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经典与诠释--中西方经典诠释比较

从诠释学关于"文本"、"经典"和"诠释"这三个基本概念的理解出发,阐明文本并非语言学上所谓传达作者意义的完成了的作品,而是不断要诠释和解读的未完成品或中间产品,经典并非属于过去时代的意义固定的卓越作品,而是其意义需要未来不断阐明的历史性和规范性统一的构成物,而诠释也不是一般科学所谓知识论的客观或中立解释,而是主体不断与文本周旋的经验和实践的参与。当西方经典诠释在近代重Klassische在当代的意义生成时,中国经典诠释却仍着重Kanon原有固定化的经义的施教,因而当西方经典诠释强调认识论的客观解释时,中国经典诠释却强调实践的和教化的理解。中西方经典诠释比较不是以西解中,也不是以中解西,而是中西互解,同样,古今中介既不是厚古薄今,也不是厚今薄古,而是古今不断生命沟通和融合。我们是在与经典作品的不断交谈中获取新生,同时,经典作品也正是在这种不断交谈中生生不息。     

诠释目的与中国传统经典诠释

本文明确区分了西方诠释学的三种诠释目的,即追求原意、追求比原作者更好地理解以及隐微与显白相区分的诠释目的,而中国诠释传统中也有"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和"微言大义"这样的诠释理路与之相对应。但中国诠释传统中的诠释路向与西方诠释学的相应诠释目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差异表现在西方诠释学中的诠释目的是对文本意义和作者意图的理解,而中国诠释传统则除了这一点之外,其根本目的在维护某一固定教义,在此种固定教义之下来诠解经典,因此中国传统哲学中尚不存在独立的一般诠释学。     

李善《文选》诠释--一种与中国经典诠释截然不同的诠释现象

近二十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中国诠释学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对中国哲学经典的研究,尤其是儒家经典的研究。李善的《文选》诠释作为中国文学诠释史上最典型的诠释现象,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从诠释立足点、诠释理念、诠释目标、方法、诠释态度及对于真理的认识等诸多方面,揭示李善《文选》诠释与中国经典诠释诸多截然不同的方面,目的在于揭示中国文学诠释传统与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不同,并以此展现中国诠释传统的丰富多彩。     

宋儒读经法中的感通诠释初探——以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为视野

围绕诠释学的核心问题,亦即创造性诠释如何可能,重新审视儒学经典诠释的内在根据及其当代价值。伽达默尔赋予时间间距以创造性价值,提出视域融合的诠释模式,以此建构了哲学诠释学。但其时间间距主要用于筛选诠释的好坏,它的创造性价值并没有获得充分发挥。反观宋儒读经法,我们发现,其中蕴含着一种感通诠释的诠释学思想。感通诠释以转化个体生命为旨趣,将文本解读与本体感悟合而为一。它不仅囊括了伽达默尔视域融合的诠释学理念,还充分发挥时间的创造性价值,并且提出了可操作的步骤来实现与经典之间的视域融合,能有效克服伽达默尔诠释学陷于本体思辨的思想困境。      

从“道生”与“神说”看中西经典诠释思想之异同

在西方诠释传统中,《圣经》作为一种神圣文本是中世纪诠释学的焦点所在,对神圣文本的理解与解释具有代表性意义; 而中国古代《道德经》中的诠释思想则是中国诠释传统的典型。以《圣经》中的“神说”与《道德经》中的“道生”作为两部经典中的核心线索,对比分析两者的相通性和差异性,进而揭示中西经典诠释思想的异同,有助于厘清中西诠释思想不同的发展方向。     

经典诠释与修辞:一个西方诠释学争论的意义探讨

本文目的,在于从近年来哲学诠释学内部关于"诠释与修辞同出一源"的说法出发,先要检讨这一实际主张的历史渊源及理论立场依据,提出时曾遭受到的诸多批评和反对之声,从中真正了解此一旧说新议的现代意涵,然后再就其可言之成理的接受范围与程度内,转回探讨中国哲学语言观与经典诠释之间的相关问题。质言之,笔者会认为当前西方哲学诠释学中倡议的修辞学与诠释学同源同体、合则两利的说法,确实可以替回顾中国经典诠释的传统时提供若干启发,也能够为当前诠释注疏的工作注入新的活力。     

当代新儒家之生命诠释学:牟宗三先生之存在呼应之经典诠释

今天,我们需要藉牟先生之论述和多重的对经典与宋明儒学之诠释,展示牟先生的诠释方式和境界,以建立当代新儒家的生命诠释学。我们有必要以西方诠释学的发展与内容作为参照,进探与展示牟先生之生命诠释学。牟先生在诠释经典时,首先指出"了解"(这一概念)有感性之了解、知性之了解与理性之了解。感性之了解只是主观的随感式的了解。知性之了解则能对于字词语句都能加以掌握,此可说是对文本的初步了解。理性之了解是对于全篇文本之字词语句之意义,段落章节之论述,都能够会通而为一整体,掌握到文本的系统和理据,这是对文本的通贯的诠释。理性之了解基本上是对经典的客观理解,但还未进到对了解自身的反省或自我之了解。牟先生进一步提出诠释者要进到为其人以处之,诠释者与文本达到境界之融合,牟先生称之为生命之呼应。生命之存在呼应是自家生命真能存在地体证之,体证之即能超出原来文献之语文所限而得其实义,见证圣人之义理,即是对道之诠释。圣人的生命是对道之体悟至极,由解悟而证悟,而澈悟。圣人立教则圣人之言即是证道之言。相应于教之哲学诠释即是通过对教言之诠释,由此开示圣人体道之经验而使人之生命能得与圣人与道黩面相当,得到解悟,进而通过实践以证悟此道,最后得以澈悟而成圣。此时诠释学即是证道之学,亦即是圆教。从牟先生在对于程明道、朱子与陆象山的经典诠释中所展示出的由分解进至非分解的哲学诠释的进路和运用的论述中,以十个观点总结中国哲学诠释学的内容和结构,作为建立中国诠释学的基础和规模。     

诠释学的近代发展及其实践转向

近代哲学对于诠释学的关注从阿斯特的经典诠释学开始上升到一种专业哲学的高度,从而奠定了诠释学哲学发展的基础。诠释学哲学历经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逐渐逼近哲学的核心领域。而当代诠释学的实践转向应被视为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它使诠释学从方法论、本体论的语境中又转换出了一种新的视野。诠释学的实践转向是从方法论、本体论维度对诠释学的理解转向了人的实践能力,这种能力的实践要求包含着人的自然能力的施展、真正灵活运用知识以及把科学和生活相联结起来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诠释学真正达到了一种人的哲学的高度,它是人对于自己以及这个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它是人的实践能力本身,这也是诠释学实践转向的最根本的意义所在。     

实践、应用与真理——论作为方法论的批判诠释学的价值和意义

批判诠释学把诠释学的理解、解释活动与批判、反思活动联系起来,突显了诠释学的实践、应用与沉思真理之功能,在理解的诠释活动中恢复了亚里士多德式古典智慧,促使诠释学由意义的理解走向对遮蔽正确理解因素的深层解析,从而开掘出诠释学的理性重建功能,在现实层面上实现了理论批判与实践重构的对接。如此一来,批判诠释学被发展为一种综合了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原则,它的价值和意义可以用"实践"、"应用"和"真理"三个概念来表示。     

论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关系——以朱子对《四书》的解释为中心

在中国经典解释传统中,经典文本与解经者的哲学建构之间,存在着既不能分割,而又互为紧张的关系。两者之所以不可分割,是因为中国哲学家常常首先是哲学史家,他们经由古圣先贤及其经典的召唤,而浸润在古典的精神世界之中,他们“回顾性地”为经典作注解,正是他们“展望性的”哲学建构工作的起点。但是,经典文本与解经者之间,又有其紧张性,因为中国哲学家(如本文所研究的朱子)常常抱着他们自己的哲学问题进入经典,以自己的思想叩撞经典作者的心灵,因此,某种“解释的张力”终难以避免。我们可以从孟子学汲取化解两者间张力的方法论灵感:一是尚友古人,与古人对话,进入古人的心魂,这是“对话的”经典诠释法;二是进入古人的时空情境,在古人的脉络中温故而知新,这是“历史的”解释方法。两者交互应用,庶几在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间获致动态的平衡。     

隐喻与诠释——诗的诠释学美学意义解读

本文以当代诠释学美学的观点,探讨中国诗学以诗作为意义之理解与解释,所隐含之隐喻的诠释学与美学的问题,尤其诗学中有关隐喻的认知、理解与解释的作用。本文首先讨论诗与诠释的美学问题,探讨孔子所谓的"言诗"和孟子所谓的"说诗"所隐含的有关以诗作为意义之理解与解释之隐喻的诠释学与美学的问题。其次,探讨诗的诠释学美学的意义,指出当代哲学美学除了一方面重新对美与艺术的概念提出定义的解释外,另一方面则以所提出的艺术或美学理论作为解释意义的方法,亦即以美学为方法,作为解释存在意义的理论基础。不过,本文的主旨并不在于套用西方美学的研究成果来解释中国传统的经典或文献意义,而是从当代美学尤其是诠释学的角度,从中国传统文献所遗留之文字片段,来理解中国以诗作为艺术存在的解释意义的方式以及其中所隐含的美学问题的向度。     

诠释循环视域中翻译研究范式的嬗变

诠释循环是诠释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影响翻译研究范式嬗变的重要因素。圣经诠释学的"语词-文本"循环专注于文本内部分析,导致了文本中心论的狭隘。方法论诠释学的"文本-历史语境"循环试图通过主观重建客观历史情境,却造成了作者中心论下译者的隐身。哲学诠释学的"传统-历史主体"循环强调诠释者的主体张力,却将翻译研究引向译者中心论的误区。在克服恶性循环的反思中,赫施确立了诠释循环的起点,建立起辩证整体论思想。辩证整体论开启了翻译研究的新范式,对于促进诠释的良性循环与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体论文本——扣问文本的意义——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对翻译的文本观的启示

翻译的文本观问题,在译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传统的文本观主张探求作者本意,现代的文本观主张诠释文本本意.本文拟在对施莱尔马赫的传统诠释学和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中提出的文本意义的理解和解释方法的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来探讨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对翻译理论的启示,指出在翻译中要破除旧的文本观,树立新的文本观,探求文本所能展现的意义.     

论朱熹理学的诠释学建构

朱熹以"天理"为形上架构,构筑"太极、理、气、阴阳"宇宙系统、深化完善"理本体论"思想,视其为万物生化的本根和伦理价值的本源,使之获得诠释本体的地位。在诠释方法上,贯彻理一分殊的"以理演申法"和兼治汉宋的"训诂解义法":前者确保诠释原则及意义的整体性,开显儒学的思辨内涵和形上意蕴;后者融贯汉唐训诂释辞、以文解意释义法,延续传统经学。理学诠释学立足儒家经典,坚持哲学诠释和文本释义双重路向;承继了传统训诂释义的经学宗旨、赋予儒学哲理化,将儒学提高至新高度。理学的兴发,汉、宋之学的互动及经典诠释的与时偕行,皆与理学诠释学致思路向密不可分。其本体与方法相即互融的特点,可资助益于当前西方诠释学之新生。     

荀子儒学经典诠释方法论发微

荀子感应战国末期社会转型的特定需要,总结各家各派的经典诠释经验,重新确立了诠释儒家经典的基本目标,重新建构了关于儒家经典的文本观念,并且以此作为建构新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的引导.而就创建新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而言:荀子首先重视的是"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亦即通过诠释与思索,而将儒家经典文本之所讲所论贯穿起来以发掘并洞明其中的道理;荀子特别重视的是"布乎四体,形2乎动静"、"为其人以处之",亦即通过诠释儒家经典,诠释者能够对儒学精神学以致用,在致用中加深理解与诠释;荀子十分重视的还有,它能促使诠释者逐渐进入一种理想境界,亦即"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诠释理路

在日益成为哲学界"显学"的西方诠释学的冲击下,国内哲学界进行着积极的回应和有益的探索.但是.当前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当务之急并不是与西方诠释学的"接轨".而是清理本有的学术资源,进而确立合理的研究方法.通常来讲,治中国哲学史可采用两种理路:一种是"外在诠释",所强调的是时代背景与哲学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另一种是"内在诠释".所注重的是哲学概念与义理之间的演变与迁延.两种理路虽无优劣之分,但"外在诠释"应是治思想史或治社会学的方法,而非治哲学史的方法.因此,在治哲学史时应采用"内在诠释"方法.只有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才可进入到与西方诠释学的"接轨"问题.     

从注释到创构:两种定向两个标准——以朱熹《论语集注》为例

借用经典注释的形式创造和构建新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重要形式。对于这种传统和思想创构的内在思想机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缺少深入的探究。跨文本诠释和融贯性诠释可能是借重经典注释而创建新的哲学体系的两个关键性因素或方法。朱熹《论语集注》中的若干实例可以说明朱熹是如何运用跨文本诠释方法的;同时,朱熹将理学的主要概念一以贯之地全部注入对语、孟、学、庸的解释之中,则是融贯性诠释的范例。在经典诠释活动中存在着两种定向的紧张和冲突。两种定向的简单表述即是面向文本与历史的客观性定向和面向当下和现实的主观性定向。一部诠释作品就是两种内在定向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思想“化石”。在处理两种定向之间的紧张性方面,在处理注释之形式与体系之建构之间的矛盾方面,朱熹都是成就最突出的。但是朱熹的成功并不能掩盖和抹煞两种定向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以及语孟学庸与二程学说的不同。     

2007:诠释学与中国

2007年度是汉语学界的诠释学研究史上不平凡的一年.此一年度适逢20世纪的德国诠释学大师伽达默尔逝世五周年.以此为契机,汉语学界的诠释学研究也不断走向深入:在西方诠释学的文本适译与理论研究方面,标志性的成果先后面世;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方面的高水平研究不断涌现;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联性方面也时有争论;诠释学在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应用与实践,仍然于诗学和教育学渚领域的表现较为突出.     

现代性诠释:中国传统哲学今昔间距转换的纽带

社会历史的时移世变促动着语言文字表述形式的变革,近现代的横断性事变促使着中国社会纵向的断裂划分,置身于这一历史链条上的观念文化要域的中国哲学,其自身就背负了传统与现代相差异的问题；要使哲学的传统焕发新机,对其进行现代性诠释是接通今昔间距的转换纽带；现代诠释需有下述应当性的践识:诠释经典原理以立其本是其基本立场,诠释子学思想以归其域是其理论要务,接续“义理发挥”以开其新是其方法理路.     

朱熹经典诠释方法新解——从文本出发

为更好的研究朱熹经典诠释方法,拓展对朱熹经典诠释学的认识,选择从文本（包括经典文本作者）出发的角度对朱熹经典诠释方法进行研究,并从五个方面进行挖掘整理、概括总结：分析句读、字词训诂、篇章结构、文献典籍、文本作者（圣贤原意）。从文本角度分析朱熹经典诠释方法,对朱熹经典诠释学的研究具有更好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