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性别比持续上升中的减缓趋势及其原因

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生性别比偏高态势的基础上,利用1982年以后的人口普查及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了出生性别比的年均增长率,并据此进行总体及分类比较,认为：2000-2005年我国出生性别比在持续上升过程中已呈现出减缓趋势,这种减缓由城市化发展、人口流动加速、妇女受教育水平提高、婚姻市场调节以及养老保障制度不断完善、政府引导及合理的制度安排等因素促成,是男孩偏好“真性弱化”和“假性弱化”交替作用的结果。     

经济发展方式与出生性别比下降的路径选择

我国出生性别比出现罕见的"六连降",但下降趋势缓慢,出生性别比偏高态势依旧明显。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影响妇女地位而影响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从而影响出生性别比。经济发展方式落后,对简单劳动力的需求,使得男孩偏好依旧存在,从而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缩小男女在经济收入、社会保障上的差距,男孩偏好终会减弱,出生性别比也将会回归正常水平。     

变革婚居模式 降低出生性别比──以湖北省为例

湖北省近年来在出生率迅速下降过程中，出生性别比急剧升高。本文认为应当引起重视，主张实行治理，并提出将变革婚居模式作为治理的治本之途。文章分析了招赘婚居模式降低出生性别比的作用机制，提出了在短时期内实现婚居模式变革的操作方案。     

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原因的系统分析

在回顾近10年来国内学者对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原因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流程图,对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的原因作了系统分析。提出并区分了“时点出生性别比”与“时期出生性别比”的概念。认为,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政策因素不是主要因素,性别选择技术是主要原因,性别比偏高是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提出两点标本兼治的对策建议。     

我国出生性别比与生育观念现状分析

出生性别比偏高是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现的人口问题之一。它反映出我国农村地区人们生育观从整体上看还需要进一步地继续转变。     

性别偏好、性别选择与出生性别比

考察了中国性别偏好及其产生机制,讨论了性别偏好、性别选择、社会经济发展与现行生育政策等因素对出生性别比例失调的影响,并对中国政府治理出生性别比例失调成效不明显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认为：中国歧视性的性别偏好是制度构建的产物,性别偏好、社会政策供给不足、生育数量限制等使性别偏好提前显露出来,并借助于性别选择提前实现性别偏好成为可能,从而促使了中国出生性别比例的失调。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全球化、文化传播、观念转变等,使得出生性别比回归自然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逐渐具备,中国出生性别比拐点已经来临。     

从生育行为中的男孩偏好看女性的生存发展状况——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的社会性别解析

以社会性别为分析视角,从生育的主体--女性的经验、利益和需求出发,不难发现女性地位偏低是导致歧视性的性别偏好出现,从而导致出生性别比失调的深层次的原因.因此,要想有效遏制出生性别比升高,就必须构建平等的性别文化和先进的生育文化,赋予妇女以权利和机会,全方位地改善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的生存状况,切实保障女性的各种权益,进而让女性的社会地位有实质性的提高.     

我国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动力机制研究

B超的滥用、强烈的男孩偏好以及对非法流产行为监控的失效共同构成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充要条件,三者中任一条件不满足都不可能出现出生性别比偏高。尽管B超发明和滥用前出生性别比并没有异常,但也不能说出生性别比偏高与受教育水平、传统文化等因素无关。事实上,这些因素通过影响男孩偏好和B超的可获得性而影响出生性别比。由此出发,促进出生性别比回复正常,短期内应标本兼治,以治标为主———坚决禁止B超的滥用,关键是加强立法和管理;长期内则必须治本———消除男孩偏好,关键是加速农村城市化。     

社会学视野中的安徽省出生性别比异常现象

通过对安徽省出生性别比状况的描述,从婚姻家庭和城乡二元差异角度对出生性别比偏高进行了分析。最后从个人、家庭及社会三个方面对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将会产生的婚姻挤压、异质性婚姻增加等现象进行了论述。     

略论广西壮族自治区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

广西出生性别比长期、普遍、高度失调,是作为第一民族人口大省（区）和谐社会建构中的一个极为严重的人口安全隐患,极不利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甚至可能危及社会的稳定和祖国边疆的安全。文章在总结广西出生性别比失调的现状特征基础上,重点对其失调的影响效应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并就治理实践及进一步治理的对策作了总结和思考,旨在引起全社会对失调问题更加重视,并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逐步使之趋于协调。     

出生性别比升高与妇女社会边缘化的关联性思考

出生性别比升高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女性在公共生活领域乃至日常生活领域被某些特异的社会因素推向边缘化的一种自身地位下降或自我和群体价值缺失的显著标志。因此,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问题,其关键是要真正地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政府决策主流,大力形成男女平等的社会氛围和道德规范,逐步扭转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以保证实行有利于女性健康发展的社会政策,改善女性的生存环境及生活条件。     

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偏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开始偏离正常值且持续偏高,一般认为,这是多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诸多影响因素中,何者为主要因素却有很大的分歧。笔者认为,虽然影响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原因是复杂的、多因素的,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施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仅与出生性别比偏高直接相关,而且是诸多影响因素中最主要的,偏严的生育政策是中国出生性别比长期严重失衡的主要原因。     

泉州市出生性别比失衡现状与综合治理

出生性别比是人口自然结构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持续攀升,泉州市出生人口性别比也在近年来一直居高不下。为了解泉州市现阶段出生性别比的真实情况,泉州市人口学会在2011年6月底就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进行专题调研。本文统计了传统观念,经济因素,政策因素和科技因素对泉州市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并对制定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提出解决建议。     

出生性别比异常的社会性别理论分析

国内已有的对出生性别比异常的原因研究缺乏对成因背后运行机制的思考。只有以社会性别理论为分析框架,才能对性别比异常的深层社会运行机制进行比较清晰的解读。对策设想主要有“提升社会性别意识,构建性别和谐社会”等方面。     

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治理绩效的历史评价

文章主要根据18个全国关爱女孩试点县提交的关爱女孩行动工作状况的通讯调查所提供的基础信息,对近年来全国关爱女孩行动试点工作作了一个阶段性的分析和评价。提出了生育观念和行为控制的“2＋6”理论框架,建议通过人口安全的工作考核机制、性别偏好的观念转变机制、“两非”行为控制机制、女婴被送养、瞒漏报和死亡控制机制四大机制实施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综合控制和治理。认为全国要尽快从“点控制”转入“面控制”,在保持“适度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赋权卫生等部门治理B超和引、流产问题的重要职责,规范医疗卫生执业行为;加强社会公共政策的协调性,从制度上促进社会性别平等。     

选择性生育与我国出生性别比的偏高

近二十多年来，各种产前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不断普及为选择性人工流产、引产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在作用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诸因素中，非法的胎儿性别鉴定及选择性生育是其直接原因，它主要表现为一胎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二胎及以上出生性别比偏高。     

生育文明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平衡

解读文化与文明、生育文化与生育文明的概念,人们就会发现: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真正原因是由于不文明生育文化及行为造成的。倡导生育文明、构建性别和谐社会,需要家庭、社会和学校的共同努力。     

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战略选择及前景展望

出生性别比的持续偏高是社会性别的不平等在生育领域里的集中体现,因此,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应该着重于对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改造,通过构建社会性别平等机制,形成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远期战略和近期战略相结合的综合框架。     

低生育水平与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后果

自 8 0年代中期以来 ,我国出生性别比出现了明显偏高且持续上升的趋势。这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与担心。文章分析了低生育水平与出生性别比的关系 ,并对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婚姻后果进行了定量分析和预测 ,从而纠正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与认识。     

韩国女性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出生性别比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在亚洲几个存在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国家和地区中,韩国被公认为成功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的范例。韩国出生性别比下降无疑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中,韩国各类女性公民社会组织为提高女性地位、形成全社会关爱女性的氛围和淡化性别偏好观念所做的一系列努力尤其不能忽视。韩国女性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出生性别比治理的经验,对于在出生性别比问题上正苦苦寻觅有效治理路径和笺略的中国暑一种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