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的现代性解码与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建构

"大一统"是刻画古今中国理想政治形态的核心符号和代码,远远超越制度纬度的内涵,凝聚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共识,也是对于认同政治的终极指向,被普遍识别、认同和遵循。基本内涵是追求思想、观念、政治制度、政令等构成的政治系统的和谐、一致和统一,具有深刻的政治认同蕴含和功能。近代以来,作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不符合政治发展需要,由认同政治高级形态退居为低级形态并最终被抛弃,但并未根本上改变"大一统"作为中国认同政治图景的事实。相反,作为描绘理想政治形态符码的"大一统"精神一直存活下来并不断发展。"大一统"具有现代性因子。现代化时空语境下,"大一统"的现代性解码有利于推动现代化进程,挖掘"大一统"的政治认同价值,促进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建构。     

制宪权的主体及其证成

在自然法意义上论证制宪权,无法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将会不可避免地坠入虚妄的超验困境。要理解制宪权的运作及其享有主体,首先得考察制定宪法的社会实践。革命和进化是制宪权的真实运作形态。人民作为制宪权的主体,包含政治哲学和政治实务两个范畴,前者为制宪权提供了正当性归宿和价值基础,后者为制宪权提供了实证支撑和操作平台。制宪权主体只能在人类历史经验和社会运动中发现和证成。深入探讨社会生活与宪法的内在关联,才能洞悉制宪权的奥秘。     

谁在制宪——制宪权的主体及其证成

在自然法意义上论证制宪权，无法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不可避免地坠入虚妄的超验困境。要理解制宪权的运作及其享有主体，首先得考察制定宪法的社会实践。革命和进化是制宪权的真实运作形态。人民作为制宪权的主体，包含政治哲学和政治实务两个范畴，前者为制宪权提供了正当性归宿和价值基础，后者为制宪权提供了实证支撑和操作平台。     

社会政治心理与汉政权的建立

秦汉之际的风云变幻、政权更替,历来备受论者关注。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这一时期的历史,每每会得出不同的看法与结论。笔者试图从现代政治学的一个分支———政治心理学的角度,来考察秦汉之际的政权变更尤其是汉王朝的兴起,希望能从中得到某些有益的启迪。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汉之兴起极大地得益于它满足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心理的需要:民众基于对宽仁之政的期待的大一统信念;与之并存的忠于"父母之国"的心理与和对分封制的怀念;以及士与平民阶层的功业需求。     

面向世界的"中国论"——理解中国宪法序言的一个新视角

中国宪法序言作为当代中国人民经过法定程序确认的"中国论",它主要体现为四对范畴:历史与阶级意识,统一国家与统一战线,多民族国家与民族关系,以及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历史与阶级意识揭示了当代中国的根基,"历史"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其实也是中国固有的方法,宪法序言中表达的阶级意识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当代中国的体现。统一战线与统一祖国是传统中国的"大一统"与现代中国的现实格局融会贯通的产物,尤其是统一战线,它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同时也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多民族国家与民族关系是现代性的产物,也是民族意识觉醒的产物,是置身于世界的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时代化表达,更是对中国必须面向之世界的直接回应。     

论范晔的“大一统”思想

在《后汉书》的本纪、列传中,范晔通过对东汉历史人物生平事迹、各少数民族历史及其政权兴衰的记述和评论,阐发了“大一统”思想。范晔这一思想的形成既有晋宋更迭与南北对峙的时代影响,又与司马迁、班固思想的影响有关。范晔的“大一统”思想有助于刘宋时期“大一统”共识的形成,蕴含着朴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促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中华民族大团结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时代及自身认识不足,范晔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浅议制宪权的性质

制宪权的性质是制宪权理论的基础,也是澄清我国制宪权理论现存各种矛盾和疑问的关键。在内容上,它起码应当包括:本源性,即相对于由宪法创设的国家权力而言,制宪权是一种原始的、基础的权力;判断性,即制宪权可在形式上决定宪法的规范效力,在实质上决定宪法的正当性;政治性,即制宪权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的国家权力,不受任何实定法约束;统一性,即制宪权是一项完整的权力,不能分割也不能委托转让;权威性,即制宪权具有内在的、在历史中自发形成的权威,可以产生最高效力的宪法。     

“九二共识”的意义与作用

2012年11月是"九二共识"达成二十周年,文章围绕二十年来两岸各方就"九二共识"引发的三个争端,阐明"九二共识"的历史意义和作用在于:奠定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开辟了两岸处理政治分歧的路径与方法;确立了两岸寻求统一的政治目标。     

十六国前期正统性建构中的符号策略与政治表达——以石虎“天人之望”的营造为中心

石虎在自称大赵天王前有三年的居摄期,这与其夺位非正、人心不附有关。从"居摄"期开始,石虎利用谶文、符瑞、佛教前世因缘、祆教礼义等不同政治观念增强后赵治下不同族群、人群的政治认同。在多重政治观念中,正朔意识、大一统观念仍是他建构合法性的主要思想资源:一是将洛阳器物用于邺宫建设,沿袭汉魏晋舆服形制,继承洛阳的文教传统,并取"邺中有凤皇"的传说,将政权合法性寄托于邺城自身的神圣性上;二是在襄国、幽州、洛阳、长安营建宫殿,将宫室视作展示强权、构建统治权的场所;三是以东晋为正统性竞争的对手,臣服索头、宇文、拓跋、铁弗匈奴、仇池等势力,并策动对东晋及长期以东晋为正朔的慕容氏、前凉之战争,连横成汉中分东晋,以重构大一统来建构统治合法性。石虎营建"天人之望"的模式表明十六国初期的政治发展仍处于汉魏晋王朝的历史延长线上。包括少数民族建立政权时期的中国历史,正是在这样的整体史之中前行的。     

大一统再认识

大一统包括政治体制和政治观念两方面的内容。它发轫于夏，发展于商，至西周达到了王权政治下大一统的鼎盛时期。春秋是王权政治下大一统的衰落和解体时期，战国是王权政治下大一统向皇权政治下大一统的过渡、转化时期。因此，大一统应分为王权政治下具有初级特点的大一统和皇权政治下具有高级特点的大一统两种形态     

试论蒙古族政治文化的形成

蒙古族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它反映了蒙古族政治历史与政治特征,并集中体现在"黄金家族"统治思想上.它的形成受蒙古族生产生活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社会政治结构及其宗教等因素的制约,并经过长期积淀和政治社会化,形成为蒙古族政治文化.蒙古族政治文化的形成,对蒙古族社会历史和民族文明的进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韩历史中儒家知识与政治权力之关系:不可分割性与互为紧张性

19世纪以前中国与朝鲜的若干历史实例表明,"儒家知识"与"政治权力"在中韩两国文化中既有其极端密切的互动,但又有极为紧张之关系.第一,儒家"知识"与中韩政治权力既互相依赖又互相渗透,但"知识"与"权力"毕竟性质不同.帝国体制之下,皇权是至高的权力,儒臣的权力则是衍生性的权力,"知识"与"权力"也各有其不同的"运作逻辑",所以儒家知识分子与掌握权力的帝王之间,有其永恒的紧张性.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与朝鲜都是帝国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大一统帝围需要儒家价值系统作为帝国的意识形态基础,以有效运用各种人力及物力资源;为谋帝国的长治久安,中韩两国帝王亦须不断吸纳儒家知识分子作为官僚进入体制中.两者之间有其不可分割性.第二,近代以前中国与朝鲜历史上的"知识"与"权力"之所以既不可分割而又互为紧张,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儒学知识之特质.就儒学知识之特质而言,古典儒家提出"内圣外王"作为最高的人生理想,认为个人内在道德的修为与外在事功的完成是不可分割的.内在道德的修养不仅是个人内在思想的玄思,它还必须进一步落实在客观的外在环境之中.在"内圣外王"理念下,东亚儒家文化圈中一直潜藏着巨大的将儒家知识落实在政治现实上的动力.儒学知识系统的强烈实践取向,使儒学知识在近代以前的中韩两国历史上必然与"权力"发生深刻的关系.     

中国古史发展中的“契丹现象”透视

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基于南北方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潜意识而形成的致力于中华民族汇蓄、凝聚的发展过程，曾产生了许多异彩纷呈的独特的历史现象。契丹辽朝政权与五代、北宋政权的对峙，就构成了这样的一个独特的现象，即在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融合汇蓄的发展过程中，它们结束了一个旧的发展时代，并开创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就是将自古以来南、北方民族长期对抗、纷争不已的形态，转换到了圆融共活的新时期，并最终奠定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基础。     

陆贾的“新语”与汉代中国的精神起点——兼论陆贾作为汉赋之宗的意义

汉初中国的国家形象卑弱无文,但陆贾心中有一个未然而将然的庄严中国。作为汉代第一儒士,陆贾以说南越王辞、说高祖辞以及《新语》与辞赋创作,表现出自铸政治与文学"新语"的能力,表现出实行大一统文化中国梦想的文化胸怀与文学才情。陆贾的时代"新语",成为汉构筑大一统文化中国的精神起点。陆贾的文学"新语",不仅为汉大一统文化中国找到了最有意味的文学形式,而且以"奇采""辩之富"的闳丽之美奠定了汉大赋主体风格。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应该既有"礼义之大"又有"文章光华",这是陆贾"新语"对后世乃至当代中国的历史启示。     

从政治哲学视角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是当代政治理论用来分析社会的一个重要参数,也是解读中国共产党"何以继续执政"的当然视角。中国共产党要继续执政必须实现执政合法性论证模式从历史到现实的视角转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增强执政合法性的绩效性基础;提高社会公平度,构建和谐社会,增强执政合法性的群众性基础;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确立共同政治理念,广泛形成政治共识;推进民主化进程,加强制度建设,用制度维系合法性。     

多民族“中国”的构建:司马迁《史记》的“中国”观

司马迁《史记》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虽然有指称"一国之中心"、"中原"、"华夏汉族"和"文化"等涵义,但主要的还是用来指称国家政权。书中称夏、商、周国家政权为"中国",包括夏、商、周国家政权控制的各族人;虽然也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为"中国",但后来所称"中国"则包括楚国,并出现秦国以"中国"自居的现象;称秦汉为"中国"则包括秦汉国家政权管辖的各族人。书中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还用来指称"九州"和"十二州",将"中国"与"九州"、"十二州"、"天下"、"五服"、四海之内联系起来,也不是用"中国"单独指称华夏和汉族。书中不仅将华夏汉族说成是"炎黄子孙",还将少数民族说成是"炎黄子孙",构建了范围更大的多民族"中国"。这种多民族"中国"的构建,既是司马迁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对中国多民族凝聚为"中国"的历史总结,也与儒家的"天下观"和"大一统观"密切关联,更与司马迁生活在西汉大一统时期强调"大一统"的现实需要分不开,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论《共产党宣言》的当代启示

160年后,在新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语境中重读<共产党宣言>,我们应当高度关注其本真意义对当代实践的五大启示:(1)<共产党宣言>与时俱进的出场学视域的当代启示;(2)对资本全球化历史命运辩证分析范式的当代意义;(3)科学阐释无产阶级历史地位与使命的当代启示;(4)"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当代启示;(5)关于"本土化出场的差异路径与差异形态"的阐释对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启示.     

萨满教与北方少数民族帝王--兼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宗教

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少数民族帝王和萨满教发生过密切关系。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巫王合一、巫王合作型的政权形态是中国历史上政治与宗教有机结合的产物。在这种政权形态中 ,王权和神权结合在一起 ,但二者相互干预 ,并在双向互动过程中发生作用。萨满巫师和北方少数民族帝王合伙建构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种典型的政治宗教形态。建立在萨满教观念基础上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治宗教的核心是“王权神授”和“汗权天授”思想。这与中原王朝历代统治者宣扬的“君权神授”观念基本一致。     

辨方正位 体国经野——《周礼》所见中国古代空间规划体系与技术方法

《周礼》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记录国家政权组织机构及其职能的专书,其中包含大一统制度形成过程中对空间规划体系的理想建构,影响后世两千余年。"辨方正位"与"体国经野"是《周礼》空间规划体系的核心。本文从中国古代空间规划体系与技术方法的视角,系统分析六官史料,梳理《周礼》文本所载"地法"与"形体之法",并以相关先秦文献、金文材料等为辅证,揭示"辨方正位"与"体国经野"的内涵与价值,即以地法"辨方正位",奠定规划基础、建构空间框架,进而以形体之法"体国经野",塑造空间形态,形成天下尺度的空间秩序;职官体系依附其上发挥效力,最终实现对广阔地域的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     

东汉《白狼歌》的政治文化内涵及其历史价值

东汉《白狼歌》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夷汉"双语"互译的民族志文献资料和民族历史语言资料,承载了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具有宝贵的历史价值。它不仅鲜活地体现了东汉时期白狼、槃木、唐菆等西南夷各族对东汉王朝的政治认同,还体现了汉王朝最高统治者及各级官吏的"大一统"政治理念,是汉代西南边疆地区民族融合、边疆开发、西南夷政治心理成长演变和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进程的重要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