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燕郊后期诗歌理论与创作中的现代主义影响

在彭燕郊的诗歌理论与创作中存在着外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深刻影响。“七月”诗派时期 ,由于受到鲁迅和“七月”诗派同人的影响 ,彭燕郊的诗歌创作已经不自觉地出现了现代主义的萌芽。解放后 ,尤其是从 80年代以来 ,诗人更是自觉地、系统地梳理和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诗歌 ,使其独特的诗风得以成熟。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对诗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思考的诗、通感的诗、散文的诗。     

论中国古代女性诗歌的技巧性

历代女诗人都比男诗人更重视“怎么写”而非“写什么”的特点与女性的生态体戚相关。既是中国妇女“女红传统”的诗艺体现,也是女性“独守闺房”的封闭的生存方式的结果。女诗人的技艺性、技巧性创作丰富了汉语诗歌的职能,特别是使诗的游戏娱乐职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女诗人写作通常只有抒情和语言游戏两个目的,不像男诗人那样是为了“以诗取仕”,她们的诗歌写作几乎都是自娱性、自我宣泄性写作,写作的自发性远远大于自觉性。这种非功利写作生态有助于她们追求诗的形式技巧。     

“对峙中的统一”与“深刻的思想积淀”──也谈中国当代新诗现象

发展着的当代诗歌（或称中国“现代诗歌”），展示出非常复杂的诗学命题现象。诗歌界出现的众多的“流派”名称，更大的意义上，是诗人们对中国现代诗歌进行探索而提出的特殊命题；朦胧诗以后的诗歌理论与实践，都具有交错性和互容性。诗歌的写作由过去的精神压抑向精神的自由释放发展，因此诗歌的内涵意义由浅薄向深刻发展，诗歌的语言形态白“千人一面”、“言不由衷”向诗歌话语的个性化发展；“诗”，真正变成为“诗”，而再不是具有语言美的“意识形态广告”。     

《终极救赎：邹联安诗歌解读》简介

湖南科技大学吴广平教授主编《终极救赎：邹联安诗歌解读》一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于2013年5月出版。全书分为“通信”、“观点”、“评说”、“对话”、“印象”、“访谈”六个部分,收录了彭燕郊、李元洛、司马冷（冰静）、周克武、吴投文、吴广平、晏杰雄、楚子、朱立坤、田园、谭清红等40位专家、学者、诗人、作家在海内外报刊发表的有关诗人邹联安的书信、评论、访谈等各类文章42篇。     

彭燕郊早期创作中的现代主义影响

在彭燕郊诗歌创作的早期即“七月”派时期 ,诗人间接地从鲁迅和“七月”派同人那里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影响 ,由此初具现代意识 ,创作也潜移默化地出现了现代主义的萌芽 ,从而形成了诗人自己所说的“现代的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和美学特征。     

中国现代叙事诗写作的史诗化与现代化追寻

中国诗歌“抒情独大”,致使叙事诗不发达;但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急切期盼与实际行动中,中国现代诗人创作新型中华民族史诗的热望和尝试从未停歇。先后出现了晚清客观写实性的“时事诗”和“杂事诗”之类的“诗史”式写作,20世纪20年代以历史和神话为题材的长诗史诗化写作,3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诗人和左翼诗人的呐喊型叙事诗写作、民族主义诗人的颓废型叙事诗写作和现代主义诗人的歌咏型叙事诗写作,以及40年代庄严的“民族革命的史诗”写作。其史诗化和现代化互为表里、彼此阐发,共同谱写出中国现代叙事诗多声部的华彩乐章,积淀了丰厚的中国现代叙事诗传统。     

论打工诗人写作的“智性”转变及转变焦虑

打工诗人的写作在当前正面临着新变的可能，写作时空场的“智性”偏转构成了转变的主要内容。一方面，打工诗人追求“智性”维度的诗歌，与写作的“现代性”诉求达成了内在的统一，演变的“时间场”以其鲜明的“智性”表达构筑了新的写作装置；另一方面，标签化命名为打工诗人的写作带来极大的掣肘力，“智性”的转变则成了他们突破空间限制的重要策略，由此建构出了“智性”的写作空间场。但这种转变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焦虑性，具体表现为因写作功利性的增加所造成的思维的“不自主性”，以及因迎合批评家们的审美趣味所带来的“失语化”危机。     

1990年代先锋诗的生态及个人化写作成因

20世纪后期先锋诗经历了由诗意的先锋到诗艺的先锋,再转向诗意的先锋三大历程,并由1980年代的全国性的群体冲锋变成了地域性单兵突击,大学校园不再是先锋诗的实验园地.社会上的先锋诗人迫于生存压力不得不向现实生活妥协,平民写作取代英雄写作,人性写作取代神性写作.女诗人由女性诗人变化女人诗人,迷恋真实人生.先锋诗人的生命意识与生活情怀常常多于文体意识和审美情趣,平民化实用性诗歌远远多于贵族化审美性诗歌.先锋诗的世俗化导致了诗人写作的个人化.重视现实生存甚至急功近利的先锋诗写作虽然有损新诗,却适合当时的特殊国情.尽管当前个人化写作仍有存在价值,但不能极端地倡导个人化写作,因为诗坛既需要诗艺的先锋,也需要诗意的先锋.     

传统文化与新世纪诗歌的精神重建

传统文化的精神影响在新诗之中仍然内在有力,深入骨髓。诗骚以降的介入情结和史传传统,使新世纪诗歌的“及物”意识逐渐觉醒与强化;“悲悯”情怀与新世纪大悲大喜的事件洗礼遇合,造成新世纪诗歌写作伦理的大面积复苏;受古典文化中存在型诗人的艺术态度和人格建构启迪,新世纪诗歌确立了一种清洁的诗歌精神。     

面向新世纪的“突围”:诗歌形象的重构

进入新世纪后,诗人们对中国诗歌形象进行了重构,具体表现是实现了书写、传播方式的革命,更贴近了时代与人的复杂状态,以艺术上的自觉打磨使九十年代以来的个人化写作落到了实处;但重构并非完全成功,有分量作品少的问题仍未解决,诗歌写作本身问题严重,书写形式革命暴露的弊端和事件化倾向也需警惕。     

现代学人之诗的两种范式

借助西方哲学美学观念清除了传统诗学中过于浓郁的伦理政治气息,王国维不仅使近代学者诗人那种强烈的现实冲动在哲学分析中平静下来,同时他还在审美独立的基本原则之上为现代学人创造了一种新的情感表现方式。根据王氏旧体诗、词的二分现象,可将学人之诗细分出两种类型,其一即作者以学者身份书写的“学人之诗”,它的主要特点即建立在中国现代学术基础上的“学之别体”;其二即学者以诗人身份而写作的“诗人之诗”,其根本特征则是建立在现代美学基础上的“诗之新声”。这是王国维先生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对学人之诗的最大之现代性贡献。     

浅谈古诗词的教学与欣赏

怎样欣赏诗歌?怎样从事诗歌教学。我认为关键在于品出诗的韵味来。要品出诗的韵味,就要做到以下三点:“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这是古代诗人对作诗艰辛的深切感受。可见诗人对字句的斟酌达到了何等精细的程度。那么我们教学诗歌时就应抓住诗歌中最恰当、最富有表现力的字眼进行讲解,以此带动对名句的品味,藉以达到理解诗旨的目的,品出诗的韵味。如教学《渔家傲》的上阕,“塞外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可着重讲一个“异”字。在讲析过程中,教师应扣住“异”这个字眼…     

论当代诗歌传播体制中的选本传播

自“新时期”以来中国诗坛就不缺乏各种各样的选本,由诗歌报刊、民刊、诗集、选本、互联网、电视等共同构成了整个诗歌传播体系,而选本在其中具有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地位,选本传播在推举年轻诗人、促进诗坛竞争和确立诗人与诗群的文学史地位方面具有重要贡献和影响力.当代诗歌亟待经典化,而选本重任在肩.应多多关注选本在诗歌传播上的优势和影响力,而不必总是盯着互联网、电视之类的“热媒体”,一厢情愿地幻想诗歌的大众传播.     

宋诗简论——“中国文学史稿”补

(在修改“中国文学史稿”的时候,感到原来讲封建后期的诗歌而没有讲到宋诗, 是个很大的缺陷。因此,决定在“中晚唐诗”与“唐宋词”两节之间加一节“宋诗”。现在補刊在这里,请读者们指教。其他个别增删之处,不在这里一一说明了。) 唐代以后,诗人的心力大都用在词与散曲的写作上了。不过宋代还有不少继续采用五七言诗体而获得成功的作者,值得我们注意。在杜甫、白居易以后写诗的,不能不受这两位伟大诗人的启发。宋代的现实生活也引导诗人们注意农民的疾苦,注意政治的败坏,注意外族的侵略。在宋人的集子中,不管作者是不是著称的诗     

叹词兴替与中国诗歌抒情文化的变迁——兼论新诗出现的文体史意义

叹词是一种表感叹的语气助词,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感叹与抒情的性质及功能相同,一定程度上叹词可以成为抒情诗的代名词,因此探讨叹词兴替可以窥见中国抒情文化的变迁。在汉语诗歌漫长成长史中,叹词在诗中“解放—束缚—解放”历程与诗歌“古体—近体—自由体”的演化过程若合符契。传统诗教对叹词的规训,是通过格律这一“毛细血管”实施的,近体格律不过是“○而不●”中庸诗教的语音贯彻形式。正因为这个原因,复活叹词、打破格律无意中成了五四新诗诗歌革命的最佳切入点。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新诗人,在创作中大量使用“啊”“吧”“呀”等现代叹词,不仅促使中国诗歌实现从“客观型”向“主观型”、由“自我表现”向“信息传递”的转变,还打破了“不撄人心”的千年诗学成规,宣告了一种新的诗歌精神的诞生,具有重要的文体史及文化史意义。     

20世纪90年代先锋诗的生态

20世纪末期是中国先锋艺术兴起的特殊时代 :80年代是先锋诗流行的年代 ,由于 90年代国人更关心物质而非精神 ,更重视经济而不是艺术 ,因此 90年代先锋诗的生存境遇特殊而恶劣 ,先锋诗远没有 80年代繁荣 ,全国性的先锋诗运动变成了区域性的先锋写作。和 80年代诗人一样 ,90年代很多先锋诗人放弃了先锋诗应该有的诗艺的先锋品性 ,他们更关心写什么而非怎么写 ,尽管他们想在诗歌写作中追求睿智与幽默 ,但是他们不像 80年代先锋诗人那样过多地关心诗的观念和思想 ,而是重视普通人的感受及情感 ,因此 ,尽管世俗诗歌和个人化写作流行 ,却没有受到正统诗学界的重视     

诗派标准与“岭南诗派”

从元末明初开始,岭南诗人群已作为一股有影响的力量而崛起于诗坛,该地区的诗歌创作出现了日见繁盛的局面,这表现为参与创作的诗人众多,作品数量庞大,而且在每一重要时期,骚坛差不多都有其公认的领袖.岭南诗人向来“法汉宗唐”, “诗风雄直”,作品地方色彩鲜明,有着大体一致的审美旨趣.岭南诗人群体在元末明初崛起之后,便引起了岭内外诗评界的关注,在明中叶以降数百年中,一直作为一个独立的诗歌流派而受到评家的重视与认可.历史事实证明岭南诗派符合诗派的基本标准,但岭南诗派组合松散,没有系统、成型的诗学理论或纲领主张,前后也不存在继承关系,因此算不上是“自觉的”诗歌诗派,只是“非自觉”或“半自觉”的诗歌诗派.     

论曹植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

建安时期“群彦蔚起”、“门户各立”,掀起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高潮。建安诗歌“五言腾踊”、“彬彬之盛,大备于时”,开创了我国五言古诗的黄金时代。六朝诗人踵其步武,继其风范,“抱篇章而景慕,映余辉以自烛”,唐代诗歌革新运动也以“汉魏风骨”为旗帜,心慕手追,奉为楷模。然“陈思为建安之杰”,“邺中诸子,陈王     

“乱象”中的突破及其限度:21世纪诗歌观察

判定21世纪中国诗歌已经完全被边缘化或进入空前复兴期这两种学术指认,都分别看到了诗坛的部分"真相",而遮蔽了诗坛的另外"真相"所在。如今诗坛实际上充满着喜忧参半的矛盾"乱象",但它一直在寻找突破的机遇和方式,并以其"行动"的力量昭示出一种希望:一是诗人们在突破过程中学会了承担,使写作伦理大面积地得以复苏;二是诗人们注重艺术环节的打造与生活经验向诗性经验的转化,使诗作处理生活的艺术能力普遍有所提高;三是以诗学风格、创作主体、传播载体与地域色彩的多元展现,实现了诗的自由本质,使个人化写作精神落到了实处。21世纪诗歌的突破是有限度的,整体感觉平淡,经典文本匮乏,诗歌写作本身存在的失衡现象,和艺术的泛化问题、潜伏的传播方式危机问题等纠结一处,决定它仍然任重而道远。     

"归来"诗群与穆旦、昌耀等人的诗

20世纪70、80年代一批被迫放弃过写作的中国诗人的“归来”,既意味着社会体制与文艺观念对历史存在的重新接纳,也象征着中国诗歌的死而复生。这些诗人从“说真话”出发,以真切的个人经验见证了时代的错乱和灵魂的挣扎,修复与重建了人与诗的尊严,给中国诗歌史留下了无以替代的特质。其中,穆旦与昌耀等人的诗歌成就,尤其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