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两岸政经良性互动的动能、瓶颈与策略

两岸关系最本质的内涵是政治关系，30多年来两岸经济合作的成效是在“九二共识”基础上获得的。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过程中，经济与政治密不可分，“经中有政，政中有经”，经济合作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公权力的推动。目前，两岸合作进入“深水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两岸政治关系滞后的客观反映。未来应努力推动两岸政治对话，进一步深化经济合作机制，加快文化融合，为实现两岸政经良性互动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搭建互信的精神桥梁。     

两岸持续性合作机制思考——基于社会整合理论的视角

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过程中,岛内政局和两岸关系出现了若干落差,如经济关系的密切与政治僵局无法突破,岛内经济回稳与执政当局政局掌控力的下降,大陆惠台政策的深入与岛内民众中国认同趋淡等,一定程度上制约两岸关系朝纵深发展,影响两岸持续交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在两岸政治互信尚未建立,全方位交流无法有效增进岛内民众中国认同的情况下,本文尝试从社会整合理论出发,探索建立社会整合机制,推动两岸持续合作的方法和途径,以夯实两岸合作的社会基础,为两岸持续合作注入新的动力。     

省际环境污染合作治理行政协议履行机制困境与突破

环境污染问题是一个跨区域系统性问题,地理要素的流动性加剧了跨域环境治理的难度,传统的单一的行政区划已无法有效应对跨区域环境污染问题,如何通过合作治理解决跨区域环境污染问题成为地方政府的新课题,针对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区域跨域环境污染频发的问题,省际环境污染合作治理行政协议作为一种解决跨域环境污染问题的政策工具应运而生.然而实践中省际环境污染合作治理行政协议在履行中依然存在履行的协议条款不规范、履行主体诚信不足、履行的纠纷解决机制缺失以及履行的监督约束机制缺失问题.规范省际合作行政协议条款、构建履行主体诚信自觉制度、建立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构建履行监督约束机制是完善省际环境污染合作治理行政协议履行机制的路径.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问题探析

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关系到我国的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以及两岸民众的福祉。文章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有利于遏制岛内"台独"势力的影响、有利于增强两岸同胞的民族认同感、有利于提升两岸经济合作的水平、利于实现两岸政治关系的正常化四个方面阐述了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必须采取务必坚持"九二共识"的政治原则、继续加大反对"台独"势力的政策力度、坚持用民主协商的办法化解各种矛盾、提升两岸经济合作的层次与水平等四点措施。     

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下的行政伦理建设

在后工业社会,其治理形态表现为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其基本特征为信任与合作机制,其根本目的是把公共服务提供给社会,把整合治理社会作为重点。实现公益至上的公平正义,勇于承担道德责任,以达到合作与信任的最广泛程度等,就是该模式的行政伦理要求。为了在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下,实现对行政伦理的有效建设,应把突破点放在内部与外部控制上,注重行政伦理立法,强化行政伦理监督,积极宣传行政伦理,重视行政伦理教育,加强职业道德培训,促进公共行政文化向伦理性发展,建立道德激励机制。     

两岸合作治理的结构要素与实践机制

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入新时期,交通的便利、信息传递的迅捷和合作的深化伴随非政府组织的蓬勃发展,都在呼唤两岸走向主体多元化、权力分散化和机制综合化的合作治理,其核心要义是最大限度地增进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认同要素、逻辑要素和载体要素是处理两岸共同事务过程中的三个结构性关键要素,采取正确的策略,通过优化治理结构、整合参与资源、激发合作动力和培育文化意识四种途径来构建两岸合作治理模式,将有利于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从而实现对两岸共同事务的合作治理.     

两岸特色经济合作机制的建构

"两岸三通"的基本实现,为海峡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创造了条件,更为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鉴于两岸关系的复杂性与敏感性,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两岸特色是至关重要的.新时期推进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机制建构,其实现路径主要包括加强以融为主的顶层设计,详细的战略规划、两岸实践平台建设及夯实保障基础等方面.     

项目落地中“钉子户”治理机制的变迁

项目进村中的“最后一公里”主要是指“钉子户”治理困境。综合全国多地调查经验,从实践中提炼出行政治理和社会治理两种“钉子户”治理机制。前者通过行政动员治理“钉子户”,形成了一套县乡村、包工头、“钉子户”之间的分利秩序,导致乡村去政治化、农民无参与主体性、基层治理合法性危机的社会后果。而后者则是通过社会动员治理“钉子户”,形成了村（组）与村民之间的利益再分配秩序,激活了乡村政治和农民参与主体性,但在分配型民主逻辑下可能导致多数人暴政。在国家无法与9亿小农建立直控式治理的前提下,需要具有一定自主政治空间的乡村社会,成为国家与农民个体之间的利益整合和再分配的中间结构。因此,在由行政治理向社会治理机制转变的同时,还应当恢复村社集体的土地调整权作为配套制度,以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     

行政耦合、新型关系网络及其于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研究

作为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策略定制,“行政耦合”是指政府或政府行为通过一系列途径实现与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有效融合,从而实现政府有效治理的政策工具。这种工具在乡村治理中表现出运作主体多元化、服务导向、协同合作的运作特征。本文以贵州省新民镇的“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作为案例样本,分析基层政府“行政耦合”所形成的新型耦合式关系网络对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这种新型耦合式关系网络是政府体制吸纳与乡村社会政治参与的均衡演进的结果,二者的交互作用促进和强化乡村治理目标的实现,展现了其各自的价值。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对其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沁润式”发展所产生的深层矛盾和风险进行反思,以期为乡村治理提供理论指引和实践参考。     

行政规制公众参与模式研究

现代行政规制改革是我国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步骤。公众参与作为行政规制的重要制度,在行政规制的完善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行政规制公众参与模式主要有利益代表模式、合作治理模式和社会监督模式。行政规制公众参与利益代表模式主要强调分散利益的具体保护和部分公众的正义救济,行政规制公众参与合作治理模式主要强调行政规制主体与被规制主体的合作协商关系,行政规制公众参与社会监督模式主要强调社会公众对于行政规制机关的公民监督权利和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     

论行政不作为的政治问责

行政不作为的政治责任是指行政机关及其领导成员因自身或下属行政不作为而应承担的政治上的不利后果。该责任源于人民主权这一宪政基本原理,同时,政治—行政二分理论和官僚制理论也为其提供了理论注脚。国外行政不作为政治问责的常见形式主要有公开道歉、引咎辞职、职务罢免,主要问责机制有质询机制、辞职机制、倒阁机制(罢免或撤职)、选举机制等。完善中国的行政不作为政治问责制度,落实行政不作为政治责任,必须实现行政不作为政治责任的法制化,同时应健全以异体问责机制为重点的行政不作为政治问责机制。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研究

我国传统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主要包括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信访等,这些机制主要属于事后救济和"根据决定的争议解决方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作为法治社会建设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完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开阔了行政争议的解决机制的新思路,也提出了新要求。在完善传统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同时,需要关注新的解决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比如行政调解、首长接待日等,以建立多元化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     

国家治理下的农村自治基本单元属性

农村自治基本单元具有多种属性且与国家治理密切相关。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的增强,农村自治基本单元的属性种类不断增多,属性内容不断转变。当国家治理能力较弱时,农村自治基本单元主要发挥社会属性,自我治理,自我服务;当国家治理能力较强时,农村自治基本单元的行政属性与经济属性随之增强,社会属性会因行政属性的压制而逐渐变弱。国家治理能力存在一定限度,这就需要合理利用自治基本单元的多重属性,通过行政属性与社会属性相分离、发展经济属性激活社会属性的方式,促进村民自治真正落地,实现与国家治理的良性互动。     

以治理民主实现社会民生——我国行政信访制度政治属性解读

行政信访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安排。文章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视角,辩证分析了这一制度的制度基础、基本功能和内含价值,据此解读了这一制度安排的政治属性,认为它本质上是一项以治理民主实现社会民生的政治制度。在此基础上,文章解析了民主与民生各自含义、治理民主与社会民生关系等关键性理论命题。     

基层治理效能欠佳的表现、成因及对策

基层治理效能是衡量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程度的标志之一。当前我国的基层治理效能还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直观上看到的治理主体素养有待提高,治理机制需要进一步协调;另外一个则是行政发包制治理模式的一种结果。现代信息技术和民众参与基层治理的民主权利是去除基层治理中行政发包制弊端的有效办法。通过提高基层治理主体的素养和进一步协调治理机制,以及完善行政发包制就可以逐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中国教育行政依法治理的回顾与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行政管理的历史,是一部教育行政机关在法治的轨道上不断迈向依法治理的历史,是教育行政在法治的轨道上不断深化改革,从"管理"到"管理与办学分离",再到"管理、办学和评价分离"的历史。回顾中国教育行政依法治理的发展历程,分析依法行政的演进特征,总结依法行政的主要成就和经验,揭示治理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展望教育行政治理的发展趋势,有助于教育行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丙烯腈纺丝用喷丝头内流场数值研究

基于科层体制和乡土社会的二元互动,乡镇政权存在着大量的非正式运作和策略性行为。行政包干制作为一种制度设置,通过社会性资源的制度化整合,实现个体性策略向制度化动员转变、应急式治理向常规性治理转变,行政包干制成为乡镇非正式治理的常态化机制。在行政包干制中,通过目标责任人激励实现基层组织动员,基层党政体系为社会性动员提供组织程序和行动规则;通过责任包干防止基层治理矛盾扩大化,基层干部具有将矛盾遏制在萌芽状态的内生动力。乡镇非正式治理的常态化即乡村治理秩序的日常化,对国家基础性权力建设具有实质性意义。     

中国边疆治理中的政治建设论纲

边疆的国家属性,决定了边疆治理中政治建设的中心地位。因地缘政治、社会结构、历史文化、经济格局而呈现的特殊性,使得边疆地区的政治建设既具备国家政治建设的普遍属性,也呈现为独有的区域特征。政党建设推动的边疆族际政治整合、中华民族国族机制下的政治意识形态建设、以法为中心的边疆治理体系革新、以互惠合作为特征的新型府际关系建构等,均体现出政治建设中鲜明的边疆特色。边疆治理中政治建设的直接成果是政治稳定与社会繁荣,而实现途径则是边疆治理体系的革新与治理能力的重构。     

县域治理中的“网格赋能”：实践逻辑及现实困境

中西部地区县域网格化管理政策创新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一方面,乡村社会转型中的事务治理困境,要求县级组织积极回应和解决;另一方面,县级条块合作治理机制面临现实难题,需要通过政策创新提高治理能力。中西部地区县级政府引入网格化管理工具,是为了利用网格技术和网格员队伍不断提升部门的回应能力和运动式治理的常规化水平。但是,基层事务属性和技术治理的弊端导致信息生成和入格面临诸多限制,政治、行政与自治的协调困境导致事务治理演变为风险治理。只有构建县域权责协调的协同治理架构,网格化管理工具方能促进基层善治。     

科学发展观视域下两岸关系良性发展的原则与机制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我国全面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指针,对我国对台政策和两岸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方法论价值。在科学发展观视域下达到两岸关系良性互动,其基本原则是：坚持以和为先原则,坚持两岸发展的和谐性、和平性;贯彻以人为本原则,抓住两岸主流民心民意;秉承全面协调互信原则,逐渐填平两岸民众心理的历史鸿沟;实行互利互惠原则,夯实两岸统一的利益基础;坚持改革完善自我原则,增强台湾民众的向心力。其基本路径是：建立两岸政治关系的互信交流机制;建立两岸互惠互利的政府间经济合作机制;构建两岸文化交流机制,逐渐增强两岸民众的民族一体化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