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授权理论之反思与重构——走出理论与现实困境的一种认知尝试

行政授权是《行政诉讼法》颁布后我国行政法学界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但现有观点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也无法指导实践，相反已经严重影响了立法、执法和司法。行政授权的本质是行政职权的再分配。行政机关授出自身职权的前提是法律规范的规定，但不能认为行政机关在有法律规范规定的情况下，就可以授出职权，行政授权能否成立还取决于授权法律规范必须合法。一个合法的授权法律规范必须具备三项基本条件，在此基础上才能正确定义行政授权和界定其内涵。     

权力清单制度视野下的城管执法权性质及渊源

权力清单制度是制约权力的有效制度,有利于城管执法权的依法行使.权力清单制度要求明确城管执法权的性质和渊源.城管执法权具有相对集中性、配权限定性和极具扩张性的性质.行政职权的合法来源有职权设定、法律授权、行政委托、行政授权四种.城管执法权的渊源经历了一个行政授权—行政委托—职权设定的演变历程.鉴于城管执法权的性质和较低的法律渊源,为促进城管执法权力清单制度的顺利推行,制定适用于全国的城管执法行政法规和专门法律迫在眉睫.     

论行政规范性文件效力与适用

行政机关对规范性文件在执行上的适用也要有一定的前提,并坚持一定的原则。确定行政规范性文件效力,应遵循囿于法律、法规、规章,合法,符合国家政策,依据职权,履行程序的原则。在规范性文件的选择适用上,应遵循特殊规范优于普通规范,在后规范优于在先规范,强制规范优于任意规范的原则。行政规范性文件在适用过程中,可能会引发各种实际问题。因此,需要接受权力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加强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制约的必要性及其途径

行政权是国家宪法、法律赋予国家行政机关执行法律规范,实施行政管理活动的权力。行政自由裁量权是伴随行政权而存在的,指在法律无详细规定的条件下,行政主体可以依据事实,凭自己的判断,在职权范围内作出适当行为的权力。外国有学者认为它是“行政权的核心”。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现代行政管理权的客观需要。行政管理具有最大的涵盖面,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法律具有相对稳定性、滞后性和有限性,面对变化多端的社会现实,立法者对社会管理往往只能作原则的、弹性的规定,使法律的调整具有尽可能大的包容空间,而不能详尽列举出行政主体的各种权利与义务,必须容许执法者有相对的自由度。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机关组织调整社会经济生活的功能日益强化,要确保行政管理机制高效运转,充分调动行政执法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作出迅速反应,必须保证行政执法者在合法的前提下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给行政主体选择是否采取行为及采取何种行为的自由。     

依法行政实践中的难点及其对策

依法行政就是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管理公共事务必须由法律授权并依据法律规定行事。法律是行政机关据以活动和人们对该活动进行评判的标准。目前行政管理实践中 ,法律与政策越位的问题较为突出。一是政策代替法律 ,二是政策否定法律 ,三是政策解释法律。正确处理法律与政策的关系 ,必须正确区分法律与政策的功能 ,避免越位 ;对同一问题既有法律规定又有政策规定时 ,要贯彻法律优先的原则 ,维护法律的权威 ;要严格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修改程序。要贯彻事权与职权一致的原则 ,并解决行政执法软弱的问题 ;行政执法机构的设立及其职能的配置 ,要有利于行政执法的统一和效能 ;行政复议制度既要兼顾司法监督的要求 ,又要保证行政执法的权威 ;行政强制既要体现司法监督 ,更要体现行政权的强制力     

我国检察机关对行政规范行为的监督探析

《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但实践中检察机关并未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有效监督。本文借鉴学者们关于行政公诉的研究成果,建议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扩大人民检察院职权,针对行政规范行为设计独特的司法审查模式,即由人民检察院对地方政府的部分行政规范行为进行监督,既充分发挥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又强化了对行政规范行为的监督,推进行政法治原则的贯彻落实。     

行政证据规定及其对证券期货监管和执法工作的影响

中国加入WTO后,行政机关必须接受被司法审查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适时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行政诉讼证据规定了明确的要求。作为具有行政职权的事业单位,中国证监会必须在日常的监管和执法工作中贯穿行政证据规定的要求,建立案卷的意识,建立留痕的意识,让整个行政过程都用文字以及其他可以再现的合法方式固定下来,保证可以经得起时间和法律的检验,以便适应新时期证券监管工作的需要。     

给付行政中的法律保留原则理论与适用研究

法律保留原则最早产生于政府实施"警察权"的背景之下,意义在于约束侵害行政和保障公民基本利益,要求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须有明文法规可依。而随着现代社会政府的职能和角色越来越从管理向服务发展,给付行政的兴起要求行政机关根据需要作出授益性的行政行为,并随之带来了法律缺位时行政自由裁权和公民权利的处理难题。因此,传统法律保留原则必须在给付行政的适用中,进行修正和重新释义。     

立法法与死刑核准授权受权

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授权高级人民法院行使,这一授权根据法律的规定经历了一个从合法而冲突而不合法的过程。但在《立法法》生效以后,直接适用《人民法院组织法》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授权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死刑核准权的规定,以及各高级人民法院接受这种授权,这一授权受权已经没有法律根据,应通过合法的途径解决这一问题。     

高校行政法律关系分析及学生救济制度调整

传统理论认为在高等学校行政法律关系中学生是高等学校的内部行政相对人,高等学校对学生的纪律处分是内部行政行为;教育法规定学生不服学校纪律处分的救济途径是申诉,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没有将纪律处分行为纳入受案范围;法院在学生不服学校纪律处分而提起诉讼的问题上也做法不一,存在矛盾.事实上,高等学校学生应当是高等学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外部行政相对人,高等学校对学生的行政处分实质应是行政处罚,因此,需要对现行法律、规章规定的学生救济制度作出调整,取消内部申诉制度,明确赋予学生对高等学校行使法律、法规所授行政职权之行为有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     

关于地方立法的几个问题

地方立法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或者经国家授权,按照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制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活动。自1979年以来,我国地方权力机关和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了大量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它对健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     

浅析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限

立法权限是立法机关实施立法行为的基础.从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立法法的有关条款及立法精神来看,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机关享有广泛的立法职权,可以制定实施性法规、自主性法规和变通性法规.同时,还可依法律授权而享有委任立法权.但是,有关授权立法的规定与民族自治机关的立法职权相冲突,亟需统一规范.     

论授益行政行为的废止--基于《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9条的分析

关于授益行政行为的废止,《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9条有专门规定。对于合法的授益行政行为,出于信赖保护以及法安定性的考虑,行政机关原则上不得废止,但特定情形下,也可废止,并对相对人的信赖损失予以补偿。至于废止生效的时点,一般仅限于废止行为作出之时,除非行政机关选择溯及至某一较迟的时点。德国的授益行政行为废止制度,无论是在废止的立法用语方面,还是在具体的授益行政行为废止内容方面,都对我国立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经济法与政府经济管理行为之法律规制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管理经济的职能,而发挥这一职能的方式,就是授权经济管理机关运用经济管理权对经济生活实施管理。经济法就是这样的一种法律规范。现代经济法是在一个高的起点上出现于法律之林。它授予经济法主体以管理经济的地位与职权,并加以必要的规制。     

论政府权力界限——以行政法治为视角

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诉求之一。政府权力来源于宪法和法律的授权,为政府权力设定法律界限就是最好的"制度笼子"。行政法是控制和规范行政权力的重要机制,为政府权力的运行设定法律界限,规定了政府权力的边界范围和条件限制。政府权力的边界在于:职权法定、权利保障、行政责任;政府权力的限制在于:程序正当、合理行政、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     

行政授权的若干争议问题探析

行政权力社会化、公共服务民营化改革迫切需要加强行政授权的立法和研究。学界对行政授权的概念、性质、依据、法律后果在认识上存在严重分歧。我国应当在行政程序法中明确行政授权的行政行为属性,并明确规定行政授权的法律依据范围、具体程序和授权机关的授权担保责任;应当在行政复议法中明确授权机关在行政授权法律关系中的的复议机关地位;应当在国家赔偿法中明确授权机关对被授权机关行使所授职权行为的连带赔偿责任。     

论高校行政权力的来源及其优化机制

高校外部行政权力来源于法律授权、职权主体授权和举办者授权,其优化途径是通过建立健全高等教育法律法规进行治理和规范政府管理行为、建立各类非营利性的专业同行组织、引入市场机制和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高校内部行政权力来源于执行外部行政权力的需要和配置教育资源的需要,其优化途径是建立由专业行政人员和高水平教授共同组成的管理结构。     

对“行政综合执法”概念的再辨析

行政综合执法有其具体明确的涵义,但在许多场合已被误用,有必要予以澄清。行政综合执法不同于联合执法,不同于综合执行,也不同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它是指由依法成立或依法授权的一个行政机关综合行使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关的行政机关所具有的行政职权,能以一个整体执法主体的名义承担法律责任的一种行政执法制度。     

行政公益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阐释与规则构建

从主观证明责任视角研究行政公益诉讼证明责任分配,存在着适用主体不明确、争论事项不一致、分配对象不相同、研究视角形式化等问题。证明责任分配之规范说理论起源于民事法领域,具有普遍适用的特点。异于私法制度以权利为核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以行政职权为逻辑起点。将行政职权与规范说结合进行重述是构建行政公益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理论的当然选择。行政公益诉讼在程序设置上与传统三大诉讼程序不同,其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必须要作出适当调整才能适应法定的诉前程序。具体来说,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前行政主管机关已经作出的行政职权形成违法的要件事实,由检察机关在诉讼中负担证明责任。     

试述行政规则的程序控制

行政规则是指行政主体为了规范行政机关的内部秩序或运作,对下级行政机关及其所属公务人员所发布的并不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果的抽象性规定。尽管行政规则用于规范内部行政相对人,但其具有外化并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可能性。目前,我国缺乏规范行政规则的法律法规,行政主体制定行政规则缺乏程序制约,立法随意性较强,这不利于人权的保障和依法治国的实现,必须对此现状加以改变,确立统一的行政规则程序控制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