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本质是公权力

段凡在《武汉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撰文指出,权力更准确地说是公权力,简称为公权。一则基于权力主体而言,权力的行使者,必须是公共机关或准公共机关（社会组织）。政党尤其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是非常重要的公权力主体。政党并不是国家机构,但是由于我国的政治体制和历史、国情等原因,执政党的决策和指令,能够通过国家机关得以贯彻和实施。所以,执政党的权力也是公权力。二则基于行使权力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权力准确地说应该是公权力,而不是所谓的“私权力”。     

马克思的权力演进理论和差异性社会的权力作为

马克思的权力演进理论与差异性社会这一研究范式之间的学理贯通,既使得前者对于后者具有明显的方法论意义,又使得后者在前者的语境中得以更好地深化。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关系决定了它们在社会变迁中的辩证发展,也规定了它们在差异性社会中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共同推动差异性社会的发展和社会正义的实现。     

权力和政治权力论纲

本文对权力和政治权力的本质、存在形态和运行方式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旨在确立它们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     

理性思考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

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公权力与私权利资源在不同阶层按不同方位排列组合的历史,与此同时,不同时期的思想家基于自己的立场对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目前我国的权利(力)状况是公权力强、私权利弱,公权力经常侵犯私权利,因此我国应当明确划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界限,确立私权优位主义的指导思想,运用法律手段协调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并发挥社会组织在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中的润滑剂作用,从而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论权力制约与根治腐败

本文通过对权力制约原理的分析认为,权力制约的适用性预先假定了现存体制下权力滥用的存在,并且权力制约只能“制约”权力滥用和腐败,因而没有触及到腐败的物质根源。权力制约本身不能根治腐败。腐败的实质是以寻租为目的的公共权力滥用。要根治腐败,必须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四条途径,这四条途径最终可以归结为消除税源和广义权力制约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     

论经济法视野中的公权力

经济法是公权力进入传统意思自治领域的结果,与公权力有着天然的联系,公权力的存在是经济法的一个特质,经济法在历史舞台上的兴起可以归结为两个可以相互独立的原因:一是市场失灵;二是为了应对社会化所致的社会问题而借助公权力对包括市场在内的全部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合理性.经济法在用公权力去矫正权利失衡的同时,自身也要受到来自形式理性的制衡和它的对立物--权利的制衡.经济法在实现自己价值追求的过程中,应当着力规范公权力运行,实现经济法治.     

卢梭政治伦理的公权力指向及现代反思

卢梭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以公意为道德基础重塑现代政治,并从公意出发寻求公权力的伦理价值.通过对公意的深入探究,卢梭找到了解决公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矛盾的方法.然而,资产阶级的政治实践表明,公权力在国家事务和社会管理中发挥的诸多功能依然与公民权利发生着不可避免的摩擦和冲突,而且公权力的指向也无法达到公意所要求的“公共的善”或“公共幸福”.回顾卢梭的政治伦理思想,他的公权力观念中闪烁出的光辉依然值得我们不断探讨和引申,这无疑是我们研究现代民主政治不可多得的宝贵思想资源.     

论权力变异与政治腐败

腐败的因素有许多 ,关键的一点在于权力异化。权力尤其是政府权力的变异产生腐败 ,要从权力的角度来抑制腐败的产生。     

论公司法视野中的国家公权力

公司法中国家公权力的内容主要有三项,即登记权、公司经营监管权与宏观调控权,由此而使公司法中的国家公权力既具有权力的一般特点,又与通常意义上的权力有所区别。文章的重心是分析公司法中国家公权力的界限,因此在第二部分提出了为国家公权力设限的必要性及其理论依据,然后才具体指出国家公权力在现代公司法中的三个界限是公司权力、公司权利和利益相关者的权利。     

社会权力的构成及其阶段演进特征

政治学关于权力的定义归纳起来有手段说、强制说、能力说和选择说四种,这些定义都没有揭示出权力的组织化特征,未能对“权力的构成”作出回答,难以对权力的运动和阶段划分得出理性的认识。从新的视角看,权力应该是个人或团体以组织化的方式对自然和社会资源进行强制性占有和分配,并为此建立群体认同的人类行为。权力是由利益、组织、规则三种要素构成,这三种要素之间此消彼长的过程,推动着权力沿着从最大化向最小化方向的运动。这一运动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绝对权力阶段、相对权力阶段、公共权力阶段。绝对权力阶段以组织利益与规则利益的高度重合为特征,相对权力阶段以规则利益高于组织利益为特征,公共权力阶段以非权力组织的高度发育和规则的简约化为特征,并且权力在受到最高程度的制约后(即最小化)将会形成新的社会形态。只有权力受到持续而广泛的制约,个人的发展和人类的解放才能获得广阔的空间。     

论技术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关联性

权力始终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将其引入到社会科学的多种领域,就成为人们分析该领域内事物相互作用的普遍性工具。技术权力与政治权力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即两者的本质目的是一致的,两者互为前提,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并相互转化。政治权力具有显著的续惯性与继承性,在很长时期之内都表现为强者恒强;与之相较,技术权力的续惯性与继承性较弱;但技术权力具有能动性与活跃性。技术权力与政治权力有序合理的作用是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路径。     

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现代民主政治意义上的政治权力合法性是建立在政治权力客体对政治权力主体的自觉认可和服从基础上的,它有利于政治权力关系的稳定和持续,实现社会有效动员,使政治权力的效能达到最大化,从而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目前由于我国民众政治信仰缺失、公平正义感下降、政治腐败现象蔓延、民主政治进程面临困境等方面的原因,致使我国政治权力合法性面临着挑战。因此,为了重塑我国政治权力合法性,应当加强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建立信仰型权力;注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遏制政治腐败,使公共权力回归到维护公共利益的正途;加强宪政民主建设,促进我国民主化进程。     

论反腐败与权力制衡

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斗争。本文从当前反腐败形势的严峻、现行权力监督制度存在的缺陷、社会主义权力制衡的诸多形式等方面论述了根治腐败最正确的选择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权力制衡机制     

论土地权力形态的历史嬗变

土地权力是政治社会史视野下土地问题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历史地看,随着社会关系和土地关系的变迁,土地权力的形态在不断发生着转向.通过对土地权力概念的内涵及其嬗变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土地权力的形态大致发生了从分散到集中、从整体到分化、从具体到抽象、从政权到治权四次逻辑转向.把握土地权力的内涵及其形态嬗变的总体逻辑能够为土地问题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性理论资源.     

论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和道义

本文主体分为三部分。首先 ,从历史角度和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论渊源出发 ,论述了权力政治是伴随着其对道义的漠视而逐渐显现出来的。其次 ,从道义作为目的、义务和国家道德的不可取消出发 ,论述权力政治漠视道义而造成的国际政治中道义的衰落。最后 ,就权力的产生、分配、交换和权力政治的具体实施探讨道义对权力政治所具有的约束作用 ,并主张发挥这一作用应正视“权力政治”的国际政治现实     

公共权力范围之重构及其意义

传统法学认为,公共权力即公权力,不包括社会领域的自治权,并将公共权力和公权力、行政权力相混淆,致使法律理论和实践对社会领域的自治权关注不够。公共权力是私权让渡后形成的权力集合,应包括国家领域的公权力和社会领域的自治权。文章旨在通过对权力、公权力和公共权力等范畴的比较研究,将公共权力与公权力、行政权力等概念进行区分,进而重新构建公共权力的范围,将社会领域的自治权纳入行政法治的范围,最终完善公共行政理论、行政主体理论以及明确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和规制状态。     

权力的哲学反思

文章从哲学角度反思了权力的内涵及基本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权力制约的内在法则及政治权力的本质特征、作用力等问题．     

论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关系的二重性

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是对立统一的互动关系,其对立性主要表现为两者在权限划分与配置上的反比例关系和两者在政治运行中的双向互控;其统一性表现为两者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两者对立性和统一性的基础和根源,表明两者关系的实质是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关系问题。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关系及其历史演变表明,两者的关系通常呈现出三大规律性特点,即政治权利的范围日趋扩大,政治权力的范围日趋缩小;两者关系日趋法制化、明晰化;两者的关系表现为一个动态的平衡过程。正确理解和把握两者的关系及其规律性特点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社会制约权力

国家权力来源于社会,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为了使国家权力不被少数人滥用,以社会制约国家权力十分必要。但在国家与社会一统化的阶级社会,阶级国家和国家权力被异化,社会屈从于政治国家而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制约。要实现社会制约国家权力,必须以社会力量的壮大以及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为前提和基础。文章认为,发展市场经济,培育市民社会,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政府”的国家—社会分权结构以及发展社会组织等,是实现社会制约国家权力的具体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