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宫廷内外的胡人侍卫——从何文哲墓志铭谈起

这里的“胡人”是与汉族相对而言的,在唐代文献中一般泛指北方民族,尤其是西北诸族。唐代宫廷内外充任侍卫宿守或征战者,有不少来自胡人系统。我们在阅读史籍时,发现这种现象比较突出。倘若与前后其他传统的中原王朝比较,唐廷内外的胡人侍卫不啻为当时的特征之一,而且是胡汉交融的某种反映。本文仅以何文哲墓志铭为例,结合其他相关志铭和文献,就胡人侍卫征战诸事,重点谈谈胡汉融合问题。     

唐代宦胡的文化政治生活———主要以《太平广记》为参考文本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开放精神的时代之一,胡人在其文化政治生活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章以《太平广记》为主要参考文本,兼及正史、墓志的一些记载,考察其中关于在朝廷上活动的胡人的记载,同时注意到作为叙述者的汉人士族对于胡人的态度,尝试探讨来华胡人的文化认同、政治命运以及汉族士人对他们的态度,以期更好地理解唐宋之交文化心态、外交政策由开放走向封闭这一过程。     

鉴真和尚和唐代扬州

唐代的扬州,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文化古城,也是鉴真和尚的故乡。他于垂拱四年(688),出生于扬州附郭而治的江阳县,即邗沟故道以东以南的地区,包括今城扬州在内。这座古老的城市,自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以来,已成为淮南运河的入口处,我国南北水陆交通和运输的枢纽,对外贸易的港口,东南地区的一大都会。以“富庶甲天下”而闻名于世。唐代诗人徐凝的诗句“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正是对整个唐代扬州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生动概括。鉴真大和尚就生长在这样     

简论唐人笔下镜子的文化蕴涵——以扬州镜为例

铜镜作为日常生活用品，有悠久的历史，在发展过程中人们也赋予了镜子不同的文化意蕴。唐代是镜子发展史上的繁荣期，唐代扬州铜镜不仅展现出铸镜技术的进步，也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它体现了清新纤巧的水城风貌；寄托了人们的丰富情感；成为辟邪驱魔、公平正义的象征。     

论唐代扬州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地区

扬州在唐代为全国最大的经济都会。当时的人每以益州和扬州并称,说是“扬一益二”。以益州的富庶,尚仅居于扬州之次,其他各地更难与之相颉颃了。扬州能够成为名重一时的经济都会,是与长江下游经济地区的发展分不开的,这里一并加以论述。一、唐代扬州和长江下游经济地区的地理条件唐代扬州能够繁荣,而且为其他经济都会所不及,是有各种原因的。地理条件应该是其中的一种。唐代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经济地区,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下游都居有影响全局的地位。扬州就在长江下游经济地区的中心。当时长江下游经济地区应以长江三角洲为主。不过根据唐代实际上的情况,它应该     

论唐前期幽州地域羁縻州的佛教活动

唐前期,幽州地区有一些羁縻州的胡人和汉人参与良乡县云居寺的刻经活动。慎州的袜辐酋长家族参与刻经活动,还有家族成员出家。安置内蕃袜辆的燕州胡汉混居,胡人、汉人、道士都参与佛教刻经。安置内蕃突厥的顺州也是胡汉之民皆有,存在佛教徒。这些羁縻州的文化面貌呈现多元化特征。宗教信仰的转变是内蕃胡人及羁縻州汉化的重要标志。这些都是我们观察唐朝前期河北北部地域的文化特征和内蕃胡人的精神世界时值得重视的现象。     

侠文化视野中的胡人形象

唐五代"胡人识宝"故事中的胡人形象,受唐代任侠风气的影响,充满了侠义精神。胡人是他者,是输出者,而国人则是接受者。胡商的进入,是一种异质文化的输入。唐人将这些舶来品按照自己的意识去加工,使这些形象成为"加入了文化和情感的客观和主观因素的个人和集体的表现",其中"情感因素是胜过客观因素的。"[1]因此,唐人笔下的胡人是作家个体及华夏民族集体无意识双重因素作用的结果。     

试探岑参诗中的西域胡人

边塞诗人岑参除了歌咏唐代西域边疆的壮丽山川和奇异风物外,尚有不少作品记载了来自西域的胡人.本文初步探明,这些胡人属于粟特昭武九姓、葛逻禄和突骑施等西域民族.     

鉴真圆寂后日本国使扬州报丧时间考辨

唐代扬州高僧鉴真,东渡日本,弘扬佛法,传播文化,被日本人民誉为文化恩人。鉴真圆寂后,日本特派国使赴扬州报丧。关于报丧时间,中日学者各执所见。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扬州茶文化考察

扬州茶文化作为扬州文化重要的一支,独具特色,同时也反映扬州文化的特点和内涵。茶在许多描写扬州的作品中都有体现,文章试从近百年来描写扬州的文学作品来考察扬州的茶文化,以及茶文化描写在作品中的作用,进而反映出扬州文化的精神内涵。     

扬州盐商对扬州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理念的现实意义

扬州盐商对扬州文化遗产的贡献很大,总结他们对扬州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理念价值不仅是给他们以应有的历史地位,而且也是为了继承和弘扬他们的理念、做法,可以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在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更高的层面上保护和利用好扬州文化遗产.     

背景型、参照型和沟通型--唐人传奇中胡人形象类型分析

唐人传奇小说的胡人形象别有意味.如果运用西方叙事理论,则可将这些胡人形象按其在叙事结构中的作用分为三种类型:背景型、参照型和沟通型.这三类胡人形象对传奇小说的内容和形式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作意好奇"的文人又使胡人形象发生转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从而塑造出一批富有时代气息的文学形象.     

晚唐边塞诗坛的盛唐余响--论马戴边塞诗

作为晚唐诗人,马戴的边塞诗难免末世的衰瑟和哀伤之气。但总体而言,其作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低吟着疲于戍边的伤心小调,另方面又常高扬边塞建功高歌,满怀激情地大笔勾勒唐军将士奋勇杀敌,刚健豪壮的战斗和生活场面,以平和的心态和羡慕的神情,由衷地赞美胡人的尚武精神,在晚唐边塞诗坛上,最后一次奏响了盛唐气象的洪钟余响,这既是唐代盛世情怀的回光返照,也是唐代边塞诗中英雄主义的绝唱。     

扬州雕版印刷志略(一)——清代官刻本、坊刻本

扬州雕版印刷始于唐代,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雕版印刷为历止文化名城扬州重要文化特色之一。它为继承和发扬历史文化传统,整理和保存祖国文化遗产,为学术界提供丰富珍贵的学术研究资料,作出了贡献。清代扬州雕版印刷空前发达,官刻、家刻、坊刻皆盛,且颇多善本,以是与苏州、南京并列为江南三大刻书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雕版印刷事业得到了较大发展。特别是1960年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以刻印木版古籍为专业的出版单位——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的建立及其对古文化的贡献,在扬州雕版印刷史上谱写了新的光辉篇     

唐代粟特语境的消失与入华胡人的儒学教育——以唐京畿地区九姓胡墓志为例

中古时入华粟特胡人逐步开始接受儒学教育。他们在观念上认可民族融合，并且在墓志书写中提出了“君子无隔于华戎”和“英不殊于中外”的观念。入华胡人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也将“流芳简牍，誉擅缣缃”被载入史册。在长安、洛阳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胡人活动地区，出土的大量墓志证实了入华粟特人在文字、姓名、郡望和文化教育等方面逐渐融合的过程。通过这些墓志可以看出，随着粟特文字的逐渐消失，粟特语渐成为极少数人懂的语言，胡人的本土文化失去了载体，必将接受更博大的中华文化；社会地位越高的胡人，接受儒学教育程度越深。在长安、洛阳生活的胡人接受儒学教育更早更充分；学习儒学，以科举文官入仕而不再依赖经商、军功。中华文化显示了强大的包容性和接纳力。     

唐人心态与唐代贵族女子服饰文化

唐代贵族女装胡汉兼收、大胆时尚,先后出现过窄袖襦裙装、胡服、女着男装、大袖袒胸裙等组合变化,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唐朝国力强盛、社会开放等物质条件有直接关系,更有广泛的社会心理因素的支持,即多元文化长期渗透形成唐人独特的社会心理,李唐皇室固有的胡人心态,女权意识的崛起及社会审美情趣的变化,基于此才产生了绚丽多彩的贵族女子服饰文化。     

略论唐代扬州繁荣的社会基础

这是唐代诗人姚合《扬州春词三首》中的一首。作者只用了四十个字,就把水乡扬州美丽、繁华的景象,生动而凝练地刻画了出来。象这类吟咏扬州繁华风貌的诗篇,在唐人作品中流传下来的不少。这些,为我们今天研究唐代的扬州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唐代,扬州不仅是东南沿海地区的一大重镇,而且是蜚声中外的一座名城。唐朝建立不久,就在这里设置大都督府。大都督府在当时为数很少,其设置,一般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扬州设置都督府,对于它的繁荣自然起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作为扬     

唐代扬州经济繁荣初探——1975-78年手工业作坊遗址的考古收获

唐代扬州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它在当时对国内经济和国际交通方面起过颇为重要的作用。1975年至1978年由南京博物院、扬州师范学院、扬州博物馆共同组成的考古队进行了科学发掘,证实了这种看法。本文仅就经济方面作一些初步探索。至于唐代扬州考古反映出的其他许多问题,则待另行著文论述。一、扬州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     

简析唐中后期扬州城市工商业流动人口

唐代城市工商业流动人口是唐代一个闪烁的亮点 ,这些流动人口与城市之间相互作用、相得益彰。扬州作为唐代中后期一个曾经历过大起大落的典型工商业城市 ,其工商业流动人口状况因其频繁的内外交流而较为典型 ,城市发展也颇具代表性     

慕容鲜卑汉化过程中所保留的本族文化

慕容鲜卑是十六国时期统治过北方的胡人部落。经过早期的汉化改革和近一百年的关内生活,他们在很深的层次完成了汉化。可以说,他们是十六国时期汉化程度最高的胡人族群。但是,不论他们的汉化程度多高,我们还是可以寻觅到他们生活中的本民族习俗。本文考察了慕容鲜卑在汉化的同时所保留的胡族文化,诸如牧业,本民族语言,族内婚,等等。关于此种现象,本文从同化量化标准的角度给予解释,指出由于汉族社会组织的封闭性,慕容鲜卑汉化的途径只能是从外部学习汉族文化,最后把自己的社区变成与汉族相同的社区;汉化不等于非汉族文化变为零,因为汉族文化本身不统一,中国地方文化系统可以兼容一些非汉族文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