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成长与国家治理——以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分析对象

从总体性治理到综合治理是建国后中国国家治理方式演进的基本脉络,也是转型中国国家——社会关系变革的主要内容。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透视转型中国社会成长与国家治理互动关系的最佳窗口。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经验来看,国家治理方式的变革是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展开的,社会成长是国家治理方式演进的内在动力。同时,国家治理方式的演变也为社会成长创造了更有效的政治空间。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战略就是如何在社会成长与国家治理之间构建良性的互动关系,通过有效的国家治理促进社会的成长与成熟,进而构建与成熟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弥散型国家治理模式。     

现代化转型中国家治理的风险治理与秩序建构

基于国际视野和国情两大角度观察中国的国家治理,中央领导层对于国家治理已做出基本定位,即总体上是好的,是有独特优势的,是适应中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发展中国家的治理经历了长期的"冲击-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与"帝国主义模式",缺陷明显,应该从历史与时空维度考察国家治理的一般性与特殊性。要从全球国家治理有效性出发,即"再民主化需求与发达国家治理面临治理的信任危机"与"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转型与国家治理的失败"两大趋势,来看待中国的国家治理蕴含的三大风险:现代的参与性困境和大众治理激发的参与爆发的风险、多元的决策性困境和政府治理面临权威失控的风险、权威的合法性困境和国家治理面临转型动荡的风险,并审视部分治理领域中存在的管理失效与制度失效。中国的国家治理发展趋势是,从与"政党-国家"逻辑契合的国家管理,走向日常政治的国家治理,主要包含:开放混合型的经济治理、多元协商型的政治治理、服务合作型的社会治理、多元大众型的文化治理、高效与负责的精英治理等。"日常政治"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建构现代性的发展新趋势。     

从外压到内生:"维稳"治理模式的限度与转变路径探索

实现和维护社会稳定是国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功能,任何国家都有"维稳"的义务.中国外压式"维稳"治理模式是现代化转型期"稳定压倒一切"思想观念下的时代产物,它在维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将近四十年社会整体稳定的同时,其限度和弊病也越来越明显.寻求社会稳定实现模式的转变,实现内生性社会稳定,已成为中国未来通往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和路径选择.     

“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政党、国家和社会是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变量,三者之间关系的良性变迁和动态平衡是政治发展的实质和内在要求。"强国家-强社会"模式是国家-社会关系中的最佳状态,能够充分发挥社会各种力量参与到国家治理过程中。中国治理的基本主题是现有国家治理体系如何应对社会快速变迁产生的大量社会问题,这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理念转变和治理主体多元化。因此,"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耦合性决定了后者的构建要以前者为目标导向。为此,根据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选择,在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政府转型是关键、社会组织培育是基础,将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国家治理中,以形成一个高效、有活力的网络化治理结构。     

“中心主义”国家治理模式的文化逻辑

借助现象史学的方法,根据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治理模式生成和演进的机理,可以将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治理模式概括为"中心主义"国家治理模式。"中心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是以社会的一个中心力量为主导发展形成的一种国家治理模式。经过历史的沉淀,"中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传统已凝结成为中国人稳定的政治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制约着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选择。近现代中国国家治理模式选择的曲折道路证明,当代中国必须自觉地立基于"中心主义"政治文化传统,创新和优化"中心主义"国家治理模式。     

国家治理与我国现代财政制度构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做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战略部署。探讨国家治理理论的发展,从“统治模式”转向“治理模式”（善治）,并对财政制度在经济、政治与社会子系统的媒介作用进行了阐述。基于财政在治理转型中的关键基础地位,从预算制度、税收制度和政府间财政关系三个角度具体论述了如何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以推进国家治理方式转型,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当前,我国进入“大国财政”的新常态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建设大国财政,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不仅发挥财政的治国安邦作用,也发挥中国财政在全球治理中的更大作用。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建设

转型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关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系统，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必须深入到治理体系的要素构成上，这就使得结构功能主义在这一问题上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从历史维度来看，虽然有社会力量的介入，但国家（政府）始终是传统治理体系的“主力军”。而面对一个现代转型社会，国家治理体系的构成要素应该更加多元化，行为边界更加清晰化，并且在要素行动的同时形塑国家治理的价值观念，为治理体系提供稳定的文化支撑。但在治理要素的耦合过程中要正视各个要素之间的结构张力，通过要素调节实现系统稳定。     

国家治理现代化：缘起、实践及整体框架

国家治理是政府等治理主体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维度上运用权威配置资源、维持秩序的一个过程,它具有过程性、协调性和持续互动等特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     

论农村社会治理生态之构建

农村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一部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文章在梳理现代 社会治理模式的历史性演进基础上,针对我国现有乡村治理体制性困局,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国家治理体系”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概念命题,提出了面向公正发展中国农村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逻辑选择———构建农村社会治理生态的观点,并对农村社会治理生态概念、系统特 质、系统构建等核心内容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分析,给出了如何打造农村社会治理生态系统的系统 建议。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基层治理困境及出路探讨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着公共权力作为唯一的治理空间塑造力量的局面。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基层社会的开放性进一步加强,增强基层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面对基层治理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加快基层治理转型与变革,构建现代化的基层治理机制与路径,是解决困境、应对挑战,促进基层治理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政治动员的治理价值——理解中国特色治理模式的新视角

在现代政治过程中,政治动员既是政党实现自身政治目标的基本方式,又是政党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重要途径。就中国而言,通过政治动员凝聚起人民群众的磅礴力量,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赢得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更是其推动中国建设改革发展的关键。从当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要求出发,进一步认识和挖掘中国政治动员特有的治理价值,对于深入探索和推进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有效提升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能力,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论国家治理转型与社会工作的发展

国家治理模式是影响社会工作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从总体性社会的全能主义国家到市场化改革后的发展型国家再到超越发展型国家以及在此背景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变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国家的治理转型给社会工作的发展带来了机会与空间,而社会工作发展遭遇的困境也给我们指示了国家治理转型的方向。在当前国家治理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工作应该充分挖掘本土社会工作资源,同时学习西方社会工作的方法和理念以及选择发展性社会工作及其他契合国家与社会关注的领域作为优先发展方向。在这个过程中,顺势发展的社会工作反过来助推国家的治理转型。     

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与路径选择

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的国家治理主线,其以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主要表现形式,是政治权威与国家治理有机结合的时代产物,是实现善治的根本保障。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观、权威观与民主观为理论指导,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以继承发展中国传统价值理念、审视西方国家治理得失与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各治理阶段经验为历史借鉴,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以证成“政党中心主义”模式与化解“治理失灵”风险为现实之需,具有强烈的现实逻辑。展望未来,在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塑造新型民主观,推进法治化建设与构建协同共治格局,最终达成善治的目标。     

国民主体性的塑造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秩序的建立

如何理解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发展的引领和带动,是窥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路径。前现代的中国一直在王朝周期律里循环,就是因为王朝中国历史上一直没有解决人民当家作主的问题,边疆少数民族人民在王朝时代以效忠于族群领袖而被动成为中央王朝的子民。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建设的目标是要实现全社会免于贫困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各族人民免于政治依附,全体人民的全面自由发展。实现国家建设目标的第一步是中央政府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进程中引领和带动边疆各族人民群众平等地进行政治参与、社会参与和经济参与,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对边疆各族人民进行文化、政治多重塑造,确立边疆各族人民的国民主体性。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秩序构建,是在中央政府引领带动边疆各族人民变成平等的公民参与到建设现代人民主权国家进程中完成的,并在边疆治理过程中进一步构建和夯实,最终塑造了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超越族群和血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秩序。     

社会转型与治理创新——基于社会稳定风险的分析

社会稳定风险的有效化解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环。经济风险、政治风险、文化风险、生态能源风险和社会风险是当前我国主要的社会稳定风险源。实践经验表明,以科学的稳定观和维稳新思维为指导,构建风险源的鉴识机制、预警机制、评估机制,完善利益均衡机制和法治保障机制,是应对社会稳定风险的根本之道。     

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概念、理论与策略

建设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已成为中国深化改革的关键任务。通观全球网络社会治理模式,有法治偏向与自律偏向之别,亚洲地区国家特有的管制方式,有一定的短期行为倾向。指涉所有网络社会主体的多元治理,正日益成为基本共识。中国的网络治理问题,其出发点是社会力量的觉醒及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应通过有边界的网络治理民主,推进现实民主,并逐步建立起高水平的协商政治体系。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作为一种思想变革,其政治转型的价值在于：通过网络治理权的合作,推动全社会在重要议题上的政治协同,既寻求网络管理政策的新共识,也努力达成现实治理观念的新平衡。基于这样的理论框架,文章给出了建设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一系列操作性建议。     

论城中村社区治理

城中村社区有效治理是社会转型的现实需要,是建设和谐社会背景下城市发展必须面对的一个新课题,是现阶段我国城市治理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首先提出城中村社区治理的基本理念等理论,然后分析现阶段城中村社区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和“城中村”社区传统治理模式的现实困境,进而探索城中村社区治理的模式转型及其实现路径。     

中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践框架及关键着力点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其本质特征之一是倡导运用现代法治方式和社会协同理念化解社会矛盾。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中国构建国家风险治理体系,在社会转型期和"维稳"的双重时代背景下力图整体推进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和制度化努力,业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运行模式和工作典型。然而,现实中仍然存在着若干极具挑战性的难点问题,亟待进一步探究完善,这主要涵盖决策定位、问责结构、评估工具、层级差异、风险感知等方面,这些问题构成了"稳评"机制实施的关键领域。当前,应在巩固既有实践框架基础上,正视难点问题,强化评估中的风险沟通与治理导向,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置于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过程来考察。     

社会政治情绪排解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

政治情绪排解为政府治理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和方法,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如果政治情绪得不到适当渠道的有效排解,将会逐渐腐蚀政治合法性,引发社会冲突和危机。为进一步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政府必须突破传统的治理路径依赖困境,通过构建新型政府分层治理结构、创新多元主体治理模式、突破传统政府治理体制,逐步稀释、疏导和化解社会政治情绪,实现转型期的社会稳定。     

相互承认与现代国家治理

承认作为一种观念被人们所认知和接受开始于近代,真正的承认应当是平等的相互承认.相互承认有助于消解主客二元的思维模式,有利于社会的团结与稳定,有助于对日益强大的政府进行权力的规范和制约,因而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范式.基于这一理论范式,现代国家治理应努力构建承认的共同体,建立起基于承认基础上的现代政治认同和现代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