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阶层在参与佛教事务中的角色与作用——以清代湖北碑刻文献为中心

有清一代,湖北地方佛教信仰兴盛,士绅阶层与寺院僧团之间的互动日渐密切。通过对湖北民间历史碑刻文献的梳理与研究发现,士绅阶层通过捐修庙堂等多种方式成为寺庙财产的主要捐赠者,也成为寺院财产主要的监管者。士绅有权参与丛林规则的制定,并作为僧团矛盾的调解人,发挥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佛教与军事关系研究

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佛教盛行,佛教教徒也遍布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在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佛教与军事关系逐渐密切,充分反映了敦煌地区佛教社会化的特点。本文主要从敦煌地区军事阶层(将领、士卒)与佛教信仰的关系作为出发点,讨论了他们信仰佛教的目的、方式以及信仰的对象。在文章的末尾讨论了敦煌地区的佛教文学与边塞文学中的军事文学之间的一些关系。     

隋朝民众佛教信仰的历史考察——以造像题记梳理为中心

隋朝佛教造像题记是民众群体意识与信仰心态的真实写照.通过对目前收集整理的203则造像题记的分析,总结出隋朝民众的佛教信仰具有五个突出特点:其一,地域性.民众信仰的空间主要集中在北方中原地区,尤其是山西和河北,且不同地区的造像形式与信仰内容各有特色.其二,多样性.信众阶层较广,以平民为主.造像组织形式多样,家庭合作和"拟血缘群体"的邑义合作相当普遍.其三,集中性.民众信仰的对象主要是观音、释迦佛、阿弥陀佛、思惟菩萨和弥勒佛等.其四,家庭性.民众祈愿的核心对象是其家庭成员.其五,功利性.祈愿是民众信仰功利性的行为折射.     

北朝石刻文献中的佛教活动及信仰动机

北朝石刻文献记述的佛教活动包括了造像、供养、举行法会和参与公益慈善等内容.这些内容,体现出北朝佛教重视功德的特征.石刻文献反映出不同阶层、性别信众不同的信仰动机.僧侣、居士和士大夫阶层更多是通过对教理的体悟而信仰.武人阶层中,更多是追求果报的动机.对女性佛教信仰记述,大多与其人生际遇和修行行为结合在一起,是对人生归宿的一种选择.这些材料,展示出北朝佛教重实践、重果报的特征.     

略论中晚唐时期世俗社会中的弥陀净土信仰

净土信仰是中国宗教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传入中国伊始,有关佛教净土的观念也随之传入中国。中晚唐时期,弥陀净土信仰已经深入到世俗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与民众的社会生活相融汇,同时也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相交融,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试通过对中晚唐时期民众弥陀信仰功德活动的分析．指出当时世俗社会中弥陀净土信仰的特点及原因。     

中晚唐时期世俗社会中的弥陀净土信仰

净土信仰是中国宗教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传入中国伊始,有关佛教净土的观念也随之传入中国。中晚唐时期;砾陀净土信仰已经深入到世俗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与民众的社会生活相融汇,同时也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相交融,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试通过对民众弥陀信仰功德活动的分析,指出世俗社会中的弥陀净土信仰的特点及原因。     

佛教在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中的意义

宗教的魅力在于通过神灵信仰获得对人生和世界的特定解释,这一解释以感性融摄理性的形式而获得强化,使人获得超稳定的心理和生理能量,以"自净其心"为特色的佛教,在这一点上尤其突出。佛教的基本教义(四谛、十二因缘、轮回业报理论)以及大乘佛教的唯识观等不仅与中国传统的生死观、命运观一起构成中国人普遍的信念与信仰,而且对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具有重要的启迪。佛教唯识学与精神分析学说最重要的共同点在于,都认定意识根源于无意识,并且把人的心理结构分为三个层次:唯识学是依照由深至浅的顺序把众生之心分为"心"、"意"、"识"三个层面;与此相类似的是,弗洛伊德将人的心理结构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层,荣格则把精神分为意识、个人无意识、集体无意识三大层次。     

试论佛教中国化的民俗化向度

中国佛教的民俗化并非始自近代,而是伴随着佛教入华的整个发展过程,它是佛教信仰实践层面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佛教的民俗化发展涉及到作为外来的佛教在进入中国民众日常生活时所产生的自身本土化转变,以及中国民众如何基于自身的习俗文化、伦常日用传统来抉择、取舍、接纳、改造一个外来的制度性宗教。中国佛教的民俗化信仰路径不同于以"契经""契理"为基础、以"信解行证"为传统的"义理性佛教",而呈现出淡化佛教义理、注重仪式化信仰生活空间营造的特质。佛教民俗化的信仰建构表现为以佛教"疑伪经"以及"民间宝卷"为其教义来源与根据,以"民间佛教神谱系统"为崇拜对象,以"灵验"与"叙事"为核心手段来建构其信仰,以及维护其信仰的实践。     

试论湘西苗族信仰的宗族意识特征

苗族信仰的宗族意识大致可以从这样四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以宗族为祭祀单元;二是跨宗族的个人交往不得与本宗族的信仰互相冲突;三是个人的社会生活也必须与宗族信仰合拍;四是个人荣誉感来自于本宗族的宗教信仰并与本宗族信仰相关系。一般说来,不管是在哪一方面,苗族信仰都强调要对得起宗族的祖先,不要冲犯祖先神。我们可以从苗族信仰的宗族意识上看到苗族的图腾祖先崇拜意识的投影。     

北周灭佛后佛教的复兴历程

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后不久对宗教政策进行了微调,从而对佛教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容忍。灭佛期间,佛教弘法活动并没有完全终止,佛教徒以不同方式延续自己的信仰。这些弘法活动为佛教复兴储备了大量人才。周武帝死后,佛法复兴一事迅速提上议事日程。但周宣帝对武帝灭佛政策多有回护,佛法之复兴进展也就非常缓慢。直到宣帝死后,杨坚把持朝政,佛法复兴才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周武灭佛之后,佛教复兴所经历的灭佛期、缓冲期、复兴期三个阶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歧路灯》中的中原地域佛教信仰

《歧路灯》是一部反映18世纪中原地域中下层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式作品,它悖离了明清章回小说"神道设教"叙事特性,书中的宗教描写并非为作者的艺术构思、哲理表达服务,亦非借以搭建时空架构,结构故事情节。《歧路灯》中对中原地域的佛教信仰描写,大多是借以塑造人物形象,讽喻世道人心,为其"亲近正人,用心读书"的主题思想服务,于无意间彰显了佛教信仰在中原地域范围内所具有的现实性、功利性和世俗性。事实上,在广大的中原地域下层民众的思想中,佛教观念正是他们所理解的、贴近世俗生活的具有中原地域特色的佛教。     

从泗州大圣到僧伽信仰

僧伽和尚是初唐一位传奇式的佛教人物,因其生前在泗州一带传法,被后世尊奉为“泗州大圣”。自唐宋以来,关于僧伽的传奇故事和神异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一大批佛教居士的推动下,历经唐、宋、明、清,更形成了全国性的僧伽信仰。僧伽信仰作为一种宗教现象,是佛教与中国居士阶层特别是唐宋的居士活动融合的产物,唐宋的居士佛教造就了僧伽信仰。     

中国早期《菩萨戒经》的性质及内容

中国在5世纪初期前后开始大量翻译多种<菩萨戒经>,这些<菩萨戒经>不但载有解释帝王们与其人民所行的佛教建国仪式("受菩萨戒仪式")的戒条,而且也记录有当时帝王们教化天下的佛教信仰内容.这些<菩萨戒经>也许皆有所本而属于中土译本,但也不排除含有当时高僧在中国编撰或修正的"经本".此类于5世纪前后出现的经典,可以说是大乘佛教在发展过程中,透过用行"受菩萨戒仪式"及散播"菩萨戒法"的方式,生成的官方提倡佛教教化信仰的汉文"经典"或"手册".因此,它们也构成了研究中国帝王施行佛教教化政策的重要资料.     

从泗州大圣到僧伽信仰

僧伽和尚是初唐一位传奇式的佛教人物,因其生前在泗州一带传法,被后世尊奉为“泗州大圣“.自唐宋以来,关于僧伽的传奇故事和神异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一大批佛教居士的推动下,历经唐、宋、明、清,更形成了全国性的僧伽信仰.僧伽信仰作为一种宗教现象,是佛教与中国居士阶层特别是唐宋的居士活动融合的产物,唐宋的居士佛教造就了僧伽信仰.     

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的民问佛教信仰

自六朝至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是佛教传播的重要区域之一。本区多大山深谷,是南北僧人精研教义、弘扬佛法的的理想场所。佛教信仰不仅流布于通都大邑,而且深入到穷乡僻壤,深深影响着当地的民俗生活。佛教信仰于本区兴盛的原因,一是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二是人们笃信佛教,祈佛消灾降福。此外,还与本区俗信鬼神的传统似乎也有某种关系。随着佛教在本区的传布,民众对佛教的信仰与他们的传统信仰及民间祭祀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结合。     

正统文化与民间文化的互动:明清士绅关于泰山碧霞元君信仰的不同态度分析

泰山碧霞元君信仰产生于女神勃兴的宋代,大约明初开始经历一个民间化、世俗化的过程,明中期以后碧霞元君信仰在山东地区逐渐普及,并且取代东岳大帝成为泰山正神。明清士绅对于碧霞元君信仰的态度主要有三种,一种持反对态度,把碧霞元君信仰定格为"淫祀",不符合儒家的礼治秩序;一种持赞成态度,认为碧霞元君信仰属于国家祀典,是国家神道设教的重要构成部分;还有一种中间态度,他们超越碧霞元君信仰"淫祀"、"正祀"之争,直指信仰的现实。明清士绅关于泰山碧霞元君信仰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他们对于地方社会道德秩序的关注,同时希望用官方正统文化去改造民间文化,泰山碧霞元君信仰的历史演进正反映着正统文化与民间文化的矛盾、冲突与调和。     

清代湖北地区乡村教民群体组成探析

明清时期,全国各地开始出现信仰基督教的群体,这个群体被称为教民。各地教民群体的特征有所不同,江南地区的教民以有声望的士绅为主,成为“文化基督徒”。在湖北,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士绅入教．湖北的教民以平民为主。基督教信徒多为农民、渔民、小商贩等位于社会底层的百姓。这个信仰群体的社会地位与其文化素养决定了湖北基督教在发展过程中的特点。     

国家、民众与佛教：西夏崇佛的历史心理探析

从施印佛经发愿文、西夏佛教政策等方面探析西夏统治阶层和民众阶层崇佛的不同历史心理。分析认为,西夏崇佛的推动因素有二：一是上层统治贵族的政治性提倡,二是下层民众的生活化信仰;分析还认为,统治阶层和民众阶层崇佛的心理有异同：相同之处是作为自然人都有虔诚礼佛、解脱现世苦厄的个体性宗教愿望;不同之处在于统治群体愿望的政治意味较浓,着眼于统治范围的整体,而下层民众愿望的生活味道较重,集中于摆脱自身生存困境。分析结果表明,西夏佛教的兴盛源于西夏两个阶层不同心理诉求的共同推动。     

造像记:隋唐民众佛教信仰初探

隋唐时期佛教造像之风遍及全国,造像记成为研究这一时期民众佛教信仰生活的重要资料。通过对造像记的统计分析可以得知参与造像的人群涉及社会各个阶层,女性造像者尤为突出;造像有多种组织形式,家庭组织参与佛事活动成为风气;造像大致分布在河南、山东、四川等十个省,四川是唐后期重要的造像地域。发愿文显示民众关注的核心是家庭的幸福和亲人的安康,关心的是世俗的生活,这是隋唐民众实用主义信仰特点的体现。     

论维新派与中国近代社团文化之缘起

中国近代社团文化缘起于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为了救亡图存,提出了"合群救国"、"合力求知"的思想主张,并得到了进步的士绅阶层的响应.因此,在维新派的号召和组织下,从京师到各地,进步的士绅组织起来了数十个学会,封建传统的"君子不党"的藩篱因此而崩溃了.维新派开创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集会结社的先河,开辟了中国近代文化的新领域--社团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