四明确文学革命的目标。而以往的研究对这份“五四”文学革命的宣言书的思想内涵的估量是很不够的。     

五四:文化论战,为何而战?——以陈独秀与杜亚泉为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中,陈独秀与杜亚泉发生了一场关于东西方文明的论战。对这场论战的评价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往往失之于简单化,但1990年代之后从保守主义立场上对这场论战进行的再估价也非常可疑。因此,这页旧账很有重新清理的必要。他们究竟在争什么?新文化阵营为何而战?论战开始之前,双方都在进行文明比较,但一方志在文化革新,一方意在文化保守,冲突可谓不可避免。论战中的分歧主要在于:一、陈独秀致力于批判专制主义和呼唤思想自由,杜亚泉却习惯于大一统的思想文化秩序,不喜欢思想的自由状态,因而主张“统整”。二、陈独秀致力于批判中国固有文明和引进西方现代文明,杜亚泉却留恋中国固有文明而不满于西方文明的输入。三、杜亚泉致力于维护固有文明之“国基”,陈独秀则为这“国基”阻碍民主共和的健康成长而痛苦。作为共和国的卫士,陈独秀在当时的努力与蔡锷的护国壮举有同样的意义。任何再评价都需要首先尊重这一历史事实。     

“五四”新文化运动任务的完成与商品经济的勃兴

陈独秀于1915年首倡的新文化运动,高扬科学和民主两面旗帜,催动中国知识青年掀起了空前浩大的反封建思想浪潮,先驱们那种“扎硬寨,打死仗”的决绝态度至今令人感佩。尽管这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五四’新文化精神却一直作为中国知识界的自觉追求而被多次重提。三十年后,闻一多在1946年纪念“五四”运动的集会上演讲说:“历     

陈独秀的"现代爱国主义"命题及其当代意义

陈独秀沿着20世纪初的“新民”思路,认为“现代爱国主义”之“真义”,就是自觉成为“理性的现代公民”,在理论和实践上推动了国人“爱国主义”观念的更新,对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伦理建设、公民教育以及爱国主义精神的培育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学衡派和新文化派的错位论争

学衡派是新文化运动遭遇到的一个重要反对者。二者之所以产生如此分歧是因为他们对传统和新文化 (西洋文化 )的解读不同所致。学衡派强调的是儒家的“仁” ,新文化派攻击的是儒家的“礼” ;新文化派选取的“新文化”是西洋晚近的文化 ,而学衡派看重的是西洋文化的源头———古希腊文化。这种不同的对传统和文化的取向造成了他们之间的错位论争。与其说他们是敌对的 ,不如说他们是互补的 ,因此对当年的那一场论争很有重新认识和评价的必要。     

九一八后张君劢民族复兴思想初探简

在九一八后的抗日救亡运动与民族复兴思潮中,张君劢是率先倡导和自觉传播民族复兴观念、具有比较系统的民族复兴思想并身体力行的典型代表。他认为,“民族自信心”是民族复兴的“根本问题”;民族主义是民族复兴的基本原则;民族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根本目标：“对于今后世界新文化之贡献”是民族复兴的“最大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