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绿色技术专利司法强制许可研究

强制许可是解决绿色专利实施的有效途径,但我国绿色技术专利行政强制许可的实施存在法律制度上的障碍,短时间难以克服。法院在公共利益认定上具有天然优势,其根据个案做出绿色专利侵权不停止侵害的判决国际影响较少且能达到强制许可的目的。其替代措施"合理费用"的确定应以公共利益为主要考察基点。     

“双碳”背景下绿色技术专利强制许可的法律问题及破解

绿色技术是加速“双碳”目标实现的“催化剂”，在我国构建绿色技术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要环节、履行国际义务的具体要求以及构建专利生态化的关键路径。我国现行《专利法》缺失“绿色技术”专利强制许可相关规定，现有制度还存在“公共利益”条款适用不足、许可使用费“度”难以把握以及申请强制许可主体及救济程序不健全等法律问题。据此，问题破解之道应当聚焦于：在现行专利制度的框架内增加绿色技术专利强制许可条款、将环境利益明确纳入公共利益的范畴、健全许可使用费定价机制以及完善强制许可主体及救济程序等4个方面。     

专利停止侵害请求权限制的司法适用——以专利司法解释(二)第26条为视角

中国专利停止侵害请求权的规定主要源自于民法上对有体物的规定。囿于传统民法理论,侵权即判令停止侵害业已成为专利领域的司法惯例。专利司法解释（二）第26条被视为是侵权当然停止论的突破。但中国现行专利权制度并没有就其中的公共利益及合理费用等概念进行厘定。美国在禁令否决和替代性措施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从中国专利停止侵害请求权限制的立法沿革及现有的司法实践上看,公共利益与企业性质以及专利性质无关,应当严格界定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规定的公共安全、公共卫生等领域内。当权利人滥用专利危害社会公共利益时,也可适用第26条。合理费用不同于自愿专利许可使用费和强制许可的许可费,而应是在给予侵权人充分救济的前提下对权利人损失的合理补偿。在合理费用界定方面,可以通过借鉴美国乔治太平洋案所确定的15种因素来进行判定未来使用费。此外,专利停止侵害请求权限制不应扩展到诉前禁令。     

试析TRIPS-plus条款对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影响

药物可及性问题是解决公共健康问题的关键因素,药品强制许可制度是一个国家获取基本健康药物的工具之一,而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投资保护协定中含有的TRIPS-plus条款会影响药品强制许可制度的施行。TRIPS-plus条款对药品强制许可制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未披露数据的独占保护,专利保护期的延展,旧药品新用途可获专利,专利撤销理由缩小,限制可以适用强制许可的情形,提高补偿标准,明确限制强制许可下生产的产品出口等方面。     

印度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对印度本国医药产业从简单的模仿国外专利药品到能够独立自主研发新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对印度药品强制许可制度进行概述并对其政策效应进行评价，为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设计与执行提供借鉴。我国需始终以人民健康利益为中心，进一步理顺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实施路径，明确专利强制许可各方的权利及义务，提升重大公共安全卫生等紧急情况下的应对能力，完善药品供应保障以及价格管理、医保补偿等配套制度。     

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实践与思考

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是维护公共利益和防止权利滥用的重要手段,随着多哈谈判的进展,国际社会已就药品强制许可相关问题达成共识.根据TRIPS协议的有关条款,我国已建立了相对比较完善的强制许可制度,但这些立法是否充分运用了TRIPS协议弹性空间,是否符合当前我国公共健康利益之需要,还存在一定的疑问.     

美国专利无效判定机制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专利无效判定制度由单纯的司法判定转向司法与行政判定“双轨制”,近两年又有向行政判定扩大的趋势,USPTO复审制度的功能及其价值不容忽视,我国现行专利无效判定机制可以借鉴美国,其将改革方向定位在强化专利复审制度的同时,明确司法审查的权限及其效力,以此完善我国的专利法制度。     

征收中“公共利益”的行政认定与司法审查

不动产征收中公共利益的实现,不仅需要立法界定内涵,还需要行政认定与司法审查。为了破解对行政主体赋权与限权的"两难"困境,应将公共利益判断这一价值性问题转化为行政控权之程序性问题。鉴于现行法律之障碍,在不动产征收中引入公益目的之司法审查需要对相关制度进行完善。     

专利无效诉讼的程序理性

近年来,专利无效案件逐年增多,现行专利无效诉讼程序的设置以争议一方为复审委来确定无效诉讼案件适用的诉讼程序,缺乏对专利无效程序性质、价值的理性考量,致使专利无效诉讼程序运行中出现"循环诉讼",浪费大量行政司法资源,影响司法权威。为了解决现行专利无效诉讼程序设置的不理性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需要以专利无效诉讼程序的法理基础、价值位阶为角度,构建理性的专利无效诉讼程序,实现专利权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平衡,节约行政司法资源,维护司法权威。     

探索矿业行政合同制度的走向

矿山企业依行政特许对矿产开发、生态恢复、矿山安全等方面作出书面的承诺,应属矿业行政合同.矿业行政合同,是当事人不同方向意思表示的一致,是公共利益最优化和私人利益最大化的最大公约数,是市场和政府双向失灵时政府利用市场的政策工具,是政府的强制又充分利用了市场激励和相对人的认同,是促进政府转变职能并有利于依法行政和民主行政的杠杆.矿业行政合同的订立实行特许权、参与保留、担保和公众参与等制度,其履行须引入强制制度;司法救济则实行双向模式的主动选择原则,行政相对人主动提起则适用行政诉讼,行政主体提起则适用民事诉讼,这种"双向模式"弥补了混合模式和单一模式的不足.     

比例原则与司法裁量

比例原则是行政法的一项重要原则。然而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比例原则在具体个案中的适用就涉及到行政手段与行政目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衡量问题,行政机关必须在价值层面进行考量与权衡。这样就授予了法官相应的司法裁量权,引发了司法裁量与行政裁量的冲突。因此,法官对比例原则的适用应遵循一定的制度约束,把司法裁量权限制在适度范围内,以避免因比例原则的滥用而导致人们对它的怀疑。     

标准必要专利中FRAND原则在我国的司法实践考察

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是知识产权发展的必然趋势,标准必要专利(SEP)是这种趋势的产物。FRAND原则即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成为SEP权利人、标准的公共利益、标准实施者等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器。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由于该原则缺乏明确含义,SEP权利人等利益主体对FRAND原则的理解各异,导致在许可费确定、停止侵权的适用等方面产生诸多纠纷。通过对华为诉IDC案以及华为诉三星案等典型案例的考察,可以发现FRAND原则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存在许可费计算与考量因素不够合理、停止侵权适用条件不明确、对过错的认定不具体等问题。解决问题的路径在于:对于FRAND许可费可比较协议的选取确定统一规则,具体的计算方法应遵守四个原则性标准;对标准必要专利"停止侵权"的适用应当更为慎重,原则上不适用停止侵权,只有在没有可替代的救济方式时才能考虑适用;涉及具体因素则回归到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本身来考量。     

论我国著作权法不应放弃强制许可制度

强制许可制度兴起于美国，后来迅速扩及英国以及大陆法系各国。《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对强制许可也作了详细规定。而我国作为两大公约的成员国，至今在现行的著作权法中仍未明文规定强制许可制度。事实上，目前在我国确定强制许可制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思考

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在世界多个国家的传播,不仅对社会大众健康产生了威胁,而且更加凸显药品专利保护与公众健康需要之间的矛盾,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无疑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条途径。文章对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背景、理论进行了分析,指出了目前实施这一许可的障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绿色发展理念推动下中国绿色专利制度的构建

针对专利制度与绿色技术的关系问题,通过对中国相关专利法律法规文本的分析,发现现有专利制度仍以技术中立为基本价值,并未体现对绿色技术的引导与激励,绿色专利制度尚未建立,从理论探源、法理依据分析及国际实践经验比较 ３个维度对构建绿色专利制度进行探讨。研究认为,无论从绿色技术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出发,还是从绿色专利制度对绿色经济促进作用的视角,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绿色专利制度构建的必要性;同时,绿色发展理论是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与完善的,强调规律性与目的性统一发展,涉及社会、经济、政治、生态、文化各方面,为绿色专利制度构建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对比分析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家缩短专利审查时间、为绿色专利申请提供条件和经费便利、并运用强制许可制度等绿色专利制度经验,结合中国法律制度现状及经济转型需求,建议中国尽快构建绿色专利制度以与国际接轨;中国绿色专利制度的构建应当包括“绿色标准”作为绿色专利授权实质条件的确立、绿色专利审查特别程序的增加、绿色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特殊设计、绿色专利创造激励机制的设立与绿色专利实施监督机制的配套等 ５个核心环节,其中绿色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设计需在激励与限制之间把握最佳的利益平衡点,并制定专门的绿色专利强制许可办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的普适性规定相呼应。     

试论海事强制令法律制度的完善

海事强制令是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所特有的法律制度,随着十几年的司法实践,它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困惑和不完善也随之显现。文章结合海事司法实践,并分析海事强制令现行规定存在的不足,提出完善建议,包括明确独立属性、细化适用条件、完善复议制度和建立听证制度等。     

滥用标准必要专利行为的法律规制

标准必要专利由于其封锁效应和强制适用,成为其他经营者无可替代的选择。由此,专利权人极易利用这种优势地位,滥用标准必要专利,实施垄断行为。我国《反垄断法》实施时间不长,对于滥用标准必要专利行为的规制立法较为滞后,与传统工业国家的反垄断规制相比,在滥用标准必要专利的认定标准和规制措施上都存在着重大差异。清晰辨识滥用标准必要专利行为并对其依法规制是保护我国市场竞争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时代要求。     

我国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纠纷中禁诉令的适用研究

近年来,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纠纷发展愈发复杂化,并且往往以国际平行诉讼的方式呈现,各国通过禁诉令、禁执令、反禁诉令等方式争夺标准必要专利纠纷的司法管辖权,我国企业所受影响较大,2020年,最高法院为捍卫司法主权接连做出四个关于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的禁诉令的裁定,并在民事诉讼领域创造性地适用按日顶格罚款的计罚方式.通过研究国内外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纠纷中禁诉令的适用,提出相应的完善对策,在坚持司法礼让的原则下,积极应对标准必要专利纠纷司法管辖权的争夺,维护有序的国际市场和司法环境.     

论公共健康危机背景下的TRPIPS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

公共健康危机的日益凸显,使得药品专利保护与社会公众利益的矛盾也日趋突出,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是解决这个矛盾的有效途径之一.但由于相关各方利益的冲突,TRIPS协议下的有关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条款,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注及争议的焦点.如何协调TRIPS协议下药品专利私权保护与公共健康权利维护之间的冲突,已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对此,我国除了要在立法方面与TRIPS协议保持一致外,还应积极发掘其他可行性方法,使强制许可机制发挥应有的作用,提高公共健康危机时药品的可及性.     

论公共健康危机背景下的TRIPS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

公共健康危机的日益凸显，使得药品专利保护与社会公众利益的矛盾也日趋突出，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是解决这个矛盾的有效途径之一。但由于相关各方利益的冲突，TRIPS协议下的有关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条款，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注及争议的焦点。如何协调TRIPS协议下药品专利私权保护与公共健康权利维护之间的冲突，已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对此，我国除了要在立法方面与TRIPS协议保持一致外，还应积极发掘其他可行性方法，使强制许可机制发挥应有的作用，提高公共健康危机时药品的可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