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工业化与城市化所处发展阶段的理论探析

珠江三角洲地区是广东省经济发展的龙头,是国内最具生机活力、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本文以工业化进程为背景,以钱纳里的发展模型为参照系,对珠江三角洲的人口城市化进行研究,着重判断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否处于一种协调发展的状态。在对现阶段发展水平做出明确判断的前提下,通过研究珠江三角洲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演进历程,对两者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得出目前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相适应的结论。     

县域综合城市化水平及时空演变——以江西省为例

以江西省为研究区域,从人口、经济、土地、生活方式等4个方面构建综合城市化水平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确定各指标权重,最终得出江西省91个县市的综合城市化水平,对综合城市化水平进行空间自相关及其增长率分析,结果发现:(1)2000—2005年江西省人口、经济、生活方式城市化出现明显增加,而土地城市化出现负向增长;2006—2010年江西省人口、经济、生活方式城市化出现收敛趋势,土地城市化的负向增长形势有所改善;(2)江西省综合城市化水平地区间的空间关联性不明显,高水平地区并未发挥正向溢出作用;(3)2000—2005年,江西省综合城市化水平并未出现明显增长;2006—2010年,全省综合城市化水平出现大面积增加。建议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能够加大对周围地区的正向溢出,增加辐射范围,而其他地区应当以各自地级市为中心,积极响应政策措施,结合自身特点努力提高城市化水平。     

工业化与城市化结构偏差的成因分析及其对策

工业化、城市化的协调发展与农业增长是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的增长及其增长的制约因素,可以看出,我国农业增长的几次快速增长源于土地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收益,但是这并没有解决农业增长缓慢的问题,说明我国存在着制约农业增长的因素,本文认为制约因素主要是在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推行反城市化战略,城市化进程受到阻碍,工业化、城市化的结构偏差使得农业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到城市,阻碍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政策因素固化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农业增长缓慢,有效需求不足,使工业资本所获得的利润不能完全转化为投资,出现大量的失业和潜在失业人口。所以,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和就业从农业部门向现代部门间流动,是解决农业增长和工业增长的突破口。     

外商直接投资对重庆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

通过建立扩展的Solow-Swan模型,对1990—2016年FDI对重庆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FDI的产出弹性仅为0.024,远低于同期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0.968)和国内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0.621);同时,对于GDP的实际贡献水平,FDI的平均贡献额仅为1％,同样远低于国内资本的贡献水平(11％),表明重庆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在于国内资本积累,而FDI的贡献整体而言较小.据此,提出更加注重国内资源禀赋、提升FDI的引资质量和改革创新发展动力的政策主张,为推动重庆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西部大开发中的资金支持

实施西部大开发是一项复杂的巨大的系统工程,无论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还是生态环境的保护,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都需要注入大量的资金,但是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资本积累包括原始积累的任务远未完成,资本形成不足或资本形成率低,资本积累能力弱始终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演进的关键制约因素.最大限度缓解资金短缺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是西部大开发战略面临的重大难题.     

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化的地区差距

通过采用比较分析和文献分析等方法,探讨城市化水平的地区差异引发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的问题.认为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强化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弱化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从而使城市化的地区差距与劳动力流动之间产生了正反馈效应.这种正反馈效应决定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路径和打破地区间不均衡发展格局的路径.     

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产出效应研究

后危机时期,城镇居民消费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本文从我国城镇居民不同消费层次和结构的视角,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30个省(市、区)2006-2010年城镇居民消费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了各地区城镇居民不同层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联合产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我国城镇居民生存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之后依次是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2)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对经济增长均起正向促进作用,但产出弹性系数都较小。并且,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发展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弱于中部地区并低于全国水平;(3)全国大部分地区享受型消费弹性系数为负,表明我国目前应谨慎发展享受型消费。最后,文章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评《中国人力资本形成及现状》

20世纪 50年代以来 ,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 ,人力资源在生产中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 ,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呈现出一个显著特点 ,这就是总产出的增长率大于资本积累率与劳动力增长率之和 ,而且德、日两个战败国在物质资本存量饱受战争破坏的情况下 ,重新崛起并迅速成长为世界工业巨人的经济奇迹 ,以及发展中国家以资本积累为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在实践中普遍不成功的事实 ,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关注 ,这些现象依靠传统经济增长理论都不能给予圆满解释。一些敏锐的学者发现 ,人力资源质量的改进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 ,于是他们开始了对人力资本…     

城市化的地区差异及其演变趋势——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城市化水平的地区差异诱发了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强化了东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弱化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从而使城市化的地区差距与劳动力流动之间产生了正反馈效应。这种正反馈效应决定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路径和打破地区间不均衡发展的路径。     

苏北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互动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北部(以下简称苏北)经济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同时城市化作为工业化和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伴生现象,也有了长足发展。但随着地区经济差异的逐步扩大,苏北城市化水平的低层次和结构性矛盾日益显露。反过来,苏北城市化进程的迟滞,束缚和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使该区经济缺乏新的生长点。因此,加快苏北城市化进程,培植地区经济增长极,对于推动该地区经济发展,缩小与苏南、苏中的差距,提高江苏省经济的整体水平,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省际资本使用效率测算:1981～2005

采用永续盘存法和最新的数据测算中国31个省份1980年~2005年的建筑和设备资本存量,而后结合各省的GDP数据测得中国各省份1981年~2005年的资本边际产出比。从计算结果看,东部省份资本积累已经相对饱和且在2001年前后开始出现资本边际产出递减的情况;中部省份资本存量水平适中;西部省份资本积累还不足,应继续加大资本投入。     

城镇化、水资源消耗的动态演进与门槛效应

基于中国30个省市1998—2015年面板数据,综合利用核密度估计函数、非动态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系统考察城镇化与水资源消耗的动态演进过程和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全国城镇化率呈两极分化态势,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间城镇化受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而存在差异;全国水资源消耗得到控制,但东部、中部、西部水资源消耗高的省份存在增加趋势。（2）全国城镇化对水资源消耗影响存在显著的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门槛,并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东部经济发展门槛具有抑制效应,中部居民收入门槛具有促进效应;西部门槛效应与全国相同,且经济发展抑制作用阶段性增强。（3）居民收入、资本存量、人力资本与水资源消耗正相关,而经济发展与之负相关。     

我国资本产出比上升趋势的原因分析:1979—2007

本文结合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来解释我国资本产出比的变化,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出:社会总储蓄率和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的增加对于资本产出比的上升具有推动作用,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助于我国投资效率的提高,抑制资本产出比的提高。     

知识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通过对国内外研究文献的整理,设计出中国各区域的知识资本存量水平的4个一级指标和19个二级指标。通过采用层次分析法和均值化方法,计算得出2008年中国各省级区域的知识资本存量水平的横截面数据。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中国知识资本的区域分布存在着较为显著的不平衡性。并运用改进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表明知识资本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较大的贡献率。     

产业集聚提升邯郸区域经济中心竞争力的研究

在全面建设邯郸四省交界区域经济中心，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的今天，产业集聚以其特有的优势使产业根植化、网络化，并成为影响资本流向的主导力量，正日益成为加快我市区域经济发展并获得竞争优势的最直接有效的途径。     

陕西资源富集区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思路与机制分析

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对促进陕西资源富集区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陕西资源富集区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需要通过结构转化、城市化、制度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这四个有机组成部分建立多重转化机制，加强对农村的非农化改造，建立和健全城乡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大市场，在二元工业化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加快城市化进程，最终逐渐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使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为一元经济，推进陕西资源富集区的新农村建设。     

双重城镇化率的演变过程、面临挑战与应对策略

当前衡量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指标有两个：一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二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之间,横隔着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双重城镇化率的存在,源于与资本原始积累相依存的城乡二元体制与要素价格剪刀差。通过该制度的设计,人为地降低工业化、城镇化的成本,以加快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在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背景下,这种城镇化模式还有发展的空间,当农村劳动力供求出现“拐点”,这种城镇化模式就难以为继,客观上要求必须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取代传统的城镇化。用户籍人口城镇化取代常住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的必然趋势。我国对外来人口实行居住证制度,作为农民工市民化的过渡性措施,或作为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过渡性措施。但对于外来人口来说,其利益最大化的模式,是既保留农村户籍又持有城镇居住证。这就决定了双重城镇化率将存在很长时间。     

中国教育分布与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基于29省（市）2000—2011年数据分析

基于29省（市）2000—2011年的基础数据,对中国教育分布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教育基尼系数存在逐年下降的趋势,教育分布日趋平等;中国教育分布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关系。分地区研究发现,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物质资本,而东部地区则更多地依赖人力资本。因此,中西部地区应大力发展基础教育,缩小教育分布差距以实现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的有效匹配,从而避免实物资本积累回报率的大幅下降;东部地区由于已经具备较高的基础教育水平,则需要增加高等教育投入培养高端人才,加大教育分布差距以促进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生育率与内生农业发展——兼论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后的农业发展动力

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期,人力资本和生育率的变化成为影响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农业人力资本的改善,将通过提高非农就业概率,加速农业的小部门化进程;将加速农业部门现代要素的引进和生成速度;将提高农业投入的产出弹性,促进部门间的收入均衡。在人力资本投资收益递增时,农业部门生育率的下降,为人力资本的提高创造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因而成为农业发展的支撑条件。由此,应当把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作为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后农业发展政策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