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业绩预告的策略性披露北大核心CSSCI

业绩预告是重要的会计信息之一,影响资本市场投资者的价值判断,逐渐成为管理层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中国股权集中程度较高,第二类代理问题更为突出,控股股东在利益驱动下有能力与管理层合谋,影响业绩预告的披露。但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动机及其行为难以直接识别,近几年流行的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业务为此提供了研究视角。基于第二类代理问题,以2005年至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Logit、有序Logit和OLS等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业绩预告策略性披露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产权性质、董事会结构、股市周期和控制权转移风险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从股票收益率和股权资本成本两个方面进一步分析业绩预告策略性披露的长短期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前,积极业绩预告的披露概率更高,但股权质押降低了积极业绩预告的精确度和准确性,提高了乐观偏差;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当年,积极业绩预告的披露频率更高。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和政策变化后,基本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公司的控股股东在股权质押前更有可能披露积极的业绩预告;董事会结构和股市周期对质押前积极业绩预告的披露概率没有影响;质押后控制权转移风险越大,上市公司披露积极业绩预告的概率越大。短期内,积极业绩预告可助推股价上升,有利于控股股东高位质押,但长期看质押削弱了积极业绩预告对股权资本成本的降低作用。研究结果为控股股东利用信息披露进行市值管理提供了进一步证据,丰富了业绩预告披露的影响因素研究,拓展了交易驱动信息管理的研究成果。实践意义上,对上市公司优化治理结构、中小投资者全面理解业绩预告、监管部门加强信息披露监管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控股股东控制权研究

股权是作为股东转让出资财产所有权的对价的民事权利,出资越多的股东在行使其自益权和共益权时就享有更多的权利。与控股股东密切相关的是其控制权,即对公司所有可供支配和利用的资源进行控制和管理的权力。股东掌握了控制权,却往往容易在追逐自身利益过程中滥用权力。权力必须受到规制和限制     

资本投资控制权的私有利益攫取研究:评述与探析

控制权结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作为治理结构影响财务决策的重要方面,随着治理机制中不同利益主体代理冲突的演化而被不断赋予新的研究内涵。基于股权分散和集中两种公司治理模式,本文首先在理论上阐释了企业实际控制人通过资本投资攫取控制权私利的实质;然后,从实际控制人利益动机、控制权结构和资本投向三个方面系统评述了资本投资的控制权私利攫取机制和特征;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设置特征和控制权配置格局,探析了不同类型的控股股东通过资本投资攫取控制权私利的动机、能力和实现条件;最后,从资本投向之间的挤占、资本投资的结构异化和控制权结构的设置等方面指出了未来该领域的研究趋势及其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启示。     

控制权私有收益研究

很多研究表明,控股股东经常可以得到与其所持股份比例不相称的、比小股东多的额外收益。这部分额外收益是大股东利用控制权谋求的私利,是大股东对小股东实施侵害所获得的收益,即所谓的控制权私有收益。它的大小表明了控股股东对其他股东侵害的程度。获取控制权私有收益往往成为控股股东经营管理的主要动机。     

民营上市公司终极股东控制与资本结构决策

以2005年中国269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资本结构决策中存在的终极股东代理问题.研究发现,终极股东的控制权、制衡度和现金流权与受控公司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在受控民营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决策中,终极股东控制权比例和制衡度越高,股权融资给终极股东带来的控制权稀释风险越低,终极股东偏好股权融资;终极股东现金流权比例越低,终级股东承担的债务破产风险越小,终极股东偏好债务融资.研究结论一方面支持资本结构具有公司治理效应,另一方面证实了终极股东在资本结构决策中确实存在主动规避治理效应的动机和行为.     

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对控制权私有收益影响分析

在集中的股权结构下,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享有的控制权可能超过其持有的现金流权,造成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两权分离"。两权分离使得终极控制股东有能力侵害小股东利益。本文以70家发生股权交易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现金流权、控制权、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影响控制权私有收益情况进行实证研究。试图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以及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偏离下的公司价值和公司治理

本研究运用La Porta et al追踪公司"最终控制权"的方法,通过分析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偏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程度,来衡量控制股东对于小股东财富剥夺的程度.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股东普遍运用投资公司控股、金字塔结构的方式获取控制权,并因此而使其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产生偏离,且偏离幅度越大,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就越小,终极控制股东对小股东剥削的程度就越大,其中又以终极控制股东为家族企业的上市公司最为严重.     

股权再融资与大股东控制的“隧道效应”——对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偏好的再解释

我国上市公司具有明显的股权再融资偏好,现有的研究往往把股权再融资偏好主要归因于融资成本、企业资本规模、自由现金流、净资产收益率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等因素,我们认为这些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上市公司的股权再融资特征。基于大股东控制权隐性收益的视角,本文建立了一个模型来分析上市公司的股权再融资行为,并认为股权再融资偏好的根本原因在于大股东可以通过“隧道行为”获得中小股东无法得到的隐性收益。本文以1998￣2002年间的配股公司为样本,分别从投资效率、大股东资源侵占和非公平关联交易的价值效应3个方面考察了大股东的掠夺行为,结果表明股权再融资之后大股东通过各种“隧道行为”侵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大股东凭借对上市公司的超强控制能力,掌握一切可能的利益制造机会和利益输送机制,以中小股东“输血式”的资本供给为代价,加速其资本积累和增值过程,从而形成中国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再融资特征。     

最终控制、权力制衡和公司价值研究

本文基于最终产权的观点,追溯我国上市公司的控制链,研究发现我国大多数的上市公司的投票权和现金流量权并没有发生分离.考虑权力制衡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发现当控股股东的控制力和其现金流量权分离越大时,公司价值越低.股权制衡和控制权竞争程度越高时,公司价值越高.说明在目前我国对小股东保护不完善的情况下,合理安排股权和控制权结构非常重要.     

家族控制与企业价值

本文以我国家族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探讨金字塔结构是否是控制性家族旨在低成本获得上市公司控制权,掠夺中小股东权益而设置的一种控制方式,股权制衡是否对家族企业控制权价值起到抑制作用,独立董事是否起到外部制约的作用。     

我国家族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从获利能力、公司规模、公司成长率、家族因素、股权集中度、股权离散度、区域因素和上市方式等方面对我国146家家族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说明上市方式对资本结构存在显著影响;企业规模与资本结构正相关;经营绩效与资本结构负相关;家族持股比例与资本结构成反比,表明家族企业倾向于保持家族控制权,与债权融资正相关,与股权融资负相关.     

终极控股股东超额控制与现金持有量价值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我国资本市场2002年非金融类A股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对公司现金持有量水平及其市场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当终极控股股东为国有股东时,控制权/现金流权系数与现金持有量水平显著正相关;而当终极控股股东为非国有股东时,控制权/现金流权系数与现金持有量水平虽然正相关,但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国有终极控股股东对高现金持有量水平具有较高的偏好;(2)当终极控股股东为国有股东,且其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存在分离时,现金持有量的价值为0.769元;而当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不存在分离或虽存在分离但终极控股股东为非国有股东时,现金持有量的价值为1.206元.从而表明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国有终极控股股东对高现金持有量水平的偏好是一种控股股东利益侵占动机.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公司战略激进度

采用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增加公司战略激进度。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两职合一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公司战略激进度的关系会更显著。再者,研究发现控制权维护条件下激进的战略调整会相应增加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操纵程度。最后,基于综合评估经济后果的视角,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情形下,公司激进的战略调整并不利于公司的未来价值提升。     

基于控制权利益的企业并购支付合约选择模型

构建了企业并购支付合约选择理论模型,从并购方控股股东角度出发考察在有控制权利益的情形下,企业对不同支付合约的偏好,包括现金、股票和现金加股票3种合约形式.研究发现,控制权利益的存在可以获得一个现金加股票的最优合约均衡解.在此基础上,模型分析了并购方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目标方股权集中度、相对交易规模和行业关联度对并购企业合约选择偏好产生的影响:一方面,并购方控股股东出于对当前控制权利益的保护,对现金支付合约有明显偏好;另一方面,并购方出于对未来风险的规避,对股票支付合约有明显偏好.模型结论弥补了仅从实证角度研究的不足.     

终极股东社会资本控制链的存在与动用——来自中国60家上市公司的证据

上市公司终极股东通常可以同时动用股权控制链和社会资本控制链来获取并强化其对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本文通过对沪深两市共60家上市公司的其他主要大股东、董事和经理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并对所获得的480份有效问卷的数据进行相应的实证分析,验证了在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实践中,终极股东普遍存在着动用社会资本控制链来获取并强化其终极控制的现象.并且,终极股东在强化其对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层的控制过程中所动用的社会资本存量并不一致:对其他主要股东动用的社会资本最高;其他董事次之;非直接委派的经理人员最少.不同性质的终极股东动用社会资本及由此所产生的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终极控制人、金字塔控制与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研究

以我国上市公司2004～2007年相关数据为基础,从终极控制人的股权属性、金字塔控制结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3个维度对上市公司纵向股权结构与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掏空”的总程度最小,地方政府和自然人控制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掏空”的总程度没有显著差异;政府控制的控股股东更多地通过生产性经营来“掏空”上市公司,自然人控制的股东则更多地通过非经营性方式来“掏空”上市公司;自然人对上市公司的金字塔控制层级越多,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越大,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掏空”行为越严重;在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金字塔控制层级越少,控制股东的“掏空”行为越严重,控制权和现金流权有分离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占用的资金高于控制权和现金流权没有分离的公司。     

民营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问题研究——基于所有权结构的一个Logistic分析

本文选取民营上市公司2004-2006年有关控制权结构与现金股利的数据,探析控制权结构对现金股利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的差异.分析结果表明股权分置的确导致了股利决策的异化,而股权分置改革的进行使得控制权结构对股利决策的影响产生了一个较大的波动;股改后,民营控股股东依然有很强的派现意愿;不论何时,实际控制人现金流量权对派现意愿的影响掩盖了企业成长性对股利决策的影响.     

中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及其与东亚、西欧上市公司的比较分析

本文运用终极产权论对上市公司的控股主体进行分类,通过追踪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发现在1260家样本公司中,终极控制股东拥有的控制权平均为43.67%,而其投入的现金流平均只有39.33%,就是说控制股东投入的现金流显著小于其获得的控制权,有4.34%的差异,两者的比值为0.890。在三种终极控制股东中,家族企业投入了相对较少的现金流量,却取得了相对较多的控制权,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的偏离达到了49.16%。同时,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和东亚、西欧国家的上市公司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结论。     

金字塔持股结构与资本结构——基于中国上市企业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上市家族企业2007-2009年面板数据检验了金字塔式持股结构与资本结构的关系。结果表明,家族企业终极控股股东构建不同类型的金字塔结构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产生不同的影响:相对于非分离的金字塔式持股结构,终极控股股东构建分离型金字塔式持股结构,使得上市公司更倾向选择较高的负债水平;相对于单链条金字塔式持股结构,终极控制人通过构建多链条金字塔式持股结构,使上市公司更倾向于从集团内部融入更多的资金;另外研究显示,两权分离程度与公司负债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而金字塔结构越复杂,上市公司将从集团内部融入越多的资金。     

控股股东决策控制、CEO激励与企业国际化战略

国际化是企业重大战略举措,控股股东和CEO分别作为战略决策者和执行者,对国际化经营存在深刻影响.本文利用手工收集的上市公司国际化经营数据,基于代理理论的研究表明,当控股股东拥有战略决策控制权时,企业更可能采用国际化战略,并且国有控股股东比民营控股股东更倾向于采用国际化战略.采用国际化战略后,国际化扩张的快慢取决于CEO努力程度,控股股东需通过适当的激励机制调动CEO的积极性.总体上,薪酬、股权激励均有助于实现CEO激励相容,但股权激励的效果更为突出.对民营企业而言,股权激励的效果优于薪酬激励;而对国有企业而言,薪酬激励的效果更佳,股权激励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本研究清晰有效地区分了控股股东和CEO分别作为战略决策、执行者对公司战略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控股股东与CEO之间存在的协同作用,为CEO激励机制设计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