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杂诗”类文体内涵

《文选》“杂诗”类作品收录标准并非失题或“总杂”,其隐藏的文体内涵是以《古诗十九首》为范式的追认归类。这与《玉台新咏》《艺文类聚》《北堂书钞》等将“杂诗”仅作为诗题或编纂手段不同。萧统正是通过《文选》收录作品与设立类目的内在逻辑,显示其辨体、考镜源流的意识以及对于文学发展脉络的理解。《古诗十九首》的经典地位、对后世诗歌的深远影响正由此显现,也因《文选》的推重在后世得以发扬。     

《文心雕龙》与《文选》“论”体评录小议

比较《文心雕龙》与《文选》对论体的评录,二者同中有异。从论之名义而言,刘勰与萧统均能认识到论体析理的特质,但刘勰受其浓厚的宗经思想影响,将经论相提,以述经叙理为论,并突出伦理的内涵,实不符合论体文的实际。关于论之为文体制,刘勰提出"义贵圆通,辞忌枝碎"的总体要求,又拈出论体写作需要规避的嘲戏辞费、巧辞曲论等毛病,准确而具体。萧统亦强调论体文重在析理,要做到论述周密和文辞精当。从论体品类而言,刘勰将论体按题材析为议说哲理、训释经义、辨析政史、铨评文辞四类,涵盖广泛。萧统则分列"设论"、"史论"、"论"三类。其"论"体所选基本不出刘勰所析之四大类,仅缺训释经义之论而增针砭风俗之论。萧统将"史论"与"论"分列的做法,并不可取。在直面文坛出现"设论"专集的基础上,萧统将"设论"与"对问"、"论"分列,既符合"设论"创作之实际,又能突显"设论"既通于"论"又假设问答以明志之特质,这一做法得到后人的认同。在论体佳作的选录上,《文心雕龙》与《文选》选篇相同者较少。刘勰选篇注重辨析源流,体现出崇古的倾向,而萧统则多选辞义精美之作,具有强调词采、重视近代的倾向。刘勰选文反映出对玄学论文的偏好,体现了魏晋时期谈玄之论占据主流的事实,而萧统选文内容丰富,贴近生活,尤重具有政治教化意义之论。     

《文心雕龙》与《文选》论体观辨析

《文心雕龙》与《文选》都非常重视论体文。刘勰看到了玄学论文是魏晋论体文创作的主流,但《文选》显未反映这一事实。其中原因主要在于:一则《文选》所重在文辞富赡之作,《文心雕龙》则更重论体文的"理"性特质;二则萧统选文重视浸濡了儒家思想的篇章,所选论体文都有关国家政治、世道民心,刘勰一向重视各种学术思潮,自然包括玄学思潮对文学的影响,突出了论体文与魏晋学术的深刻关联。     

略论“檄”的特点及《文选》文体分类的缺陷——以《文选》所选檄文为例

本文主要论述了”檄”这种文体的产生、发展,结合《文心雕龙》阐释其特点与功用,以《文选》所选檄文为例,略谈《文选》与《文心雕龙》檄移观的差别,以及《文选》文体混淆之弊.     

《文心雕龙》与《文选》祭文观辨析

刘勰与萧统都重视祭文一体,但二人的祭文观存在着差异,表现在《文心雕龙》不论祭古人文,《文选》不重潘岳祭文两个方面。其中原因,一方面在于祭古人文与吊文文体界限模糊,刘勰出于整肃文体、清晰辨体的目的,舍弃此类;另一方面在于潘岳哀、诔两体的创作成就最高,相形之下,祭文创作不是非常突出,因此萧统受当时尚用事的环境浸染,欣赏喜用事、尚雕琢的以颜延之为代表的刘宋祭文,并以此作为他的选文标准。     

王运熙的《文选》研究

在《文选》受到冷落的特殊年代,王运熙先生的《文选》研究提高了《文选》的地位;对于《文选》成书研究,他与杨明实际上推翻了长期为现代《文选》学研究所信奉的"窦常说",为实事求是地研究《文选》成书时间做出了重大贡献。其对《文选》与《文心雕龙》、《文选》与《诗品》关系的研究,通过排列三书所列作品的一致性来首肯《文选》,开新中国成立以来《文选》与《文心雕龙》《诗品》相互关系研究的先河,为学界提供了研究诸书与《文选》关系的范例,具有方法论意义,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影响。     

笙馨同音 宗旨如一──略论《文心雕龙》对《文选》的影响

《文心雕龙》书名是刘勰文学观点的集中体现，它强调的是精妙的艺术构思与精美的文学语言的有机结合；而《文选》的选文标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则是萧统文学观点的典型反映。其“沉思”之想与“文心”之思，“翰藻”之文与“雕龙”之采，名异而实同，都体现了他们注重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文学观点。《文心》所论文体３４种，《文选》３９种，两书基本相同的文体选目近２０种。其渊源有自，一目了然。     

《杂诗》“辞家之言”的特色

张协为西晋文学家,其五言诗《杂诗》十首彪炳千古,钟嵘《诗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的《杂诗》以辞赋为诗的特点非常明显,刘熙载称其《杂诗》为“辞家之言”。本文就《杂诗》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     

《文选》的和诗归类

和诗创作在齐梁时期迎来了第一次高峰,但同时代的《文选》编选者没有为它单独立类,而是将其分别归入3大诗类。这种归类情况是复杂的,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可以让我们了解《文选》编选者作为早期的文体分类者对和诗特征的看法,以及当时的主流诗界对和诗与赠答诗两种相似诗类是否有过明确的区分,从而对和诗诗体观念的发展源头有更清晰的认识和把握。     

“《文选》例主《诗》教”说辨正

“《文选》例主《诗》教”说,由近代刘咸炘提出,其认为《文选》是在狭义之“文”的基础上,遵从《诗》教的选集,其中文体可分为词赋之体和告语之体两大类.词赋之体直接源出《诗》教,告语之体乃《诗》教之流衍.《文选》的编排,应以《诗》教为根本标准.此说吸取了前代目录学的有益成分,体现出对汉代以来狭义之“文”的信服,并继承了章学诚开阔的学术源流观,具有重要价值.但其过分看重《诗》教的影响,亦有偏颇之处.     

《文心雕龙》的文体分类论——和《昭明文选》文体分类的比较

<昭明文选>和<文心雕龙>都对文体加以分类,特别重视诗和赋两种文体.但它们是两部性质不同的书,对文学分类的角度也不尽相同.<文心雕龙>作为一部理论著作,重在研究和阐述各类文体的历史发展及创作特征;而<昭明文选>是一部文学作品的选本,重点在选出各类文体中最优秀的代表性作品.前者偏重于从文学理论方面去研究文体的类别,而后者则偏重于从文学创作角度区别不同文体.前者以理论为标准,不论作品好坏,只要有理论上的意义,就需要提出来讨论;后者以创作为标准,选出优秀作品,有些文类没有好作品,则可以不选.     

论《文则》与《文心雕龙》“宗经”理念之差异

《文则》是宋代的第一部文章学理论著作,和《文心雕龙》一样,其文章学理念也具有鲜明的宗经特征,但二书的宗经理念存在较大的差异:《文则》宗经偏重于理,推崇文句的简洁自然,《文心雕龙》宗经偏重于情,注重文章的辞采。这些差异既与其各自的时代思潮有关,又是文章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文心雕龙》与魏晋南北朝诗学辨体理论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是古代诗学辨体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诗歌独特的文体体制规范逐步形成，确立了诗歌的审美特征。尤其是《文心雕龙》，无论是在语体、文体还是作家风格、时代风格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对后世诗学理论发展有巨大影响。     

徐复观《文心雕龙》研究中的比较意识

徐复观是一位在《文心雕龙》研究中成就卓著的当代中国学者。徐复观的《文心雕龙》研究在文类学方法的运用、文章的体貌与风格、《文心雕龙》的内部结构、中国文化的基型和基线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与他的比较意识具有直接的联系。由于具备了国际比较的眼光和世界文明史的视角,徐复观实现了《文心雕龙》研究方法论上的突破,推动了学科的进展。     

20世纪中国《文心雕龙》研究综论

20世纪中国《文心雕龙》研究的历史可以分为开创期、发展期和繁盛期三个阶段。开创期为材料积累阶段,研究成果多属于概述评价的性质;发展期为专题讨论阶段,研究成果多带有歧义争鸣的特色;繁盛期为总结阶段,研究成果趋向于多层面多角度的综合,我们有理由想念在“龙学”界同仁的努力下,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思考、蓄积调整,21世纪的《文心雕龙》研究,必将在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中获得新生。     

《文心雕龙·定势》篇述评

“文势”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独特的理论范畴 ,“文势”理论源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定势》篇。从刘勰所论看 ,“文势”属于作品形式范畴 ,它的形成与作品的语音、文字、语句等形式因素相关。“文势”具有运动性、包蕴性和多样性等特点 ,对读者有巨大的审美功效。刘勰的“文势”思想对今天的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文心雕龙》风格理论的《易》学渊源--为王运熙老师80华诞而作

《文心雕龙》的风格理论体系包括十个范畴。其中作为美学理想的范畴有“风骨”和“隐秀”,作为基本风格类型的范畴有《体性》八体。作者刘勰是参照《周易》数理阐明这些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其中“隐秀”、“风骨”相当于阴、阳二仪,所以在书中作了专篇论述;其中“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体则分别对应于“乾”、“坤”、“震”、“艮”、“兑”、“离”、“巽”、“坎”八卦,所以统一列入《体性》篇。“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的分组关系表明,刘勰构建风格学体系之时,是以文王八卦序列为模型的;而其理论基础,则是主要由《周易》表述的古代宇宙哲学。     

论《文心雕龙》之“定势”

情、体、势是《文心雕龙.定势》中的三个重要因素。其中,情囊括了创作主体的创作目的和思想情感;体则涵盖了文章和文体的形式及其特征;势则不仅是文章体裁、体式和风格的综合,同时也昭示了形成文体、文章风格的必然趋势。情沟通了体与势。针对讹势而发的定势,不仅是对齐梁诡巧文风的批评,也为后世文学创作确立了文学创作的规范和要求,而师古是定势的重要策略和途径。     

《文心雕龙·原道》“文之为德”解

《文心雕龙·原道》云：“文之为德也大矣！”学者们的解释不一。德，原是禀性、特性之意，但在“×之为德”这个语式中，“德”字的含意虚泛化，也就是说重点在“×”，而不在“德”，因此说“×之为德”与单说“×”意思差不多，只是前者语气较为强调而已。古代汉语中有“×之为物”的语式，在许多情况下，“之为德”与“之为物”意思相近，只是前者使人感到有抽象的意味罢了。故译解“文之为德也大矣”时，无需将“德”字译出，而应译作“文这种东西真了不起呀”、“文很伟大呀”；若译作“文的功用”、“文的属性”等，反而不尽妥贴。     

刘勰《文心雕龙》"阴阳惨舒"说与中国"绿色"文论的起点

用现代观点诠释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不同意认为《物色》篇位置排列“有误”的观点,认为目前的《物色》篇的位置暗含了社会与自然并列的思想。《物色》篇提出的“阴阳惨舒”说揭示了人的心理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同构对应”和“物我交感”,也说明了自然景物是文学本原之一。本文认为“阴阳惨舒”说、“联类不穷”说和“情往似赠”说等三说,可以看成中国古代“绿色”文论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