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学术神学视野中的耶儒对话

在汉语语境中开展基督教与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对话及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开展耶儒对话首先必须注意"基督教"和"儒家"概念的多义性,从"双重身份"或"多重身份"的视角来选择基督教和儒家的代表人物.耶儒对话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儒家对基督教的"救赎论"的理解.儒家虽不承认上帝的存在,但追求人天合一,从目的性上说,这与基督教的救赎目标相似.但是二者的救赎方式不同,儒家主张"内在超越",而基督教的得救方式则类似于"外在超越".基督教的"成圣"比"称义",更容易与儒家的"内在超越"找到契合点.     

利玛窦与儒学的会通和冲突

利玛窦为了传教,一方面极力地在“天主”、“上帝”与“天”,“人性论”与“仁义道德”诸方面将基督教与儒学进行揉合和会通;另一方面又无法去摸平相互间的冲突。尽管会通和冲突并存,但利氏成功地开创了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对话的先河。它昭示着我们对待异质文化的最好办法和最有利的态度是“君子和而不同”。     

早期在华传教士"独厚儒学"原因初探

受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影响和怀着对中华悠久文明的敬仰,以及出于发展自身、与新教抗衡之目的,以意大利耶稣会会士利玛窦为代表的基督教士在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在传教期间,他们基于传教现实和教义融合的考虑,“借儒宣教”、“独厚儒学”,成功地促成了中西哲学思想的一次大融合。他们的传教策略与在传统儒学接触中所采取的承认、包容和尊重态度对于我们今天的中西方文化交流有巨大的启示作用。     

利玛窦对儒学的理解及其对儒家经典的使用——以《畸人十篇》为例

作为西方第一位汉学家,利玛窦以欧洲天主教士独有的视角解读了儒学。他认为儒学是一个哲学流派并非宗教,在道德哲学层面与天主教义没有冲突。他用先儒经典中有关"天"的模糊概念"上帝"、"天帝"来诠释天主教的Dio一词,并将其译为"天主"。在利玛窦晚年撰写的道德伦理著作《畸人十篇》中,他引用《四书》、《五经》,成功地证明了天主教的两个重要学说:灵魂不灭说和天堂地狱说。     

《万国公报》对儒学的评析

在晚清社会有着相当影响的《万国公报》是寓华新教传教士的舆论阵地 ,是一分以宣传基督教为主旨的刊物。在长达近 40年的时间里 ,它对儒学的评析既有“耶儒相通”之言 ,也有“救世教成全儒教”之语 ,更有以基督教取代儒教之论。这些言论有合理的成分 ,但更多的是以基督教文化为中心 ,对儒学采取了非科学的态度     

基督教与儒学之异同和共处之道

基督教与儒学的比较研究,从明末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之后就已经开始。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关于中西文化之异同的文章,多如牛毛,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学术界又掀起了一个研究高潮。但是,由于论者往往只强调异的方面,所以至今对这个问题仍莫衷一是,异议纷纭。本文认为,基督教与儒虽为两种不同形态的文化,但其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这种多样化和趋同性是人类文化的的根本走向。     

不辩高下的儒耶对话——回应黄保罗教授

文章针对黄保罗教授质疑笔者讨论儒耶问题的意见做出响应,指出儒学是孔孟立型的理性哲学,不谈鬼神,只谈爱民治国与个人修养。儒学早已选择取消位格性至上神立场,在个人实践上儒学一切具足,在儒耶相处上彼此尊重,辩论高下在知识论上是不可能的,实践哲学的真理观就是家家都是有用的,但用途不同,各自作为即可。     

儒耶对话以何为本?——兼议利玛窦、何光沪关于儒教的若干论述

儒耶对话不应该是寻求"教义问最大公约数"的乡愿似的对话,因为这样的对话更像是哲学或神学意义上的对话,不仅掩藏了各自最根本的原则立场,而且回避了儒耶之所以需要对话的政治、法律、宗教、文化等一系列复杂因素.在儒耶对话中承认自己是以儒为本或以耶为本,是儒耶对话的真正起点,而处理好儒教和基督教的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今后中国文化发展的格局.     

基督教在古代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儒学的对立冲突

基督教在古代中国经历了三次传入三次衰微的艰苦漫长岁月，而最终却没有能够在中国扎下深根，其根本原因是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相斥效应，表现在出世观与入世观的对立，人神相分与天人合一的对立，世人博爱与差等仁爱的对立，上帝独尊与尊祖敬宗的对立等方面。尽管在明末清初时西方传教士曾做了“合儒”、“补儒”的种种尝试，希图使基督教在中国的生命力更强，但是潜藏在更深层的内蕴仍然是二者各自独特的内容及其双方的矛盾对立。     

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冲突——明清之际正统儒生对基督教神学的反应

明清之际正统儒生们对基督教神学的反应,实质上是东西方两种不同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差异的反映。神学上帝观实质上反映了欧洲中世纪神学统治一切学术领域的历史文化传统,而理学天理论则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非宗教特质;神权至上论反映了教会作为中世纪后期的欧洲政治生活中最强大的势力集团的现实,而君权独尊说则是中国先秦以降君权独尊、儒学一统格局的鲜明映照;基督教伦理的基本特征是把人的一切行为规范纳入人对上帝的关系中加以解释,而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却是把人的行为规范纳入个人与宗法组织的关系中加以解释。这种差异,构成了宗教伦理与宗法伦理间的冲突     

上帝崇拜与祖先崇拜

上帝崇拜是犹太-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特征,祖先崇拜是中国民间信仰的主要形式。中国古人的祭天与祀祖是密切地缠裹在一起的。基督教在认同中国人祭天的同时,却反对中国人祀祖,这岂不是一种悖论。所以,如果单从宗教的祭祀层面上看,古代儒家的上帝观与基督教的上帝观是很难调和的。     

《马可讲义》: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立与融合

《马可讲义》是德籍传教士花之安为了向影响中国社会的官绅和文人学者传播基督教思想而写成的,但《马可讲义》对于中国文化核心问题的批判和评价的确值得我们借鉴。本文通过对花之安在《马可讲义》中对于中西文化所进行的以儒释耶、耶儒互释、耶佛道墨关系等的分析,认为花之安的传教动力驱使他深入地研读中国文化,从而使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在一些根本的理解上虽有对抗但最终达成了融和,《马可讲义》是花之安"孔子加耶稣"思想的躬行实践。     

论洪秀全的宗教哲学

洪秀全是中国近代史上以耶反儒又会通耶儒的农民启蒙思想家,他的宗教哲学体现出批判吸收儒教思想的某些成分,也自觉接收了西方科学、民主和功利思想。洪秀全宗教哲学的耶儒对峙体现了时代性,提供的宗教信仰具有世俗性,提倡的通商兴利具有先进性,内含的人文关怀具有特殊性。对于中国农民正在进行现代转型,但农村基督教信众又有所增多的现实来说,洪秀全的宗教哲学启示我们必须坚持爱国热爱人民的立场,必须推进基督教的中国化,必须加强先进文化的传播,必须深切关怀农民的利益。     

殖民者即上帝的隐喻——论莱辛“太空小说”中男主人公耶和尔形象及其殖民主义思想

英国著名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的"太空小说"是她最重要的文学创作之一,这个系列小说塑造了一系列正面的殖民者形象。在老人星殖民地代理人耶和尔身上,体现了基督教中"三位一体"的神学概念。以耶和尔为代表的殖民者以"传播基督教文明"作为殖民活动的旗帜,在殖民地人民的眼中,殖民者就是上帝,能够拯救殖民地人民。通过把殖民者塑造为上帝,莱辛表达了她对殖民活动的理解与肯定,这充分暴露了她的殖民主义思想。     

论基督教的“爱”和儒家的“仁”的几点不同

很多学者在论述儒家是“学”,还是“教”的问题时,把儒学的仁和基督教的爱加以比较,认为二者有很多的相似点,以证明儒家是“教”。可是,我们发现了儒学和基督教许多的不同。本文仅从仁和爱、超越观和忠孝观三个方面,考察儒学和基督教,仁和爱的不同。     

明末清初儒教与天主教的冲撞与调适——王徵的“纳妾”与“殉明”

明末清初,基督教开始了华夏大地的第三次传入。利玛窦儒服传教,开始了耶儒之间的接触、交流、碰撞、调和的过程。作为明代进士出身的陕西泾阳人王徵,也就在那个大变迁的年代,通过信仰的抉择,最终受洗入天主教。王徵入教,不光在信仰上虔诚行事,而且还积极翻译介绍西方科学著作,同时还创造性地调适儒教信条与天主教教义,完成《畏天爱人极论》的思想作品,值得进一步研究。旨在探讨明末清初儒教与天主教的对话与不断调适,及中西文化在陌生中逐渐走近的艰苦历程。显然王徵的"纳妾"、"殉明"是违背天主教诫规的,而"纳妾"、"殉明"又是符合儒教信条的,通过对王徵的"纳妾"事件、"殉明"事件的重点分析,深度探讨王徵是如何完成自己的信仰逻辑。     

青年施莱尔马赫的形而上学研究

在泛神论之争中,雅可比认为斯宾诺莎主义哲学与基督教有神论相对立,前者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唯物主义,进而导致宿命论和无神论。施莱尔马赫则通过对斯宾诺莎哲学的新诠释,在无神论与传统有神论之间开辟了第三种可能性,它以后康德的斯宾诺莎主义表现出来,共包括了三方面的内容:有机的一元论、彻底的决定论和批判的实在论。     

论柳宗元对儒学发展新方向的探索

对于柳宗元在儒家革新运动中的作用 ,研究者往往重韩轻柳。其实柳宗元对于儒学变革的探索 ,如提倡把握“孔氏大趣”以取代传统的解经方法 ,拨开两汉以来笼罩在儒学上的神学迷雾 ,重申原始儒家的人本精神 ,提倡重视“生人之意”的“大中之道” ,提倡援佛济儒、取其韫玉的新儒释观 ,在儒学发展史上都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 ,代表了儒学发展的新方向。     

四大耶?五行耶?四行耶?——杨廷筠辨儒释耶元素论

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华传教士利玛窦在基督教神学框架内,用西方哲学元素论改造中国传统儒佛元素论,以"四行"代"五行"、"四大".明末中国天主教徒杨廷筠沿袭其传教士老师的思路,也基于基督教创造论对儒家和佛教的元素说进行了辨析.认为,儒家宇宙构成论体系中的阴阳五行观念,与基督教创造论体系中的四行观念,异中有同:异在元行的种类和数目不同,同在其共为万物的质料.而佛教四大元素说,则是基督教四行说的改头换面.但是,他也表现出不同于其传教士老师的倾向,即仍在传统哲学意义上解说气在万物生成中的本原作用,并吸收佛教假合说的内容以论证基督教观念.杨廷筠的辨析,表现出他调和两种文化传统的努力.     

韩国儒学与崔济愚对传统儒学思想的改造

韩国儒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传入、接受、传播、儒佛兼学、性理学5个时期。李朝儒学所代表的韩国儒学旨在为儒学思想提供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证明,李退溪、李栗谷等儒学学者正是围绕这一使命而展开研究和著述的,如此性理学可谓＂极高明＂之哲学;批判性理学的实学思想则注重经世致用＂济民救世＂因而是道中庸的哲学。朝鲜半岛儒学发展至19世纪中叶始有大的改变,这便是东学的建立,东学创始人崔济愚通过引入＂侍天主＂概念、批判基督教、引入＂至气＂范畴,分别对传统儒学中＂天＂的概念、＂天人合一＂思想、理学之＂气＂进行了改造,从而使传统儒学成为含有儒释道、基督教及其传统巫教等内容的一种新宗教,对韩国儒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