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以外戚杨骏辅政考辨——兼论西晋宗师制度的设置

有汉以来,以外戚辅政的多为皇后父兄,且“后父”又是外戚辅政中的第一人选,故晋武帝择选杨骏为辅政大臣,乃是循汉代故事。车骑将军之所以地位显赫,是因为其仪同三司,开府治事。武帝任杨骏为车骑将军之意颇明,即在贾充辞世之后,以其担任辅政大臣。武帝选宗师的标准是宗族中的耆老,有一定的威望,但又资质平庸,毫无政治野心。司马炎以宗室、外戚二股势力夹辅皇室的政治布局虽无大错,但问题是他看人不准,用人失察,完全低估了杨骏的政治野心。杨骏将篡改遗诏的时机把握得十分精确,即趁武帝临终弥留之机。晋武帝晚年的苦心孤诣,从其驾崩到杨骏、司马亮、司马玮等人被诛杀,不足一年便全都付诸东流。     

辽史外戚表新编

《辽史》外戚表序云:“辽史耶律、萧氏十居八九,宗室外戚,势分力敌,相为唇齿,以翰邦家,是或一道.然以是而兴,亦以是而亡.”辽代后族外戚,于一代兴亡,关系甚巨,为史家所洞见.后族皆以萧为姓,实出不同族系,又多兼有汉名与契丹名.元修《辽史》,据耶律俨《实录》、陈大任《辽史》,兼采他书,译名互有异同.本纪列传或误一人为两人,重出迭见,或以两人为一人,强作说解.外戚表无旧表可据,杂采纪传,排比成篇,多称“不知世次”.辽人墓志近年陆续出土,足资纠补.但原表族系不明,势须改作.因著为新编,综考相关文献与石刻文字,梳理族系,辽代后族审密乙室己氏、拔里氏、述律氏、刺只撒古鲁氏四系家族世次,略可考见.穆宗后与圣宗齐天后家,文献缺略,先世不明,别列待考.新编不采旁行直上表格,分别族系,条列世次.编列诸人,各注出处,略考异同,以备参稽.事迹官阶,已见史传,不复录入,以求简明.     

隋唐外戚类型与政局述论

外戚的概念是发展演变的,汉代以前,后妃即是外戚。隋唐时期,外戚一般指帝王的母族和妻族。外戚可分为四种类型:功臣、良臣型,无所作为型,奸臣、庸臣型和功过相参型。不同类型的外戚,对政局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外戚擅权与政治环境密不可分,政治腐败,环境混乱,是外戚得以擅权的重要原因。     

论西汉的自杀现象

西汉自杀现象并非波及于社会各阶层,而是主要集中在二千石以上高级官吏和诸侯王等一定范围。他们本对生命有着深深的眷恋,希望永生不死地生活着,然而死亡偏偏如影随形般紧跟着他们。皇帝的一己私意,或怨或怒,便可使围绕在他周围的所有人,包括王侯将相、后妃公主、宗室外戚,统统立死不待。因此汉代人的死,充满了恐惧、哀怨和悲愤,他们的自杀行为没有什么信念支持,而只是浸透着屈辱和无奈。     

汉代宗正考述

汉代宗正作为管理皇族宗亲事务的重要职官,在汉代官僚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最初来源于卿大夫家族内部的家臣制,经过战国时期的政治变革,演化到秦汉时代的宗正。掌管属籍是宗正的重要职能。属籍内容包括宗室的世系、著削记录等,宗正通过属籍制度实现对宗室的管理。除此以外,治宗室之狱,参与帝后的废立的程序,典宗室婚丧之事也是宗正的重要职责。宗正的选任一般来源于经明行修和宗室成员,并且逐渐注重其实际的行政能力。     

《七略》的经学思想

《七略》是西汉宗室刘向与其子兼助手刘歆合作完成的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目录学著作。范文澜先生曾将《七略》和伟大的《史记》并举为史学史上的“辉煌成就”。不同的是,前人对《七略》的研究大多限于目录学领域,而对其所反映的基本思想则所涉甚少。事实上,作为中国目录学史的奠基之作,《七略》无疑包含着极深厚的思想内涵;并且,因为《七略》在目录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其思想精神也有可能(并且已经)在中国古代“依刘向故事”一以贯之的目录学体系中固定下来,并波及深远。众所周知,汉代是经学的时代。强烈的宗经意识正是《七略》思想的主导特点之一。     

秦汉时期“强干弱枝”政策考论

"强干弱枝"政策源起于春秋战国时期。秦汉都采取了"强干弱枝"政策,其共同点是都曾迁徙豪强。而汉代"强干弱枝"的新特点是削弱宗藩的势力,汉初高祖刘邦就曾制定法律法规限制宗藩的力量,《张家山汉墓竹简》中的有关内容可以充分体现。经过文、景、武三代的努力,宗藩终于降而与富户无异,对中央构不成任何威胁。但这一政策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它的反面,最终"本末具弱",外戚王莽取代了西汉政权。     

略论唐代宗室制度及其影响

唐代宗室可由爵位出官,亦可由血缘关系出官。以爵位出官,《旧唐书》、《新唐书》的记载清晰准确,《唐六典》与《唐会要》的记述则比较模糊。以爵出官的品阶也与实际情况有所差距。若以血缘关系出官,宗室的五等血缘品阶与其出官品阶并不一一对应。唐代的宗室政策,在高祖时延续隋制,从太宗开始,保持近房宗室的政治地位,压制远房宗室。玄宗以后,近房宗室基本不出阁,远房宗室则与异姓之臣杂而仕宦。在对政局的影响上,唐代宗室整体素质较低,影响是消极的。     

秦汉户籍中的"宗室属籍"

秦汉户籍中身份等级最高的是皇族成员的宗室属籍。无论是居于京师的皇族,还是散居各郡国的宗室成员的户籍都归宗正掌管,各地要按时上报宗室户籍,是为上计制度的重要内容。并非所有皇族及后裔都具有宗室属籍,谋反者及其家属、毋节行者、五服之外者不具备宗室属籍。不仅有皇族血统者有宗室属籍,与皇室有姻亲关系者也可有宗室属籍,或称之"准宗室属籍"。宗室也不单纯是个自然的血缘或姻缘概念,还可以是人为刻意制造而成,即宣布没有皇族血统的人为宗室。秦汉宗室有属籍者数量相对有限,没像宋明那样出现宗室泛滥为患的局面,因而被后世称道。     

论传统文论以重新解读经典实现自我革新--以回归文本为例的论述

古典文学的经典为"风骚"。汉代在对《离骚》的解读中,提出了作家的人格问题与作品的艺术特点问题,刘勰的解读,通过"必征言焉"的从文本出发,提出了对《离骚》的整体看法;汉代对《诗经》的解读,不离"美刺"政治伦理,朱熹从文本出发解读《国风》,看出了其情歌的意味。传统文论通过对"风骚"的几次解读,实现了理论观念的自我革新。     

从章太炎手稿看《秦政记》的一个句读

《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号刊载了戴鸿森同志著《<秦政记>的一个句读问题》一文,对章太炎《秦政记》中的一个句读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个人据章太炎《秦政记》手稿,也对这个句读提点粗浅看法。为研究方便,不妨将《秦政记》中有争议的一段录下: 人主独贵者其政平不独贵则阶级起唐宋虽理法度不如汉明平也亦有踦偶非斠然一概者明制贵其宗室孽子诸王虽不与政权而公卿为伏谒耳孙疏属皆气禀于县官非直异汉唐宋犹无是也汉世游侠兼并养威于下而上不限名田以成其厚武帝以降国之辅拂不任二府而外戚窃其柄非直异明唐宋亦绝矣加旁点的几句,各家读法不一,据戴文所谈,至少有三种样式:     

褚补《史记》未可厚非

《史记》记事止于武帝,传世不久又有残缺,于是有不少人来补缀,褚少孙就是其中之一。他补了《武帝本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续了《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列传》、《滑稽列传》等。前人对此多有诋毁。魏张晏说:“褚先生补阙……言辞鄙陋,非迁本意     

浅谈《春秋繁露》中的伦理观

秦、汉两代都是大一统的帝国,"宏阔的追求成为秦汉文化的主旋律。"有"汉代孔子"之称的董仲舒,提出以"六经"为行为准则,高举"崇儒更化"的旗帜,在《天人三策》中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此思想体系正适应了汉武帝时代发展的要求。"董仲舒的思想体系是天人感应的目的论,杂以阴阳五行说;以儒家宗法为中心,提出‘三纲五常’的伦理观;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本文就试着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春秋繁露》的伦理观。     

《左传》与汉代文化精神

《左传》是先秦一部重要的典籍,可谓是有周一代史官文化的结晶,也是记录周代文化最详尽的著作,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左传》于两汉或隐或显,以其本身内容与价值上的优势,一直传承不绝。汉代文化就包孕着《左传》的种种文化因素。如《左传》"著将来之法"对汉代经世致用文化,《左传》"崇礼宜乐和"对汉代礼乐文化,《左传》"蕴美学因子"对汉代审美文化都有较大的影响。     

评刘向的天人感应思想

刘向是西汉末年的政治家,他继承了董仲舒神学化的天人观念,并在政治斗争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了天人感应思想。刘向撰写的《洪范五行传论》可以说是汉代天人感应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汉书·五行志》就是以此书为基础撰成的。但由于刘向和董仲舒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政治形势不一样,虽是同一体系的思想,仍有显著差别。董仲舒的天人观念还不足以反映出天人感应思想的全部内涵及其在政治思想史上的作用与地位,刘向是继董仲舒之后又一位经学大师,他的天人感应思想可以说是董仲舒思想的长江后浪,是在董氏思想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要系统地考察和分析汉代天人感应思想,就很有必要对刘向的天人感应思想予以研究。 一 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汉宗室阳城候刘德之子、皇族楚元王的四世孙,约生于公元前77年(汉昭帝元风四年),卒于公元前6年(汉哀帝建平元年)。 西汉末期,农民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豪强跋扈,官吏贪婪,大肆兼并土地,造成农民丧失土地以至破产,成为豪强的依附农民或流民,有的甚至沦为奴隶。阶级矛盾尖锐,贫富悬殊,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农民起义不断出现,同时,在统治阶级内部,宗室、宦官、外戚和一部分官僚、士大夫之间的斗争也相当激烈。总之,西汉王朝这时已岌岌可危,如大厦将倾,刘向就是生活在     

秦汉后宫属吏考

本文依据文物、文献资料 ,系统考查秦汉时期皇后 ,皇太后所属六百石以下官吏的变化 ,揭示出汉代外戚宦交替专权的原因     

《史记》“太史公曰”抉疑

汉代史官称太史令,亦称太史公。司马迁曾任太史令,他自称太史公,又把自己的著作称为《太史公书》。(后世习称《史记》)因此,后人一直把《史记》中的“太史公曰”部分,看作是司马迁对史事的评论。     

咸宁二年与晋武帝时代的政治转折

由于受《晋书》记载的影响,学者一般都将太康元年视为晋武帝时代政治的转折点,但是这一看法实际上反映了唐人的观念,并不契合历史事实。从西晋政治演变的内在脉络而言,咸宁二年是更值得注意的年份。该年晋武帝病危时拥立齐王攸的密谋以及杨骏封侯这两件事虽然不太为学者所注意,但都对西晋政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前者彻底激化了武帝与齐王攸的矛盾,成为武帝后期一系列政治纷争的源头;后者标志着外戚势力在西晋政治中的崛起。武帝为了巩固皇权,抑制宗室、功臣势力,重用在曹魏时代默默无闻的外戚杨氏,将其作为一种异质力量引入西晋政治,改变了西晋政治的权力结构。因此,咸宁二年对于晋武帝一朝的政局具有转折性的意义。     

汉代西域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2年10月16～1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主办、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承办的"汉代西域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乌鲁木齐召开. 作为近年来汉代西域考古、历史和汉文化研究领域的一次规模最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来自英、德、韩、日、越、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大学等十余所高校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国家博物馆和各省、市、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机构等数十家科研院所、文博单位的1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开幕式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局长盛春寿先生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庆柱研究员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于志勇研究员分别作了题为《汉代西域考古与汉代丝绸之路》、《新疆汉代考古概述》的主旨发言.     

《庄子》早期流传情况一辨——从《淮南子&#183;修务训》注文谈起

《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文涉及到《庄子》篇数的记载,且不同版本中有"三十三篇"、"廿三篇"两种异文.后世多以此作为《庄子》在汉代已有不同版本流传的依据,但通过对〈庄子》成书过程及《吕氏春秋》高诱注文相关记栽的考察可知,异文均为"五十二篇"之讹.汉代流传的《庄子》当为五十二篇系统之本,在没有其它证据的情况下,不能以《淮南子》高诱注文为依据来说明《庄子》在汉代已有不同版本的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