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颙的心路历程评析

李二曲（名颙）的哲学心路历程与其曲折清苦的人生感悟处处融合在一起,并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二曲早年既无家学,又无师承,但上接关学六百年之统,他严守张载以来关学学者“以躬行礼教为本”的实学学风而“自拔流俗,以昌明关学为己任”;二曲中岁病中悟道,此时的他在思想追求、读书为学等方面都开始有了新的转变,这一转变也促使他重新认识自己以前的进学理路;二曲晚年经历荐举风波的冲击,他荆扉反锁而日处其中、杜门不出,但二曲并不是不闻不问世事而做彻底的隐遁之士,他的“心性”仍同时代、民族同博共振。二曲志趣不在作官,而在“明学术,正人心”,以昌明圣学为己任。     

严儒释之辨,破图貌之误——论戴震的佛学观

戴震是清代卓然的考据学大师和独具个性的儒者.拙文在简要回顾清朝前期佛教现状基础上,就戴震对于佛学的基本观点进行探讨.戴震既主张“老释同质论”,又反对儒释调和论,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佛学观;戴震不加区别地将老释并作批判鹄的,且严厉指责儒释融合,既有缺乏严谨之处,又有不够宽容之嫌.尽管如此,戴震为了“求观圣人之道”而不惧权威、大胆质疑的儒者情怀和批判精神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写其恍惚:论李流芳的西湖山水画风格

西湖是中国山水画的重要母题,自北宋起不同时代的画家都试图用笔墨再现西湖的风韵。晚明嘉定画家李流芳一生创作了大量西湖山水画,其"不求形似"的绘画风格反映了晚明文人画家在熟谙山水画史基础上对艺术语言的自觉选择。本文将他的画作置于一个历史坐标中加以分析,这个坐标的纵轴是宋、元、明三代的西湖山水画,横轴则是与李流芳同时期的其他表现西湖风景的作品。这一坐标的构建使读者不仅能对图像再现西湖的历史有简要的认识,也可以更全面地把握以李流芳为代表的晚明西湖山水画的特点。     

王阳明“心学”影响中晚明文论建构的三个维度

王阳明“心学”作为明代中后期的主流社会思潮,构成了中晚明文论发展的重要哲学背景,对诗文小说戏曲等各体文论之建构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一是“心学”高度重“人心”的观点使文论家对文学的抒情性给予特别的强调,从而促进了中晚明抒情主义文论思潮的流行。二是阳明“心学”“与朱子背驰”,具有思想解放之意义,从而启发文论家突破传统思想之约束,大胆提出新的文论观点。三是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引发士人对人格价值的尊重,从而影响文论家高度重视通俗文学,并促进了通俗文学理论的发展。     

政治与学术的双重观照——关于晚明党争与文学的研究构想

晚明以降,阳明学与程朱学并立格局,因由时势的变化,引发了政治上的纷争。思想多元,党争频仍,社团林立是这一时期最突出的表象。这些因素引发了晚明党争与文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追根溯源,唯有从政治与学术的双重视角切入,方可突破其表象,得其实质。宏观上讲,晚明党争对文学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晚明党争与文学流派,主要指性灵派（包括公安派、竞陵派）;二、晚明党争与文人结社,如复社、几社等政治性社团;三、晚明党争与时事文学,如时事剧、时事小说等。     

晚明学术中心的形成与鄂东学派

晚明鄂东是天下春秋学的中心、礼记学的中心和医药学的中心,诞生了李贽的"童心说",催生了"公安派";李贽的"童心说"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代表了晚明科技与人文的最高成就,鄂东成为晚明学术的中心。明代中期以后汉口兴盛,带动了鄂东外销型农业的发展,伴随着财富的积累和科举的成功,鄂东出现了一批文化世家。世家大族通过兴办书院,养成学术流派;结社讲学,开展学术交流,出版学术著作,强化学术中心地位。鄂东学术中心的确立,对明清以来鄂东社会、湖北地区、乃至全国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永远站在问号的起跑线上--李宇明教授的治学道路

李宇明教授二十余年来在语言学各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 ,形成了颇具个性特色的学术思想与治学风格。     

对中晚明书法变革思想原因的重新阐释

本文对以往书法史某些流行的重要观点提出质疑,试图通过对"浪漫主义"西方文化内涵的分疏以及明代史和明代哲学的考察,对中晚明书法变革的内在思想原因重新进行阐释:在准确把握心学的基础上透视它对中晚明士人人格的深刻影响,以及这种道德人格气象对书法审美风尚的改变,对传统二王帖学模式的强烈冲击和改造.由此,为当下的书法研究和创作提供一种历史的人文的启示.     

日本"董狐"笔下的甲午战争真相--中塚明教授与日清战争研究

甲午中日战争在日本国内被称为日清战争.自20世纪60年代始,日本国历史学家中塚明教授即以此课题作为研究的主攻方向,历经四十余年而不辍,以"良史"的眼光秉笔直书,全面而深刻地揭露了当时日本朝野是如何蓄谋已久地发动日清战争的,充分体现了一个史学家征实考信、求真纠谬的责任和使命,堪称日本的"董狐".     

学术管理的理想境界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先从普林斯顿大学的被广泛赞誉的两件事情说起. 一件事情,说的是英国人安德鲁·怀尔斯,从1985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提升为正教授以后,九年间基本没发表文章.从大学校长到系主任,没有人知道他在做什么,也不管他在做什么.九年以后,他解决了世界数学界360年没有解决的难题——费马大定理,获得了当今数学最高奖——菲尔茨特别成就奖,到目前为止,他是这所学校这一特别成就奖的唯一获得者.     

圣经中译史研究的学术回顾和展望

圣经是基督教的唯一经典,圣经翻译则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重要事件。当时的中国境内,出现了包括汉语汉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众多圣经译本,这不仅使圣经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翻译版本最多的书籍,而且对中国的汉语汉字的近代转型和少数民族文字创制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从3个方面对圣经中译的历史、资料、研究及展望进行了叙述。     

评析民国前期基督新教的大发展

民国前期与基督新教在华获得大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相重合,这种长足的发展不惟体现在信众群体扩大和教堂数量增多上,也反映在从事宣教活动的教会组织机构和教职人员的增加上,更表现于基督新教的外在形象在民国转型社会期间的改观上.基督新教在文化上所蕴涵的内在张力,通过联合其它社会团体反对尊孔教为国教的斗争而得到最大的释放,教会人士的自信心由此大增.而"中华归主"所导引下的相关运动,其实质无非就是一场动员全教会力量的大传教运动.但它不久即招致来自中国社会各界,主要是知识阶层的杯葛,声势浩大的"非基运动",正是在教会大规模宣教运动刺激下孕育乃至最终爆发的直接后果.     

东南才士文学群体意识的觉醒——论晚明漳州霞中诗社

万历中,漳州诗人自称"东南才士"、"东南衣冠"、"东南之美";以"东南"指称漳州,以张扬其声势。明代诗社林立,地处中国东南的漳州迟至万历中才组织史上第一个规模较大的诗社——霞中诗社。诗社发起人是张燮和郑怀魁,其初人数多达十三人,称"霞中十三子"。漳州文教兴起较晚,诗社的成立,体现了这一地区诗人的文学群体意识觉醒,他们甚至认为在地结社是千秋大业之举。诗社持续了二十来年,发展分为三个时期:订盟兴盛时期、延续时期和衰歇时期。与诗人结社密切相关的,一是诗友文集集中地推出,二是漳州一地历代诗歌总集的编纂,集体发声,展示了其地诗歌创作的声威,提高了地方诗人创作的自信。但这个诗社从成立之日起,就存在明显的弱点:一是成员比较松散,不仅居住地并不集中,部分人员长期游宦他方;二是领袖人物缺乏登高一呼的号召力,也没能提出独特的诗歌主张;三是地处海隅,创作基础不够广泛,与他地的诗人、诗社缺少广泛交流。明清易代漳州遭受战乱重创,诗社典籍几乎荡然无存,以至后世知之者甚少。     

家庭传播研究的学术图谱与未来落点——基于SSCI数据库和CSSCI数据库的对比分析

家庭传播作为传播学一个新兴的学科分支，不仅用于解释和解决家庭媒介使用中的行为和问题，也深刻影响着家庭关系和家庭文化。基于内容分析法并辅以CiteSpace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对SSCI与CSSCI数据库中关于家庭传播的研究成果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国内外相关研究趋势一致。但国内研究的“质”与“量”略显不足，形成了以调查及访谈方法为主，以媒介行为、传播媒介与效果等为重点内容，以亲子(父母与子女)、青少年儿童、家庭等为核心对象的家庭传播研究。介绍国内外家庭传播研究者所关注的重点议题和内容，对未来国内拓展和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传播体系提供了经验借鉴。     

春蚕不应老 昼夜常怀丝——李谋盛先生的学术人生述略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会议室的墙上虽然张挂有李谋盛(1913～2004)先生的照片,但年轻的老师和研究生们恐怕大部分不知道先生何许人也。其实,先生离去的2004年“十一”长假,距今不过两年而已。事实上,先生退休已久,又住在校外,早在1990年代,外界就鲜有与闻。高校中众多的知识分子     

明清两代晋商的特质

晋商是明清之际的大商帮，受制于历史条件，却呈现出不同的特质，主要体现在经商区域、所经销的商品种类、从业者的身份等方面。以上概念得以明确，对认识晋商的发展历程具有常识性意义。     

“马魂、中体、西用”说与当代中国学者的文化自觉

"马魂、中体、西用"说是当代中国学者探索中、西、马关系问题的重要文化理论创获,同时在客观上为当代中国学界建立了一种基本乃至主导性的学术范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指导性方针。"马魂、中体、西用"说的提出反映了当代中国学者的文化担当意识与文化自觉。     

前卫的理论姿态和特殊的学术价值——王洪岳新著《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启蒙性质研究》评析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思潮演变中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和小觑的现象,即启蒙现代性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遭遇与碰撞。启蒙和现代性有着近乎天然的同质性,启蒙是强调一种经由自己的理性或对真理的追求,来达到自由境界的观点。     

关于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视野与心态——步平研究员访谈录

中日关系史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中日关系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仅仅具有学术价值,往往还有很明显的现实意义,甚至可以说,一方面,中日关系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现实国际政治的影响,另一方面,中日关系史研究的突破,也会对中日关系的很多方面产生影响。步平研究员多年来从事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在中日两国都有较大影响,特别是他多年来积极从事中日两国民众之间在历史认知方面的沟通工作,取得不少进展,他还是“中日共同研究历史问题”中方首席委员,参与了共同研究的全过程。步平先生认为,应当用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加理性的态度来研究中日关系史,这一观点已获得越来越多的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