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话语遮蔽下的个人叙事——赵树理小说重新解读

赵树理一直被认为是解放区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自觉探索者和实践者,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理论在创作实践上的开拓者,并且被定为"赵树理方向",成为解放区文艺的一面旗帜和榜样。并把他的小说看成是"政治宣传"小说的典型。在强调他的作品中对现实歌颂性、宣传性的同时,对他小说中的批评性、否定性的方面给予淡化和遮蔽。本文认为赵树理作品在叙事的表层上与革命话语相切合,本质上小说却保持了现代人文精神和理性批评的风格。     

不同性别视域下的异质书写——《我在霞村的时候》和《金宝娘》的互文性阅读

《我在霞村的时候》和《金宝娘》是叙述女性因失贞而遭受男权道德鞭笞的基于结构母题之上的互文性文本。相同的故事在不同性别视域的观照下呈现出异质性书写：《金宝娘》是正典的国家叙事,而《霞村》则以隐性文本的女性书写颠覆了显性文本的国家叙事,凸显出鲜明的女性意识。     

潜隐在“革命话语”中的不谐音——论丁玲“革命＋恋爱”小说中隐含的矛盾现象

丁玲的“革命＋恋爱”系列小说，深刻呈现了她此期创作探索的矛盾现象：努力表现时代“革命话语”，却不时遭遇潜在“性别话语”的干扰，导致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相背反。体现在：本意作为被改造者或受教育者塑造的女性形象，结果却高扬女性主体意识；多重叙述视角的交替运用凸显了作者的性别意识与性别立场；对“革命话语”的表现程度与情感态度也目性别意识与性剐立场的渗透而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矛盾现象。丁玲创作探索的得／失对日后女性解放与女性写作发展不无启示意义。     

未完成的启蒙——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新解

从启蒙现代性的视角来看,《我在霞村的时候》延续了"五四"运动的启蒙主义传统,提出了个人自由、婚姻自主的重大命题。但是这一主题被小说表面的"革命"叙事所遮蔽:"革命"中断了"启蒙"。一般来说,"革命"并不一定总是与"启蒙"相冲突,但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显然认为,"革命"是与"启蒙"相冲突的。这就构成了小说在结构和叙事上的内在张力,使得它的意蕴扩张,具有了超越"革命"的不一般的意义。     

论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的接受与阐释

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一个具有丰富的语义潜能和阐释空间的文本，从它的诞生至今近60年间，人们依据不同的期待视野、按照不同的现实需求和审美经验接受、解释着这部作品，对它的文学价值和意义作出了开掘与定位，使其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     

革命话语残骸的终结——漫谈《坚硬如水》的革命话语书写

新时期以来,对革命话语进行再处理并意图解构主流话语是文坛一个热点,但是这种历史不自觉很快消沉下去,成为一个盲点。在此种背景下出现的《坚硬如水》把矛头重新指向了所剩余的革命话语残骸,并试图绕过先前种种革命话语的处理方式,只从话语自身来解构话语。     

革命影像与革命话语——重读《饿乡纪程》与《赤都心史》

瞿秋白《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真实记录了苏俄革命最初岁月的原生样态，也展示了作者成为中国共产党员的心路历程。作者在再现当时的生活场景时，将苏俄革命中的革命性话语传达给了中国读者，从而奠定了革命文学话语系统的基础。     

复原的伤者:创伤理论视阈下解读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

从创伤理论的视角触及《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小说主人公贞贞的身体创伤与精神创伤;从创伤救治与复原层面,探究贞贞这名伤者何以能够"复原",即贞贞是"如何"及"怎样"获得再生的,可挖掘出被以往的批评家遗漏了的一些文本细节,同时可对一直遭人质疑的小说结尾作出合理的解读。另外,小说在话语层面上,还存在着一个显性可言说话语文本与隐性不可言说话语文本。     

一盘未下完的棋——论《正红旗下》中民族身份话语与革命话语的统一与背离

老舍1962年创作的《正红旗下》，前11章实现了旗人民族身份话语与主流革命话语的统一，这种统一使老舍获得了写作的信心与写作的生命力，也使这部作品成为老舍建国后作品中一座不可攀越的高峰。不幸的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老舍创作中的民族身份话语与革命话语无法保持步伐一致，使之陷入了两重话语相悖而形成的写作因境中．《正红旗下》不得不搁笔，成为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叙事的摇摆: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李子俊女人形象分析

丁玲的思想和创作“向左转”后,她曾有的女性话语立场并未被革命话语立场所遮断,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仍有延续,从叙事学角度分析,这时的女性话语已不同于“莎菲时期”的女性话语,它以潜在的、变形的方式存在;丁玲塑造李子俊女人形象的过程就是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摇摆的过程,两种话语交错出现使得李子俊女人形象更真实传神;丁玲此时的女性话语立场虽较“莎菲时期”逊色,却仍显其连续性。     

歧义的镜像——对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的另一种解读

本文尝试解读丁玲的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发掘其在革命叙事下潜藏的农村女性遭遇性侵犯／生存困境的歧义修辞。结合作品产生的具体历史文化语境,本文从三个层次探讨这篇小说中的歧义修辞,指出主人公贞贞与“我”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异体同构关联。这种复杂而丰富的歧义修辞隐喻了丁玲那一时期自我认同的困窘及其最终的化解方式。本文由此认为,这篇小说为丁玲转型前的心灵世界留下了零乱却真实的文本镜像。     

贞贞·教堂·霞村——论《我在霞村的时候》的隐喻性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一部内涵丰富的文学作品,其中一些意象对主题的多重意义指向有着重要的暗示。本文通过分析探讨贞贞、教堂、霞村意象的深层寓意,对作品作出了更为贴近作家意图的解读。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贞贞隐喻了作者在新的命名中对女性的重新定义;教堂隐喻了女性艰难的救赎及出路;霞村则是“五四”启蒙任务未完成的中国社会的隐喻。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研究综述

对《我在霞村的时候》的最初的直接评价是 194 8年冯雪峰“发现”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研究综述　　　　　　　　　　　　　　了这一小说的主题意蕴和人物塑造的重大价值。 5 0— 70年代许多日本学者关注其创作特点 ,他们的阅读具有明显的自我反省色彩 ,而中国学者则从政治革命视角理解这一小说并走向极端化。 80— 90年代的研究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冷峻的多样性气象 ,直接关注这一小说深层性的创作本身的问题 ,甚至置放在现代女性文学的美学特征、心理现实主义、欧美现代小说、潜女性话语的新境界上进行新的认识     

在颂扬与抵抗之间——论老舍、丁玲抗战时期的节烈叙事

鼓吹节烈与批判节烈两种原本相互对立的话语在抗战时期重新激活、交错出现,并共同以民族救亡为旨,这一看似合理而又矛盾的现象值得深思.老舍信仰国家至上,创作了颂扬女性殉国的节烈剧本,丁玲则承接五四的批判精神,在小说中表达了鲜明的反节烈立场.两位作家都遭遇了现代性的困惑,老舍的救亡热情难以协调节烈书写,丁玲的启蒙理想也难以抵御道德偏见.在颂扬与抵抗之间,映射出传统节烈观的现代变奏以及启蒙与救亡话语在现代中国复杂的发展变化态势.     

从《羊脂球》谈到《我在霞村的时候》

法国作家莫泊桑因发表了小说《羊脂球》而轰动文坛。《我在霞村的时候》与《羊脂球》有某些相似之处(决非重复),它的作者丁玲却因此而被加上了种种罪名,诸如:歌颂出卖灵魂与肉体的民族败类;攻击解放区的人民群众;表现作者的阴暗心理;等等。虽然,在进入新时期以后,随着丁玲的平反,《我在霞村的时候》也得到了相应的肯定;但是,那些肯定似乎没有充分揭示这篇作品的思想艺术特色。笔者拟以莫泊桑的《羊脂球》作为参照系,谈谈对这篇作品的思想蕴含的理解。     

男性革命文学话语的滥觞——女性视角下的《洪秀全演义》

《洪秀全演义》中的女性观将“国”凌驾于女性之上,视女性为低等性别,无视女性权力,是穿着革命外衣的男尊女卑的变体。它虚构了两类女性：“该死”的“婆娘”和“听命”而嫁的“女英雄”,前者是于“国”“无用”的传统女性,统统在故事中间死去,如果她“淫荡”或妨碍反清大业,则要被杀死或自尽;后者是于“国”“有用”的革命女性,对敌人,她是所向披靡的“女英雄”,对领袖,她是“听命”而嫁的“乖妹子”,人格严重分裂。两类女性背后都站着一个自高自大、冷漠自私的革命男性,而她们在后世的革命文学中一再出现,因此《洪秀全演义》并非“民主革命派的扛鼎之作”,而是革命男性的厌女之作,是男性革命文学话语的滥觞。     

《莎菲女士的日记》与《我在霞村的时候》

一九四七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冯雪峰编的《丁玲文集》(短篇小说集)里,收入了丁玲七篇作品,其中有《莎菲女士的日记》和《我在霞村的时候》。这两篇作品是丁玲的代表作。以《我在霞村的时候》命名的短篇集,一种是胡风编的,一九四四年三月远方书店出版,另一种是丁玲自编,一九五○年八月三联书店发行,还有《丁玲选集》,一九五一年七月开明书店出版,收入《莎菲女士的日记》及《我在霞村的时候》两篇作品。一     

“被强暴的女性”:丁玲有关性别与革命的叙事和隐喻——再解读《我在霞村的时候》及《新的信念》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20世纪40年代丁玲创作于延安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当代中外女性主义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该研究认为作品的女主人公贞贞承载了抗战时期女性与民族主义话语冲突之意义,是女作家丁玲和这场民族革命之矛盾与裂缝的体现。但是,通过对这一作品及同时期的《新的信念》的再解读,由这两部作品共同的主题意象"被强暴的女性"入手,可发现丁玲并不是简单地站在性别立场对民族革命进行批判和否定;相反,丁玲借女性与革命、强暴的故事意欲呈现和探寻的是女性在这场新的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中的权力以及能动力。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丁玲是以女性叙事参与了民族革命话语的建构。     

库恩与科恩科学革命观的比较研究

库恩和科恩作为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分别提出了各自的科学革命理论。这两种理论在研究目的、评价标准、适用范围及语境因素分析上有所不同，但他们研究的问题具有相似性，如“改宗”现象、教科书的历史地位、科学家心理因素的分析等。两者都表现出适用范围上的局限性，都带有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