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网络结构范型下的社会治理协同创新

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开放演化、具有耦合作用和适应性的复杂网络系统,社会治理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由于环境和社会事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传统由政府主导的线性管理模式不能对复杂社会问题给出有效的解释和应对方案,有必要引入新的管理范式,即复杂科学管理范式。复杂系统理论与社会治理具有内在的契合性,能够揭示社会治理复杂性产生的内在机理及其规律。复杂系统理论表明,越是复杂的系统,系统协调的要求越高,协同效应也就越显著。复杂社会网络系统所具有的小世界、无标度、社团结构、偏好连接及虚实"二相"性拓扑结构范型,对社会治理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需要分析社会系统的复杂网络结构及其特征,建立社会治理的协同创新机制和制度安排,展开协同社会治理。复杂系统理论为研究社会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家与社会治理:价值、方法、对象和主体

近年来,宅基地重新分配、农房改造是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田野调查发现:相关社会政策在基层的实践一方面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另一方面不经意地以老人的离家出走为代价,老人被迫进入老年公寓或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养老院。但相异的养老机构给老人提供的重建“家”的条件各不相同,硬件设施越完善的养老机构反而越远离老人“回家”的期待。农村老人的此类遭遇引出了家与社会治理的关系问题。家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大致可以分为作为价值源泉、方法、对象和主体四种。社会治理应该尽可能呵护家庭价值,尊重家庭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避免对家庭价值和家庭主体的分化性利用,防止治理理念上的家庭隐喻与治理实践中的家作为工具的分裂。     

联动治理：市域社会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新时代提出的市域社会治理理念是对传统社会治理结构和机制的变革与重塑,具有治理结构方面的特殊性,表现为纵向治理层级的多维性、横向治理主体的多样性以及空间治理样态的非均衡性。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域社会治理结构特点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前提。由于我国地方实践的联动治理与市域社会治理的运行逻辑具有契合性,结合X市市域社会治理的实践案例,运用联动治理理论对市域社会治理的内在机理进行阐释。文章认为,市域联动治理包括对横向层级的统筹联动、上下层级的联带联动以及空间地域内的整合联动,反映了以市级层面为内驱的主导式联动和以空间地域为外驱的网络化联动的双重机理。市域联动治理的内在逻辑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可行路径,有利于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     

社会治理“共同体化”的日常生活实践机制和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一经提出，便受到学术界的热切关注，有学者对此开始专门探讨，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但是，对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出的社会背景以及建设路径，目前还缺乏深度的研究。本文借用马克斯·韦伯的“共同体化”概念，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社会基础以及实施路径和机制上展开一些讨论，认为在共同体基础薄弱的情况下，需要通过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并内化为其内在的组成部分，才能达成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也就是说，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共同体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并转变成他们的日常生活内在活动中展开的。为此，本文还对日常生活化实践的具体路径做了初步讨论。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区治理

社区治理的本质与社会资本的内涵之间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二者存在着结构性依赖和关联。社区治理的发展暗含着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需要丰富的社会资本作为基础,来实现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研究社区治理问题,要求我们引入新的分析视角和范畴,将作为民间参与网络和互惠信任关系的“社会资本”引进对社区治理的分析,着眼于政府与公民的合作网络。     

全球治理与公民社会——非制度视野下的治理范式

本文主要是从非制度的角度讨论了关于治理、全球治理与公民社会的互动关系,其中主要对全球公民和全球治理展开论述。讨论了全球公民社会背景下的全球治理的文化认同的可能性的通道。最后提出了全球治理前景中一些可能的问题。     

基层治理变革:转型期农村发展的新趋势

农村市场化改革带来乡村经济社会转型,农民的主体权利意识与民主法治观念逐步提高,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和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与热情度显著增强。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在转型期乡村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背景下开始面临着变革和调整的重任。乡村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是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现实背景与基本前提,同时,基层治理变革和民主政治发展又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根本动力。转型期,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乡村基层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深刻变化,农村基层治理变革具有必然性,成为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与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出路与重要途径。     

双层治理结构下村民小组治理机制研究——以陕西D村为例

行政村作为国家政权在农村社会的最基层组织,上连着国家政权;村民小组作为最基本的政治单元,则是国家政权在农村社会基层建设的延伸点。同时,村民小组内部的规则和秩序成为熟人社会中的社会资源,下连着村民生产生活,成为国家政权在农村社会基层建设的着力点。乡村社会的双层治理结构与国家政权建设密不可分,村民小组的治理有赖于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分工与合作,充分调动村庄内部的社会资本,实现农村社会的良好治理,利于村民自治体系的不断完善。     

农村社会治理的本土资源初探——从乡规民约的法经济学和法社会学价值出发

通过从法经济学视角和法社会学视角对乡规民约进行考察,认为乡规民约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法治社会中,应当由国家法对乡规民约进行整合、引导与制约,促进乡规民约在国家法治框架下的自我完善,加强农村公众对乡规民约等民间社会秩序规则的认识,从而弥补国家法在农村社会适用上的不足,将两者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规制作用调整在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     

公民社会发展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选择

公民社会与社区治理密切相关,公民社会是社区治理的基础和前提,二者之间存在双向互动的密切关系,公民社会发展呈现历时性和空间性特征,公民社会发展的历时性和空间性对社区治理模式选择有着重大的影响。本文在阐述公民社会发展和社区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公民社会发展的历时性和空间性对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选择的影响,并结合当前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现状分析了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选择政府主导型模式的合理性。     

透视专家的影响力：农村基层文化治理中体制内治理精英的行动逻辑研究

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是衔接党和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在农村文化治理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基于源发动力的差异,农村文化治理可以分为外源式文化治理和内源式文化治理。内源式文化治理强调积极挖掘文化发展的内源发展动力,在多元主体互动的过程中将主流价值与乡村社会有益文化有机融合。外源式文化治理则强调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以主流价值为标准,去硬性地改造乡土社会传统价值,以达到价值灌输的目标。然而,两种文化治理模式在实践中皆存在一定的瓶颈,即多元主体间的话语争夺和社会构件取向与社会建构取向之间的张力。     

结构功能主义视阈下的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基于2005CGSS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默顿的结构功能论为视角,引入治理与善治分析方法,基于2005CGSS的数据资料,围绕治理的主体、治理的结构、治理的过程等三方面进行结构功能分析,阐述了中国农村治理中各结构要素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功能的变迁特点,指出影响农村社会管理达到善治的主要问题是:农村社会精英的大量流失,农村治理结构失衡以及村民自治制度设计与现实运作的形式与理性的背离。在此基础上提出应转变社会管理观念,通过基层政府职能的转变来推动农村民主政治的建设;建立和完善农村精英人才开发机制,拓宽民间精英参与村治过程的渠道,形成合理的农村社会管理格局;调整农村治理的结构,达到各类组织合作共治,提升农村社会管理的绩效。     

城市跨边界社会问题的整体性治理

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和社会流动性增强,城市跨边界社会问题扑面而来,封闭式分割治理模式难以适应城市治理现代化需求,城市治理陷入碎片化悖论之中。整体性治理是在不改变行政部门基本框架的基础上,通过体制创新和工具创新来实现跨边界社会问题联动治理的新模式,为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新思路。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分析上海长宁区社会治理大联动模式经验,总结出理论与现实的逻辑契合性,对该模式进行评价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推动智慧城市治理的“去碎片化”进程。     

新中国70年国家治理格局下的社会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

新中国建立70年在国家治理格局下进行了社会治理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探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稳定和建设政权,国家治理覆盖了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激发了社会生产力,也导致了独立的社会力量的产生,社会治理成为必要。市场化、城市化衍生了以民生为主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新时期和新时代下政府通过建构新的社会治理格局,尝试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结合起来,基层社会治理成为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基本领域,这也需要对多种社会治理方式进行整合。     

社会工作视角下农村社区现代化治理探索——以沂蒙老区为例

农村社区现代化建设事关农村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当前我国农村社区的现代化治理存在着管理机构形式化,服务工作不到位;管理人员综合素质较低,社区自治组织职能没能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社区意识淡薄等一系列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村社区的发展。突破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从社会工作视角,采取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和实践方法,能够为农村社区现代化治理探索出一条新的途径。     

面向职业群体的城市社会治理创新

目前主要通过社区治理而展开的城市社会治理,因其不能有效地把职业群体的社会活动纳入治理范围,而难以实现"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的创新社会治理的主要任务。职业群体是城市社会的主体群体,他们展开了城市社会生活的广阔空间和复杂内容,不仅为城市社会发展创造了财富和输送了活力,而且也因其中发生的社会矛盾甚至社会冲突影响了社会秩序。特别是社会生活网络化的快速发展,以致面对职业群体的社会治理更为重要。因为职业群体也是网络社会的主体群体,他们在网络空间的缺场交往、传递经验和信息权力,既为社会生活增添了活力,也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大量不确定性,进而引发难以预测的社会风险。因此,应当动员企事业单位各方力量,对职业群体的社会活动开展积极的社会治理,从而实现突破传统社会管理方式的社会治理创新。     

论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

乡村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协调好政府与社区、社区与村民的关系,走出政府强大、社区弱小的关系困境,消解乡村治理共同体式微的风险。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过渡性、模糊性状态需要重视治理主体问题,建设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作为一个重要次级的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要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在社会稳定中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新型城镇化视域下的农村社区社会资源整合研究

新型城镇化注重内涵式发展,要求城市、小城镇和农村社区协调发展,形成合作互动的新型城乡关系。人力资源、社会资本、社会组织等社会资源是促进农村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变迁的重要因素,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中没有形成有效的社会资源整合机制,存在人力资源匮乏、社会资本发育不足、社会组织发展缓慢等问题。对此,应充分挖掘农村人力资源的潜力,培育农村社会资本;发展农村社会组织,提升其服务能力;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方式,实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共同促进农村社区发展。     

多中心治理理论视阈下农村高额彩礼治理模式探赜

针对当前我国农村地区高额彩礼问题,首先,本文以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内涵为起点,进一步阐述了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内容,多角度论证了多中心治理理论与农村高额彩礼治理的契合性和内在逻辑。其次,基于多中心视角分析出当前农村高额彩礼的原因在于传统农村家庭解构、社会力量参与尚有不足、农村婚俗经济发展扭曲、法律法规不健全且政府治理职能缺位。最后,提出从重构农村家庭结构、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治理、引导农村婚俗经济健康发展和完善法律法规强化政府治理职能等构建高额治理框架,形成多元共治格局来解决当前农村高额彩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