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治理创新模式的持续发展问题解析

近十多年来,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涌现出了诸多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但这些模式发展到今天大都面临着后续发展乏力的问题.通过对法务前沿工程这一典型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治理创新模式的发展之所以缺乏持续性,是因为部门联动缺乏长效机制造成了治理力量的分散和政策转向,自上而下的行政治理与自下而上的村民自治不能完全有效对接互动,浓厚的行政色彩导致了村民的政治冷漠和志愿者自身的困境,治理的规范化与居民的需求有一定的出入甚至相背离.若从理论上进行深入剖析,则当前社会治理创新模式持续性发展面临着三重困境,即体制层面上条块分割的政府部门的碎片化治理难以满足当前社会矛盾交织性对整体性治理的需要,动力层面上自上而下的外推型社会治理动力机制导致农民主体性缺失而自下而上的村民自治却又内生力不足,文化层面上传统礼治秩序与现代法治秩序难以互补和整合.     

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基层政府治理创新研究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政府治理创新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政府治理在实践中存在条块关系失衡和碎片化问题,成为制约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障碍。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以公民需求为导向,通过整合来解决治理实践中的碎片化问题,这为基层政府治理改革提供了方向。基于这一理论,本文构建了基层政府整体性治理框架,从价值理念、组织职能、运行机制和服务供给等方面分析发现,现阶段基层政府治理存在管理理念强于服务、公共服务意识不足,职能转变尚未完成、权力责任划分不清,政务服务环节较多、运行便利程度不佳,服务方式仍需提升、多元供给渠道不畅等问题。基层政府整体性治理创新应以公共价值为导向积极回应公众需求,以功能整合为重点构建部门协调机制,以提高效率为任务优化管理服务流程,以服务群众为目标提高服务供给能力。     

多民族地区农村社区整体性治理研究

多民族地区农村社区治理结构和模式的创新是实现多民族地区农村居民脱贫致富和维护多民族地区稳定的关键。多民族地区农村社区治理存在着多元文化冲突,社区治理责任碎片化,社区治理政策碎片化,社会保障制度碎片化,社区治理信息孤岛化等困境,需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建构一套整体性和容忍性文化制度;构建民主透明的公共决策机制,制定整体性公共政策;整合基层治理权力,实现整体性治理模式;整合社区治理功能,施行整体性治理功能;整合社区治理责任,型构整体性责任机制;加强信息系统整合,打造整体性信息系统;坚持城乡一体化,加强社会保障制度整合。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社区治理效能提升路径研究

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受到政府治理碎片化的影响。在社区治理中存在着治理责任碎片化、治理权力碎片化、治理利益诉求碎片化、治理信息碎片化等问题，严重影响了社区治理效能的提升。社区治理作为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要实现“十四五”制定的社会治理发展目标，需要重点解决治理碎片化问题。结合中国国情和转型期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深度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推动社区治理资源整合，从而探索出社区治理效能提升的路径。     

联动治理：市域社会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新时代提出的市域社会治理理念是对传统社会治理结构和机制的变革与重塑,具有治理结构方面的特殊性,表现为纵向治理层级的多维性、横向治理主体的多样性以及空间治理样态的非均衡性。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域社会治理结构特点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前提。由于我国地方实践的联动治理与市域社会治理的运行逻辑具有契合性,结合X市市域社会治理的实践案例,运用联动治理理论对市域社会治理的内在机理进行阐释。文章认为,市域联动治理包括对横向层级的统筹联动、上下层级的联带联动以及空间地域内的整合联动,反映了以市级层面为内驱的主导式联动和以空间地域为外驱的网络化联动的双重机理。市域联动治理的内在逻辑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可行路径,有利于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     

城市社会复合治理体系建设研究——以杭州市上城区为例

城市社会复合治理主要指社会治理过程中,在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结构中强调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复合协同,通过合作、协商等多种手段共同治理公共事务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必然发展趋势。杭州上城区社会治理模式从创新理念着手,建构多元主体复合的治理新体制,推进治理体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通过项目型、行业型、整体性协同建构起社会化协同网络,在复合治理方面作了积极有益的探索,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重要模式。但其仍应强化社会治理的法治化,以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为突破口,进一步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变革,不断提升公众满意度,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善治。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何以可能?——迈向经验解释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既是当前我国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现实基础,也是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我国城市社区呈现出社区组织碎片化、社区公共性衰落、社区生活个体化三大新困境。"社区治理共同体"成为化解城市社区问题的有效理念。此共同体以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为主体,以社会再组织化为手段,以实现社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为根本目标。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社会、国家参与社会自治组织实现合作主义的具体实践。这不仅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更有利于加强基层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特大城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研究--基于整体性治理的维度

整体性治理基于公民需要确立治理目标,立足于宪法、法律、管理层次实施治理整合并建立制度化框架,以信息收集与数据共享的信息系统作为技术支撑与实现工具,深切契合了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的核心诉求。目前,特大城市社会治理面临着结构激变、怠于应变等困难,应在确立治理目标的基础上,重塑整体性治理理念,整合协同治理主体,在“逆碎片化”的关键活动中创新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的表达、决策、筹资、生产、评估和问责机制设计。     

基于社会质量角度论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模式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深入改革的本质要求,＂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中国经济社会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社区治理的终极性价值何在？工具性价值怎样实现？如何洞穿为治理而治理的表象、关照社区治理深层次矛盾、进而创新治理之道？基于＂社会质量＂理论追求的＂社会正义、团结、平等及人的尊严等＂基本价值观,我们试图延伸社会经济安全、社会包容、社会凝聚与社会赋权的触角,经由＂大民生＂系统、＂大合作＂平台、＂大团结＂文化、＂大循环＂轨道的循环,从社会质量与城市社区治理的理论耦合与政策创新中寻求突破。     

从“碎片化”到“整体性”:创新我国基层社会治理运行机制研究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难点在基层,重点在基层,创新也在基层。改革与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运行机制,解决基层社会治理的碎片化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从整体上进行推进。形成党领导下多方参与、互动协作、共同治理的运行机制和制度体系,实现民心在基层凝聚,资源在基层整合,问题在基层解决,服务在基层拓展,切实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从"理念"到"实践"的转换。这对于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加快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整体性治理的深层内核与碎片化问题的解决之道

缘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英国的整体性治理已演变成西方政府治理的新范式.在这种全新治理范式中,协调不仅是其根本治理机制和深层内核,更是其宿敌--碎片化问题--的解决之道.面对多样性、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的碎片化问题,必须采取多样化与高度弹性化的解决之道,方可实现整体性协调与整体性治理.     

大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问题与对策

大庆成为全国首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以来,市委、市政府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大量工作。从转型发展升级和“三个城市”建设需要看,大庆还要着力解决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不足,进一步优化治理体系,提升治理队伍建设水平,强化科技赋能,提高法治保障能力。     

“转型社会”框架下的国家治理能力建构

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重启的现代化进程中,在世界历史的坐标中呈现出“转型社会”的双向运动.其内在逻辑是:社会秩序的革命性变迁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整体性创新.本文在“转型社会”的分析框架下,分析了当下中国面临的市场化转型风险和民主化转型风险,探讨了基于风险应对的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建构的基本理念、价值目标和治理路径.     

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新角色

全球化进程中国家边界的模糊与地方力量的加强 ,以及经济自由、社会福利国家与民主制度之历史联盟的进一步瓦解 ,构成了国家的新处境。国家的新处境扩展了国家理论的研究领域 ,使之不再局限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而总是围绕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治理等问题展开。在新历史条件下 ,国家既要寻求一种发展公私伙伴关系和合作性自助的新途径 ,又要进行社会福利改革 ;在多层治理结构中积极创新国家主权和国家自主性的形式 ,加强合作机制以解决大量跨边界的协调和控制问题 ;在全球治理与地方治理之间取得平衡 ,既体现差异性又重视互补性 ,实现全球、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共生联动 ,构建一个完整的治理体系。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中国养老保障制度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却呈现出一个碎片化的发展趋势,如存在多种养老保障制度,权利与责任的碎片化及政策制定与执行的碎片化等问题,整体性治理理论针对碎片化的问题而提出,其治理路径包括养老保障战略目标的确定、大部门式治理及政府、市场、社会的协同推进等方面.     

跨界治理:中国社会公共治理的战略选择

跨界治理是当今经济全球化、产业融合化、组织变革化而引发的一种全新治理思维和战略选择,主要包括跨边界(地理)治理、跨部门治理和跨公私合作伙伴治理。跨边界治理重在解决城市区域发展中的地理分割、画地为牢的问题,关键在于构建与区域经济跨界发展相适应的区域政治制度和跨地域协调管理机制;跨部门治理重在解决政出多门、多头管理、分段管理的问题,需要围绕某些重大公共事项或事件,加强相关职能部门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跨部门协作,通过协同政府或整体政府的思路处理好公共事务的链条式管理;跨公私合作伙伴治理重在解决公共服务短缺化、低效化等问题,从不同公共服务的类型和特征出发,适度选择竞争机制,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满足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服务需求。当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通过跨界治理体系的构建,强化政府体制的协同性运作及其与社会系统的网络化协作,以促进中国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现代化视角下我国社会治理的现存问题与发展路径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梳理社会治理的基本内涵切入,分析了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由管理型治理模式向现代化治理模式过渡阶段在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体制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针对问题从四个方面提出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具体路径。     

社会转型视域下收入分配改革新思考——基于社会改革的维度

收入分配问题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系统性突出问题。面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复杂性和任务艰巨性,需要从本质上把握收入分配改革在现代社会发展变迁和社会治理转型中的属性意涵,并以此为依据整体上构建收入分配改革逻辑的框架和理路。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演变模式脱离了传统社会的既有轨迹,同时对传统的治理逻辑提出了挑战。收入分配改革是内嵌于现代社会发展和治理转型背景下整体性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二者具有发展进程的同步性和改革逻辑的自洽性。社会改革的思路在收入分配改革中的作用和地位应得到必要的强化和彰显。通过社会自治、多元治理及再组织化为收入分配改革提供制度基础、机制路径和公正载体,并以社会改革带动整体改革,逐步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和现代社会的顺利转型。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街道办事处改革研究

街道办事处是我国城市基层政府组织,是实现城市有效管理的直接推动者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直接组织者,在城市的日常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行政权力的下放,市民社会的发展,街道办事处的机构设置、人员构成和职能权限发生了重大变化,街道办事处的改革显得日益迫切。文章从我国现阶段街道办事处存在的主要问题出发,在探讨整体性治理之于街道办事处改革合理性的基础上,根据整体性治理理论从横、纵、内、外四个维度对街道办事处提出整体性治理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