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检察监督制度局限性及其重构

法律监督权和检察权是两项本质不同的权力，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却出现了法律监督权与检察权的重合，进而使得我国检察监督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出现了异化。应对法律监督权制度与检察权制度进行正本清源，还原检察制度的本来面目，使其成为以公诉权为核心的主导制度，并由特定的上位权力机关承担法律监督权的职能。     

论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权

检察机关由于其特殊的属性,更侧重于在刑事方面行使诉讼监督的职权,易使民事诉讼领域的检察监督受到忽视。民事诉讼法有关检察监督的修改体现了全面监督的原则,但监督的形式、方法、范围、程序等规定却较为粗疏。明确检察权的性质,分析其存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对于裁判行为、执行行为,以及相关违反法律要求的行为之监督作用,可以推动构建全面的民事检察监督体系,达到法律监督的预期和实效。     

浅议我国检察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对策

我国法律监督的主体和形式很多.与其他形式的法律监督不同,检察机关的监督是宪法规定的专门的法律监督.在实践中,我国的检察监督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对执法活动监督的缺失,以及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不力等.要建立一个运行良好的检察监督机制,值得我们进行更深入地研究.     

民事检察监督改造论——以检察权的性质为视域的分析

各国检察机构的设置均与本国特定的历史传统、诉讼文化及现实条件相适应。近年来各国检察制度改革的趋势表现为检察官的独立性增强,检察机关在行使职务时更多地体现了公益代表人的性质,且一般法律监督权得到确认。在我国,检察权兼具司法权、行政权的特征,行使法律监督的职能,同时它又具有独立价值。检察权的性质决定了在民事审判领域,民事检察监督必须凭借法定程序的保障加以完善,而就公益案件提起民事诉讼也是检察权性质的必然要求。     

试论如何推进检察一体化建设

检察一体化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进程,检察一体化不仅是一项组织原则,也是一种制度安排。推进检察一体化建设,有利于增强法律监督的合力,提高抗干扰能力,保证法律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     

论我国检察监督制度局限性及其重构

法律监督权和检察权是两项本质不同的权力,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却出现了法律监督权与检察权的重合,进而使得我国检察监督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出现了异化.应对法律监督权制度与检察权制度进行正本清源,还原检察制度的本来面目,使其成为以公诉权为核心的主导制度,并由特定的上位权力机关承担法律监督权的职能.     

检察权理论的反思与重新约定

检察权是检察职权的理论概括。检察职权的设置源于社会及政治需要。检察权与法律监督权是概念上的交叉关系,检察权的法律监督主要是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同时还有自身特有的内涵,即刑事诉讼参与权。     

公益诉讼检察调查权的权属特征研究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对侵害国家和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进行法律监督的重要方式,检察机关行使调查权是实现这种法律监督职权的重要手段。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检察机关行使的调查权归根溯源属于当事人证明权内含的证据收集权,是推动实质且充分的诉讼活动从而实现公益诉权的保障。检察机关基于监督目的而补位提起公益诉讼是维护公益的后置救济途径,应当赋予检察机关不同于一般当事人的调查权行使方式和保障措施。     

论我国法律监督制度对当代检察制度的发展

法律监督的本质精神是控权.中国控权型检察制度形成的直接渊源是大陆法系控权型检察制度经前苏联转换的以法律监督为特点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间接根源是中国古代的法典化传统和御史制度所包含的控权精神.现实渊源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选择.控权型检察制度经历了两次发展.第一次发展发生在德国.通过这次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大陆法系特点的以控权为本质的检察制度.第二次发展发生在前苏联和我国.我国法律监督制度不仅全面汲收了控权型检察制度中的合理因素,而且通过法律监督制度,实现了对控权型检察制度的又一次发展.在中国,通过这次发展,以法律监督为本质特点的检察制度不仅全部包含了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制度中"国家权力的双重控制"和"客观公正义务",而且正在形成一种更为全面、更为多元的权力控制机制.     

行政权检察监督的基点探析

我国宪法对国家政治权力配置的顶层设计蕴含着检察权对行政权进行监督的深厚法理,但因缺乏具体法律层面的配套衔接规定,致使宪法的相关条款难以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当前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及有关司法解释的出台,为以民事行政执行监督,特别是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为基点构建检察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监督体系提供了契机。     

检察职能与检察权的科学配置

在检察规律指引下,通过对检察权进行科学配置,从而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检察权运行机制,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检察权所具有的职能和作用。因此,应采取以下措施：完善立案监督和侦查监督,完善公诉权能,完善职务犯罪侦查权能,扩大民行检察权。     

行政权检察监督的基点探析

我国宪法对国家政治权力配置的顶层设计蕴含着检察权对行政权进行监督的深厚法理,但因缺乏具体法律层面的配套衔接规定,致使宪法的相关条款难以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当前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及有关司法解释的出台,为以民事行政执行监督,特别是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为基点构建检察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监督体系提供了契机。     

论刑事申诉检察对检察权的监督制约

刑事申诉检察对检察权进行监督制约具有深厚的法理根据,它主要通过复查人民检察院诉讼终结的刑事处理决定来实现.刑事申诉检察对检察权的监督制约尚存不足,应按照构建和谐社会和自觉接受监督的思想,进一步加以完善和改进.     

检察制度起源再探

现代检察制度源于欧洲,进而又被推及到世界各国.而最早建立检察机关和确立检察制度的国家,当推封建社会时期的英国和法国.英法两国仅仅相隔一道不足30公里的英吉利海峡,均继承了起源于西欧大陆的日耳曼习惯法,但在中世纪晚期却分道扬镳,一个成为普通法系的发源地,而另一个则被奉为大陆法系的肇始国,其检察制度的发展道路迥然相异、各具特色,本文试对检察制度的起源进行考察.     

民事再审检察建议制度研究

作为一种全新的民事检察监督方式,民事再审检察建议制度为2012年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所确立。民事再审检察建议制度具有提升诉讼效率、促进案件合理分流、尊重审判独立等多方面的价值。但现有的制度设置也存在程序规则混乱、适用范围模糊,以及缺乏效力保障等诸多缺漏,需要从完善程序性规制、厘清适用范围以及建立效力保障机制等方面来予以完善。     

大数据法律监督的发展隐忧及优化路径

新时代大数据应用的蓬勃发展推动着法律监督的变革，尤其在检察机关工作中，案件监督向数据监督转变、事后监督向全程监督转变、人力监督向算法监督转变。大数据法律监督通过对数据进行挖掘分析，揭示司法程序中的规律和不足，从而提升工作效率与效果，促进司法公正和法治建设。与此同时，大数据法律监督也存在着发展隐忧，需要完善监督模式、整合数据来源、规范数据模型进而推进司法大数据的深度应用，以实现大数据法律监督的优化。     

检察监督实践问题研究

中国检察权在宪法定位上是一种法律监督权。检察监督权在中国有其客观合理性。然而,在当前司法实践中,由于检察监督工作机制存在缺陷,相关操作性的规定又过于笼统,特别是立法的滞后与缺位,导致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求在尊重司法规律和检察工作规律的基础上,具体细化工作措施,强化检察权程序保障,并加强自我监督,促使检察权合理化配置以及规范化运行,进而促进检察机关更加高效、合理地行使检察权。     

科学发展的检察思维——《检察工作科学发展机理研究》简评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推出的专著<检察工作科学发展机理研究>,作者吴建雄,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出版,作者运用群学发展观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检察理念、检察职能、检察体制和检察能力目个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问题入手展开论述,既有宏大叙事,又有微观视角;既有本土分析,又有比较考察;行文流规范,论述可圈可点,凸显出作为法律人的中国检察官,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时代背景下的新思维.     

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机制研究

完善刑事执行检察监督机制,对于落实刑罚目的、规范执行行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总体来看,财产刑检察监督规范了财产刑执行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但是,由于财产刑执行监督涉及面广,当前仍然存在信息渠道不畅、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监督方式落后、检察监督缺乏强制力等问题。为了解决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应当采取畅通内外信息渠道、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创新监督方式、间接增强检察监督强制力、完善检察监督制约机制等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在新时代,检察机关应聚焦监督主责主业,将财产刑执行检察视为新的业务增长点。     

论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与检察文化

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是体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统一的精神,是体现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的精神,是体现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和宪法法律至上的精神。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离不开法治精神的弘扬,法治精神的弘扬需要落实在法律运行的每一个环节。法治建设是一项整体性事业,法律监督是法律整体的一部分。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法治精神对于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工作也能起到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