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土秦律看县“令史”一职

出土秦律翔实的史料,证明秦朝县令史不仅是县令的属吏,也是丞、尉的属吏,其职掌涉及行政、司法、经济、监督和军事等县级"长吏"所管辖的事务;还证明了令史与史有直接隶属关系,并可称为佐,而且与狱史是同官异称。在普遍设县的秦代,令史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     

宋代知县、县令的职能

作为县一级的地方行政首脑,知县、县令的职能涉及一县的军政、民政、行政、财政、司法等多方面,在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稳定地方统治秩序等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由于宋代过于强化中央集权,知县、县令位卑责重而权限小,任用制度方面又存在某些弊端,以致地方吏治腐败,民众痛苦加深.     

关于秦汉里与里吏的几个问题

秦汉时期的里与先秦时期的里存在着渊源关系,其空间实体的单一性与行政管理的封闭集中不可分割,是国家管理体系中一个个自成体系的基层行政单位,亦无城乡之别,里内居民“比地为伍”,当然,里内民户要依等级身份划分居住区域,秦时大夫以上,西汉初五大夫以上之人不与普通民户编伍,当然,这一原则到后来有所松动,同时,秦与西汉初里吏的选用权在县而非民选,由此保证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有力控制。     

县司法处:近代中国基层审判机构论略

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带来司法机构的演化,县司法处就是这种演化的产物。在近代中国基层司法实践中,县司法处发挥了重要的职能作用,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但是,县司法处作为中国近代基层的审判机构,由于它仍未摆脱行政兼理司法的羁束,最终成为历史的遗迹。     

基层行政的秩序困境及其超越

基层行政过程和结果同上级决策和计划的期望常常存在落差,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可归结为结构功能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两条基本进路,在社会理论的抽象意义上,这些解释都在分析基层行政的情境秩序与国家治理所追求的宏观秩序之间的关系。处在“压力—自主—应付”情境中,一线行政人员更注重情境秩序的维系,这有利于安全顺利地完成其手头工作,对他们而言宏观秩序的要求不是时刻都具有优先性,情境秩序与宏观秩序的落差构成了基层行政的秩序困境。而国家和组织会尝试对一线行政人员实施控制以便将宏观秩序要求输入基层行政的情境之中,但面临着日常生活的功能性悖反与个体行动的目的性局限,控制路径也可能失效。超越基层行政的秩序困境,应该以树立兼容基层行政功能差异的治理理念、构建面向基层行政授权赋能的组织体系、优化实现基层行政责任均衡的问责机制为路径。     

从村治过程看乡村关系

农村实行村民自治之后,乡村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集中统一的行政管理转变为行政领导与行政指导相结合。本文从村治过程的角度分析了村民自治背景下的乡村关系,所得出的结论是:乡村关系既包含行政管理也包含行政指导;乡村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乡镇政府;乡镇政府的违规的行政干预对于村民自治是十分有害的。     

“岭东七县”与乐浪郡东部都尉治考

西汉“岭东七县”及乐浪郡东部都尉治不而(耐)县所在何地，以往中、朝、韩、日诸国学者的研究，都是依据极其有限的文献史料进行地望探讨，且众说纷纭，见解繁杂。根据近年来考古新发现的燕秦汉辽东长城遗迹，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后汉书》中所载的“单单大岭”即为今长白山老岭支脉，分布于岭东鸭绿江中上游的七座大中型行政性汉代城址当为“岭东七县”所指，其中处于接合部位要塞区内的朝鲜慈城郡土城里1号城址，极可能为乐浪郡东部都尉治不而(耐)县所在。     

行政参与权对新型行政法律关系的构造

参与式行政是当代公共行政兴起的新的行政模式,赋予行政相对人行政参与权是参与式行政的根本标志。行政参与权改变了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双方地位,重构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关系,转变了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目的,变化了主体双方权利义务的存在方式,形成了新型行政法律关系,亦即参与式行政法律关系。     

关于西汉小农经济历史地位的问题

在西汉,有大量的小农经济存在,已为学术界所公认。但小农经济在西汉社会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则众说不一。在此,我们仅就自己所接触到的文献资料,对这一问题作些探讨,并谈点看法。不当之处,请方家们指教。     

青少年州县三级行政事业单位人均收支水平分析

按行政区划 ,青海有 8个州 (地、市 )级单位 ,5 1个县 (区、行委 )级单位 (以下简称州·县 )。 2 0 0 0年三级行政事业单位的收入合计为 82 0 6 5 5万元 ,其中省本级占 5 1%、州本级占 18%、县本级占 31%。收入决定支出 ,在支出总额中 ,三级各自所占比重也基本如此。三级行政事业单位年末在职职工人数为182 870人 ,其中省本级占 2 9%、州本级占15 %、县本级占 5 6 %。可见 ,三级在职职工人数分布结构与收入支出结构明显不同 ,这就决定了三级行政事业单位人均收支也有较大差异。本文拟对此作一分析 ,并寻找产生的原因和改善的途径。一、人均…     

坚持高标准建设实现高效能监管

为使监督手段适应监管工作的需要 ,金州工商分局在基层所建设过程中 ,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为实现高效能的行政监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争创高标准坚持高标准的基层所建设原则 ,是金州分局的一贯方针。几年来 ,我们用于基层所建设的投资累计达７００余万元。通过建设、改造 ,基层工商所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实践中我们的体会是 :(一 )领导重视 ,责任明确 ,是争创高标准的必要前提。为了坚持基层所设施建设的高标准 ,真正做到高起点 ,严要求 ,我们采取了四项措施 :一是实行“分片包所”“责任到人”的制度 ,保证领导到位。我…     

俄联邦与立陶宛行政司法实践若干问题之比较

俄联邦与立陶宛在建构行政司法行为的法律规范机制以及行政委员会,在行政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主体地位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与两国行政法律理论研究的现状以及两国培植行政司法发展的外部环境的健全程度尚存在一定差距有直接关系.立陶宛在行政司法制度建设上的合理性、系统性及实效性,一定程度上可以为俄联邦所借鉴.同时,立陶宛行政司法具体实践的成功经验表明,建立独立、自治的,脱离普通司法法院体系的行政法院体系是保证行政司法实践良性运行的最理性选择.     

试论明清地方行政建置——以江西定南地区为例

明清时期,新设厅县的建置,使得边远偏僻之所形成了相对独立和完整的行政区域．促进了国家政权力量的深入,维持了统治的稳定。本文旨在探究江西定南地区从设县到改厅的沿革过程,复原出初设县时的辖境、官署人员配备,以及县（厅）之下的基层地域组织等情况,从而有利于进一步加深对明清时期江西地方行政体制的认识。     

试析宋代县衙中的层级关系——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中心

县令作为宋代县衙中的核心官员,它与县衙同僚以及与下级吏员之间的人事层级关系作为宋代县令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非常值得探讨。该文试图从《名公书判清明集》入手,结合宋代其他基本史料,尝试从县令的设置、属官与县令的政治关系以及下级吏人与县官的权力互动等方面来分析县衙的层级关系。并指出县衙中的层级关系实质是以县令为核心,上听命于州而下收权于县的高度稳定集权型的统治关系。     

基层公务员行政道德状况研究——基于青海的调查

作为党和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纽带,基层公务员肩负着把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到基层的重大职责。因而,该群体行政道德状况直接关系政府形象及其执行力,关系党群关系和政群关系,进而直接关系着地区社会经济秩序与社会政治稳定。本研究从道德意识、道德实践、道德评价以及道德修养与道德教育状况等几个基本维度提出问题和设想,并据此设计问卷开展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基层公务员行政道德总体状况良好,但是,也反映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笔者提出了相关建议。     

论行政规章监督的法学机理和机制

从法学机理上说 ,行政规章监督问题的核心是宪政与法治的传统命题———权利与权力、自治与他治的关系。从制度上说 ,行政规章监督需要立法程序、行政程序、司法程序以及非正式法律程序的多方交互和整合作用 ,需要在行政立法的事前、事中、事后对行政规章立法质量进行“过程性整理”。     

里耶秦简县"守"、"丞"、"守丞"同义说

经比较,里耶秦简和张家山汉简县之"守"、"丞"、"守丞"的职权范围和职责内容不同;查历史文献有关记载与里耶秦简所记官制实际大相径庭;从里耶秦简本身文例分析:县之"守、丞、守丞"互见、无别.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定:1.里耶秦简县之"守"、"丞"、"守丞"涵义相同,意指"长官";2.秦时县一级的长官"守"、"丞"或"守丞"即行"县令、长"之实,却无"县令、长"之名.     

环境、发展与变迁: 行政发展的生态关系辨析

公共行政是环境的产物,公共行政环境的演变会对公共行政体系带来系统性的影响,其直接后果就是引发行政生态关系的调整和变革.因此,行政发展就是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行政发展问题在本质上也是行政生态问题.行政发展所包含的生态关系可分为三类:行政组织发展的生态关系、行政制度变迁的生态关系、行政形态演变的生态关系.     

论行政主体

随着中国行政法学的不断发展,学界开始对现有的行政主体范式提出质疑、批判乃至重构,行政主体成为行政法上的一个热门话题.建构行政主体应当建立在中央和地方合理分权以及国家和社会合理分权的基础之上.行政主体所发挥的功能应是分权制约,而不是判定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确立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作为行政权力、义务、责任的归属主体,只有能够独立承担公务行为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国家(中央)、地方(包括省、市、县等)以及社会公法人才是行政主体,而具体的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均不属于行政主体.     

县级预算过程中的人大:J县的经验

通过在J县的调研发现,县级财政的预算过程仍是行政主导,县政府和预算核心部门具有较大的发言权。人大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一是人大财经小组的技术性的预算审查权力和人大代表大会的预算立法权力因实际权力结构中人大的弱势地位而被预算核心部门技术性消解;二是人大常委会对预算的编制和执行过程也只能协商性参与和在事后确认。它是以一个与政府商议预算的机构介入到预算过程中,所提的预算修正意见能否受到重视主要取决于人大领导与县政府领导的私人交情和人大拥有的选举地方领导人的程序性权力。在不超出地方财力的情况下,人大领导所提出的预算建议还是能够得到支持,起到一种非强制性的"协商性参与"的作用。这些发现表明,保障法律所赋予的人大在县级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激活人大自身的责任意识和权力意识是地方预算民主化过程中的一个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