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念及其价值

强调自我治理的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理念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时代.根据这种理念,公民身份的根本目的是自由,这种自由不仅是公民个人的诉求,也是共和国的理想,只有在一个自由共和国中,个人自由才有可能;维持自由不仅需要混合均衡的共和制度,还亟需公民对公共生活的自我治理;而要确保共和制度的有效运作和公民的积极参与,公民美德以及与此相关的美德教育就是不可或缺的.在自由主义话语大行其道的今天,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念对于克服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以权利为本位的占有性个人主义倾向以及矫治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市场化和弱化具有重大的价值.     

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念及其价值

强调自我治理的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理念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时代。根据这种理念，公民身份的根本目的是自由，这种自由不仅是公民个人的诉求，也是共和国的理想，只有在一个自由共和国中，个人自由才有可能；维持自由不仅需要混合均衡的共和制度，还亟需公民对公共生活的自我治理；而要确保共和制度的有效运作和公民的积极参与，公民美德以及与此相关的美德教育就是不可或缺的。在自由主义话语大行其道的今天，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念对于克服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以权利为本位的占有性个人主义倾向以及矫治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市场化和弱化具有重大的价值。     

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发轫与传承——兼对新共和主义者的一种批评

公民身份是古典共和主义的核心议题,对古典共和主义的不同认知成为新共和主义兴盛的推动力。绘制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不同发轫及其在后来选择性传承的路线图,可以廓清其内在紧张。多重传统的内在紧张使之难以适应现代社会,但选择性传承却又为其新生平铺道路。新共和主义者争夺其古典资源的原因在于,固守某种传统模式而无视其发轫的多重性和传承进程中的选择性。     

论积极公民——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公民定位分析

在共和主义掀起的与自由主义的争论中,围绕公民定位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这样的讨论,将两种政治流派的自由观、国家观等内容串联起来。共和主义站在积极自由的立场上,对积极公民进行了全方位的褒扬,对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进行了消极公民的界定并加以严厉批判。两相比较,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是建立在并非自由主义主张的立场上的。自由主义从来没有以自己对消极自由的赞赏,将公民安顿在消极公民的位置上。相反,自由主义在公私领域、国家与社会领域分流发展的基础上,明确界定了公民以消极自由维权、以积极参与结社的立场。因此,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消极公民的批判是不成立的。倒是共和主义对现代政治弊端的批判,如果缺乏自由主义的规训,就会潜含危险甚至显露危机。这让共和主义只能以自由主义为归宿。     

超越古典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协商性民主与合法性重建

20世纪晚期复兴的协商性民主理论(Deliberative Democracy),重新强调了古典共和主义中公民的政治义务伦理,同时巧妙地避开了大众直接选举的乌托邦色彩,把自己建立在近代以来的宪政法治体制中,实现了民主理论新的超越,也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合法性重建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共和主义视角下的公共行政基本理念探析

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是我国行政改革中占主导地位两种行政改革理论。在全能主义的社会背景下,它们的效率中心主义特征已经产生了行政特权化及社会不公等消极现象。共和主义作为西方社会的一个古老而有影响力的政治传统,以强调公共利益、制度均衡、对话协商、公平正义及公民美德为主要特征,在今天政治生活中仍然有着很强的生命力。本文认为,共和主义视角下的公共行政理念可以纠正我国行政改中的效率中心主义倾向,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     

让公民直面"res publica"——当代共和主义塑造积极公民的战略性选择

在当代西方,克服公民唯私主义综合症和政治参与冷漠症,是共和主义所面对并着力解决的一大难题。这个难题的化解之道,可简要地概括为如何塑造积极公民。为此,共和主义必须作出战略性选择:让公民直面作为公共资产、公共领域和共和国的“respublica”,使之成为享有共和权利、富有公共精神、认同和热爱共和国的共和公民,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一种以共和权利为行动依据、以公民竞争为激励要素、以公民的爱国情怀为情感动力的“三位一体”的驱动机制。这种驱动机制是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活力之源,也是当代共和主义塑造积极公民战略性选择方案的实质内容。     

公民资格:同质化构建还是差异性共存——基于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考察

现代国家建设是基于国家与公民新型权利义务关系的重塑.国家与公民的关系构成现代政治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对关系,决定着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架构和发展趋势.一种是基于权利平等的公民资格同质化构建,另一种是基于美德和参与的多样化公民资格,两种观点的争论也代表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两大思潮的争锋,前者凸现了权利解放,有助于解释消极公民的自由观,后者强调了政治义务,更有助于解释积极的公民观.二者是一种对立还是一种补充关系,学界争论不休.公民资格是一个与国家边界紧密相关的政治概念,在一个国家交往日益紧密的全球化时代,何种公民资格更具有解释力成为一个理论前沿问题,底线公民资格可能是一个不错的出路.     

《联邦党人文集》:古典共和主义与自由共和主义之分野

《联邦党人文集》作为自由共和主义的传承之作,对古典共和主义理念做了几个方面的颠覆,即由直接民主、“忘我”的美德观置换为间接民主、“勿忘我”的美德观。在法律系统上也完成了由大陆法系向普通法系的转换。并由此在共和主义理念中增加了宪政品质。     

论西方公民身份的三重维度——兼评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论争

公民身份一直是西方政治哲学的中轴,但主导西方两个多世纪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过分强调法律规定的个体权利是公民身份的核心维度,而忽视了公民身份的道德维度和行动维度,导致西方社会个体主义盛行,公民道德和公共精神缺失及公民参与冷漠等社会现实问题。而积极的公民身份在本质上不能用单一的法律规定、道德价值和行动框架来界定,而必须实现三者的相融。这也是新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在批判自由主义消极公民身份的基础上,极力复兴公民责任与义务、培育社群认同基础上的公民美德,倡导公民积极参与公共活动的要旨所在。但西方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的相互较量与争论,并无本质区别,最终目的是为解决西方现实问题寻找不同的路径。     

20世纪后期西方公民身份理论的价值分歧与论争

复兴于20世纪后期的现代西方公民身份理论交织着自由主义、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分歧与论争。以批判个体权利至上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为起点,新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极力挖掘自由正义规则之外的公民德性的现代价值,主张复兴公民责任与义务,倡导公民直接参与公共生活,主张基于社群认同的共同善优先于个体权利,主张培育公民美德,试图构建积极的公民身份理论。三者的争论加大了公民身份理论的内部张力,助推了当下西方的现实问题的解决。     

库柏对公民品德的研究及其启示

当代美国公共行政学者特里·L·库柏在发展公共行政的民主伦理时 ,通过历史追溯而将公民品德概念置于更为广阔的带有社群主义倾向的民主社会和契约性政体之中 ,并总结出公民品德的总则 ,即“正确理解的自我利益”。库柏的研究表明 ,公民品德是个有着特定的社会和历史情境的概念 ,它是对民主社会伦理道德性质和要求的一种提炼和集中表达 ;广泛的公共精神和公民品德不可能仅仅是一种道德境界的倡导 ,也不是对自我利益的简单超越和否定 ,而是一种在恰当的机制之下达成的公共和个人的“双赢”。     

公民身份:内涵及其扩展

公民身份是当代多学科研究的焦点,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还是一个内涵不断发展的概念。尽管对公民身份的认识存在差异,但差异主要局限在公民地位、权利、义务等外部特征,公民身份的内在属性——"公民性"没有变化。当代公民身份出现了许多新的形态,诸如女性公民身份、亲密公民身份、文化公民身份、生态公民身份等,这些形态的公民身份形态拓展了公民的外延,使之从主流群体拓展到非主流群体,从公共领域拓展到私人领域,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拓展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出现这些拓展,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追求公民的平等和自由,所以,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公民身份的内涵,只是在外延上进行了拓展,在内涵上进行了补充。     

莎士比亚的《凯撒》与共和主义

《朱利斯·凯撒》(1599)是莎士比亚第一部悲剧。作为主人公的凯撒,在剧中仅出现了三场,一反人们熟悉的凯撒大帝的传统形象,莎士比亚的"凯撒"衰老,耳聋,迷信,虚妄,并且在名为《凯撒》的五幕剧中,在第三幕第一场就死掉了。莎翁为何要这样重塑凯撒的形象?何以这样明显有违"常识"的版本,仍能得到观众的热爱?从古罗马到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时期,凯撒的形象发生了一系列流变,并就此产生了文、史两支不同的阐释传统。"凯撒"一词逐渐演变为王制、帝制、以及君主专制代码,进而在各种文学-历史叙事的包裹之下滚动成为"凯撒神话"。莎士比亚的"凯撒"年老体衰、兼有残疾与性格缺陷,这个"去神话"的形象骤然从身后声名的天顶一下子跌到了历史的最低点,莎翁的《凯撒》由此成为一个具有坐标意义的文本。莎翁与共和主义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凯撒》的上演则与伊丽莎白时代埃塞克斯叛乱事件有着互文关系。与此前的文学传统相较,《凯撒》一剧无疑是"逆流而动"的,但若从思想史的趋向来看,则与时代潮流符合若契,从而这个严重"失实"的文本却会大受民众的欢迎。     

共和主义史学派对美国革命和立国的解读——兼论共和主义范式的得与失

20世纪美国史学界关于美国革命和立国曾先后出现了多种解释范式,其中20世纪中叶出现的共和主义史学派强调古典共和主义和启蒙运动对美国革命和立国的深刻影响。共和主义作为当代西方学术界的重要思潮之一,它在当代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和美国宪法学等领域都获得了重要话语权。但是,对共和主义的重新概念化也具有一定局限性。     

欧洲公民与国家公民：欧盟双重公民身份问题研究

1992年以后欧洲人拥有了一种双重公民身份,一个是传统的国家公民身份,一个是超国家的公民身份,这是世界政治领域的一种新现象.欧洲公民身份的建立超越了由民族国家定义的传统的政治概念框架.欧盟双重公民身份局面的出现,对民族国家的国籍政策、社会和移民政策提出了诸多挑战.欧洲公民身份还面临权利与认同发展的不平衡、对第三国国民的排斥以及缺少统一的司法保护体系等诸多问题.长期来看这种双重公民身份将存在一种相互竞争的关系,同时欧盟也有可能发展出一种多层的公民身份结构.     

社群主义的公民观及其教育

社群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产生于西方国家的一种主流政治哲学思潮.社群主义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在一定的现实和理论背景的影响下产生的.作为一种公民教育思潮,社群主义倡导培养一种追求公共善、道德优先和社群优先的极具责任感的公民.为了培养这种公民,社群主义认为:在教育价值观方面,提倡公共善的优先性;在教育目标方面,培养有美德的积极公民;在教育内容方面,注重社群历史文化的教育意义;在教育途径方面,构建国家、社群、学校与教师“四位一体”的培育体系;在教育方法方面,强调公民的实践参与.     

试论戴季陶的民主共和思想

戴季陶民主共和思想在前期较为空泛 ,缺乏系统性。辛亥革命后 ,在反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斗争中日渐成熟 ,形成了独特的政党政治论、地方自治论 ,并很有见地地分析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西方共和主义复兴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几点启示

20世纪下半叶,共和主义的复兴被视为为西方政治思想领域的一次＂意外事件＂,以自由主义批评者身份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的共和主义,在坚持传统自由民主政治理念的基础上对政治共同体、公民美德、公共利益、协商民主等议题进行了新的丰富和发展。从政治结构和政治价值两个视角来分析现代共和主义的主要内涵,从中汲取有益要素,相应调动我国现有体制内的政治资源,有利于推动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清末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论战评析

清末为了寻求救国方案,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步分化为两大派别——立宪派和革命派。两派改造社会与政治的理念有很大差异,并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双方理论虽各具特色,但又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所要达到的目标都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可谓是“殊途同归”。双方的争论是辛亥革命必不可少的思想跳板,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