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腹之嗜:元代江浙城市饮食生活简论——以士人阶层为视角

以论述元代活动在江浙城市的士人饮食生活为切入点,从日常饮食内容、方式、理念等方面探讨这个阶层生活方式的一些特点,了解该阶层内部的个体因境遇不同而在日常生活方面呈现的差异。通过这个特定社会阶层来认识元代江浙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了解士人阶层的生存实态,把思想和日常生活方式结合起来,展现该社会阶层的特征或个体的性格。此外,由于江浙士人身处在元代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里,从饮食生活的角度去观照他们的生存状况也有助于客观地理解元朝对江南统治的实际情况。     

从社会交往看元代江南儒士的社会网络--以戴表元为例

宋元的更替,对原先在南宋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江南儒士阶层造成很大的冲击,在异族统治的环境中,江南儒士集团的生活方式、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他们更加注重建立社会网络,以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和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戴表元的情况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元代学官选注巡检考

元朝至治元年(1321)以后,为了缓解学官升转的困难,元政府将儒士出身的学官选注为以捕盗为主要职责的巡检官,这一政策的实施在当时引起激烈的争论。多数学官为了摆脱升迁的泥潭,自愿弃文从武,一些人还在巡检任上取得了明显的政绩。学官做巡检的现象是元朝特殊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反映了士人群体在处境不利的情况下改善自己生存环境的努力,是中国职官史上一段颇有意思的插曲。     

山林之乐与仕宦之忧——《玉笥集》与元明之际士人的隐逸心态

元明之际存在着大量不乐仕进的隐士群体.按照传统观念,明初皇权的强化以及对士人的严厉打压,是导致隐逸风尚盛行的根本原因.本文通过对隐逸诗人邓伯言<玉笥集>的个案讨论,试图指出:隐逸基本上是文人儒士元代生活状态在明初的延续;元代以来士人由入世到出世的价值取向的转变,是形成元明之际隐逸风尚的主因,而明初政治环境的严厉化以及士大夫的遗民情绪,只是加剧了这种风气.     

明初诗歌中的“元朝情结”——兼论明代文学的分期

出于政权合法性的述求,明初统治者高调倡导“元正统论”,明初文人诗歌中的“元朝情结”与统治者的“元正统论”有密切关联,而明初各族属群体对“元朝情结”的表达,情形各异,特征复杂：明初上层精英对元朝的眷慕和上层贵族对元朝的猎奇情绪;元遗民群体对元朝的哀悼与伤怀情绪,这其中色目、蒙古族群及汉族文人各因明初的统治政策而表现出不同情形的感怀情绪;而明代普通士人的“元朝情结”甚至在明代中叶还隐隐若现。迟迟不能退去的“元朝情结”致使明代文学的真正更张迟至明嘉靖时期。一定程度而言,明初上层统治者及上层精英的“元朝情结”对明代文学的分期有着较为内在的深远影响。     

由隐居而出仕：王应麟及其后裔在元代的人生轨迹

元朝宁波著名的王氏家族，经历了王应麟、王昌世的隐居生活，王宁孙的欲出而止，王厚孙的入世尝试的转型。王应麟祖孙三代的历史，正好是一部元代宁波士人历史。通过他们三代行迹的考察，可以一窥当时南方士人与政府间的由排斥而逐步合作的历程。     

从元曲看元代文人的心态

读过元曲的人可能都有一种感觉,似乎元代文人的言行、心理与传统文人有所不同。是的,元代这一个特定的时代造就了一批特殊的文人,形成了他们独特的心态。对此,我们不妨结合元曲作品作一些具体的考察。也许,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元代社会的认识,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对元曲作品的进一步理解。佯钝装呆与清醒深层的思考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又是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     

论南宋中兴时期江湖诗人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

学界一般认为江湖诗人作为一个群体或流派出现于南宋后期,因而往往从南宋后期的历史环境入手,探讨江湖诗人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事实上,由于南渡之后的社会流动、中兴时期的科举积弊、盛世背后的冗官充塞、底层士人的求仕之途等因素,南宋中兴时期已有一批重要的江湖诗人活跃于文坛,并具有鲜明的群体特征.因此关于南宋江湖诗人及其文学创作的历史风貌、时代内涵、文学史地位等问题,还需突破南宋后期这一时间界域,放到更为深远的历史时空中进行新的审视和思考.     

梦华怀旧情结与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之兴盛

杭州在唐宋时期的辉煌历史与灿烂文化,是明末清初西湖小说的素材来源与情感寄托,而这在与后南宋时代的兴衰对比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差与失衡。失落中的梦华怀旧情结,在小说作者的审美心理与创作动机中,以及杭州读者群的接受心境与审美情趣中是普遍存在的。这是明末清初西湖小说兴盛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     

南宋祠禄官制与地域诗人群体:以福建为中心的考察

祠禄官制对宋代社会文化特别是南宋士人阶层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南宋士人的居乡提供了有效的制度通道,从而促成了南宋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繁荣。从方信孺为核心的福建莆田诗人群体形成过程中,可以窥见作为祠官的核心文学家凭借一定经济基础和身份认同感,在地域诗人群体形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奉祠状态相关的文学创作可称作"祠官文学",它承载了南宋士人阶层的集体经验与文化记忆,折射出地域诗人群体的复杂心态,影响了南宋文学独特风貌的塑成。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产生于元代论

说话高度发展于南宋，真正的通俗小说的编写和刊行则是始于元代。目前所见能确定时代的通俗小说刊行本没有早于元代的。元代有着十分有利的通俗小说刊行条件：元代重视实利和重视享乐的社会风气有利于消遣性的通俗文学作品刊行；元代一些杰出的文人被迫进入娱乐业，从事通俗文学活动；元代开始了白话文创作的良好氛围；当然元代的商业、科技、交通、城市等条件也客观上为通俗文艺发展铺平了道路。基本上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产生于元代。     

汉晋文献中的征士、聘士与征君

征士、聘士最早出现于东汉后期的文献中,征君则出现于魏晋之际。在内涵上,征士、聘士二者相通,并随着时代变化而同步变化。征士、聘士作为社会对士人的积极评价,其产生与汉代的征召制度、东汉后期名士清议之风以及汉代推崇隐逸的社会风气有紧密联系;征君的出现,则是历史书写受魏晋以下东汉时代观影响的产物。研究证明,历史书写往往受到社会风气、文化思潮以及语言环境变化的深刻影响。     

明清时期江淮地方官的桑棉情结及其启示

明清时期江淮地方官在江南社会经济大变动的背景下,力图借鉴江南发展桑棉种植进而推动棉纺丝织业的发展模式,在江淮地区积极劝导和推介桑棉的种植,从而结下了不解的桑棉情结。本文重点探讨了明清两代出任江淮的地方官桑棉情结产生的原因以及他们在江淮致力推介桑棉的具体措施、效果,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有益于当代的历史启示。     

元代江南地区的普通官田

本文以较为充分的史料论述了元代江南地区普通官田的由来与发展,以及元朝地方政府对普通官田的管理与经营情况。作者指出,普通官田的经营对元朝政府的统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江南税粮的海运线直接影响到元朝统治的寿命。     

丁尼生诗歌创作的怀旧情结

19世纪后半期的英国诗歌可称为丁尼生时代,可他本人似乎并不钟情于自己的时代,他的诗作往往表现出强烈的怀旧情感,一种对于过去和往昔的珍爱之情。拟从分析丁尼生的诗作以及他对传统诗人、历史题材的钟爱以及他独特的诗歌创作技法来剖析怀旧情结在丁尼生诗歌创作中的表现。     

1991年日本研究元史、蒙古史概况

1 元史领域。关于元朝官僚制度,发表了宫本则之的《元朝高级官员阶层的动态》(《研究纪要》<大谷大学·大学院>7)和植松正的《元代江南行省宰相考》(《研究报告》<香川大学·教育学部>Ⅰ—83)两文。前文以元朝时期历任入相者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有关他们父祖、子孙的调查和统计资料的考察得出结论:元朝宰相阶层的社会变动,两代人之间变动性小,三代、四代人之间变动性大。另一方面,后文编制了元代江南行省宰相表,分三个时期(世祖、成宗时期、中间时期、元末顺帝时期)对任职者的倾向加以分析。作者认为完全世袭的倾向逐渐加强。第一时期,蒙古、色目人和史天泽等出身北部中国的武将是中心,再加上南人的降将。第二时期,大德年间由于南人豪民常常被诛杀,其位置也被蒙     

论元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中的民族文化情结

元代是蒙汉文化交流融合的典型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蒙古族汉文创作群体。他们的作品都是用汉文创作,描绘的多为汉地生活,但由于作者的民族身份,使得作品中流露出了明显的蒙古民族文化情结,即刚健豪迈的审美情结、英雄主义情结、民族地域情结、佛释情结。这些作品以民族气质的眼睛观察审视社会人生,实为蒙汉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     

论先秦两汉大儒的穷达及其文化价值

中国古代儒士的穷达以及他们对穷达所持就的思想认识，很明显地呈现出历史阶段性，而每一阶段上又都有各异其趣的内容和特定的穷达意识。中国古代儒士的穷过大致可划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段落：先秦、汉唐与明清。此三个阶段中，尽管儒士们均表现为穷达有时，但由于时代及其他社会因素的差异，导致了他们在思想意识和人生行为上对于穷达有了不同的心理对待和行为选择，因而也就相应地表现出不同的文化价值及社会效应。本文主要论述了先秦、汉唐这两个时代大儒的穷达及其文化价值。     

“文化惯性”与“雅俗冲突”：论元代地方儒学释奠雅乐的重建

元代地方儒学的释奠仪式上曾出现“礼乐坏缺”,“差遣俳优,鼓以俗乐”的“雅俗冲突”现象,这种现象引起了部分地方官员和儒士的不满。延祐五年（1318）在一位江西官员的倡导下,礼部开始诏令全国各地宣圣庙置办雅乐。此诏令并不具有强制性,但对化解“雅俗冲突”、恢复释奠雅乐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也有一些官员和儒士从维护儒家礼乐的完备性出发,自觉开展雅乐重建活动。在元朝官方并未强制推行儒学雅乐的环境下,地方儒学雅乐的星火重建,是儒家礼乐观“文化惯性”的体现,也是儒士自我认同的曲折反映。     

论“处士横议”

"处士横议"现象在战国时期十分突出。以往对横议处士身份的理解存在误差,他们其实指那些有着强烈入仕愿望而尚未出仕的士人,而非隐士。处士横议与战国时期诸侯对人才的主动招揽、诸子百家自由争鸣的风气等密切相关,是时代巨变的产物。处士横议对士人精神、社会变动有过积极影响,也存在弊端。战国之后,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士人群体本身的分化,以及选官制度的逐步完善,处士失去了横议的土壤,因此到秦汉时期逐渐式微,其后作为社会普遍现象的处士横议则不复存在。"处士横议"从极盛到式微,是一种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