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习惯法”概论

历史上的“千里苗疆”,并不象反动统治者和某些文人所说的那样,是“无伦纪”和“不相统率”的无秩序的社会。本文从苗族的鼓社组织、“理歌理词”和现实生活的一些真迹中,探讨苗族的法理秩序,试图向研究苗族历史文化的专家们提供一点参考资料,希冀这些资料对苗族自治地方的政权机关在制定“单行法规”时有所稗益。据清代文献记载:乾隆元年 (公元1736年) 8月15日,皇帝对苗疆经略总督张广泗奏“苗疆善后事宜”一折的批示中,曾明确地说:“苗民风俗,与内地百姓(?)别,嗣后一     

答《关于苗族的“习惯法”问题》

《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刊载韦启光同志的文章(以下简称《韦文》),对我们的《苗族“习惯法”概论》提出一些意见进行商榷。认为:一、苗族鼓社、议榔的创立时代,以为是母权制时代,二、苗族氏族社会的榔约没有法律意义,不能视为习惯法;三、苗族古代社会的伦理道德、宗教禁忌、氏族鼓社成员的权利义务以及氏族婚姻习俗等惯例规则,不能当作法律规范来加以论述。对此,我们认为,《韦文》的看法是不够恰当的。现在我们就来讨论这三个问题,以向韦启光同志和方家们请教。一、关于鼓社、议榔产生的时代问题苗族“立鼓结社”的起源时代苗族兴鼓社的情况,我们在《苗族“鼓社”调查报告》等文已叙列了不少我们现在所能发掘到的资料,足够认识苗族鼓社是创立在苗族社会已从母系制进入父权制的时代了。这在理论上可以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中列举希腊和罗马的氏族制度得到很好的说明。恩格斯在列举了雅典和罗马的氏族制度与易洛魁人的氏族制度比较之后指出:“罗马氏族的职能就是这样。除已完成向父权制的过渡这一点以外,都完全是易洛魁人的权利与义务的再版。”而我们所列举的苗族的氏族制度,在我们的论述中,已论证它体现在苗族的鼓社体制,也是完成了向父权制过渡的。但是《韦文》则认为:“鼓社源于苗族社会进入父系个体家庭(产生私有制)的时代’,这同氏族制度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是有矛盾的”。并说:“恩格斯指出:随着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的出现,氏族制度‘这种事物     

苗族“古老话”中的哲学社会思想萌芽

苗族“古老话”通篇充满了哲理。它向我们描述了“两个宇宙创生模型”、“三段历史分期”的思想 ,反映了古代苗族先民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初步认识。     

吉林大学历史系举行“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学术讨论会

“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粉碎“四人帮”以来,历史学界、哲学界许多同志就此问题提出了许多不同见解。最近吉林大学历史系先后两次举行了“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会上有十四位同志发言。大家解放思想,各抒已见,对一些有关的重要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对于什么是社会历史发展动力,会上共提出六种见解。     

也论清代“苗疆”与中原的关系——兼与黄冕堂同志商榷

<正> 清代“苗疆”与中原的关系,既属于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又同民族史有密切的关系。它不仅包含我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而且包含我国历史上苗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关系,“苗疆”民族与封建中央王朝的关系,以及对封建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政治制度和采取的军事措施如何评价的问题等等,内容丰富而又复杂,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科研课题。本文拟就“苗疆”的概念及其与中原关系的认识,“苗疆”民族的融合与“苗疆”民族族源的问题,清朝在“苗疆”推行“改土归流”与镇压苗族人民,历史上(主要是清代)苗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关系诸问题,提出我们的一些看法,并与冕堂同志商榷(黄冕堂同志《略论清代苗疆地区与中原的关系》,见《文史哲》一九八○年第二期,以下简称(《论关系》)。     

正确认识苗族诗歌《娥娇与金丹》及“鼓社”的实质

《南风》1985年第6期发表了李雯同志《简论苗族诗歌中的分支开亲》(以下简称《开亲》)一文。文章论述了苗族氏族(鼓社)分支开亲的缘由。阐述了《娥娇与金丹》①两人公然反对已经实行的“族外婚”,要求恢复“族内婚”并且最终得到“胜利”,苗族“鼓社”(氏族)也因此而“寿终正寝”等等。文中有一些论证和提法与苗族古史歌和现存习俗不相符合。为了有利于这方面的研究,有必要把黔东南的有关这方面的历史和现状作些介绍,供《开亲》作者及有志研究苗族婚姻的学者参考。《开亲》对黔东南地区苗族广泛流传的《娥娇与金丹》、《玺乜和玺晋》、《两哥弟开亲》等古代诗歌——即所谓的《分支开亲》歌进行了分析后认为:“上述两类歌虽然不尽相同,一类说的是氏族内部分支开亲;一类说的是兄弟两分支开亲。但是应该说,都是对氏族内部分     

试论苗族“芦笙场文化”

作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性歌舞活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芦笙场是苗族人民舞蹈和歌唱才能的“大教堂”、大考场”,也是苗族歌舞的“大宝库”,是展现苗族性格、心理特征、风俗习尚、伦理道德等文化形态的“大窗口”。因此,对苗族的这一传统文化“载体”进行探讨研究,对于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促进民族地区社会文化活动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苗族的“习惯法”问题——与李廷贵、酒素同志商榷

李廷贵、酒素同志的《苗族“习惯法”概论》(载《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以下称《概论》)、《略论苗族古代社会结构的“三根支柱”》(载《贵州民族研究》1981年第4期,以下称《略论》)等文,对苗族古代社会的议榔规约、伦理道德、禁忌、习俗等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提出不少有价值的见解,读后受益不浅。但是,对于作者把议榔规约等当作苗族的习惯法、法律和“系统的‘法典’”的观点,我们认为是值得商榷的。一《概论》作者关于议榔规约是苗族的习惯法,法律和法典的观点,是同他们对于议榔产生时代问题的看法联系着的。因此,在讨论榔约是否苗族的法律问题之前,有必要首先就议榔产生的时代问题取得比较符合实际的认识。《略论》说:“议榔这种立法形式,看来源于原始公社末期开始有了私有财产的时候。”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不是没有疑问的。     

如何界定“旧事物”

什么叫“旧事物”?就目前所见到的哲学教科书中的表述大致有下列几种:“旧事物则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逐渐丧失其存在理由的事物”。①“旧事物则是指已经失去其存在必然性、过时的和日趋灭亡的东西。”②“旧事物则是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丧失其存在必然性的、日趋灭亡的东西。”③我觉得以上的表述有值得商榷之处。1．旧事物不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事物。首先,旧事物的产生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从辩证的观点看,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消亡的客观过程。任何事物都是从其他事物发展变化而来,又要变化成其他事物。所以新事物都将不可避免     

马克思恩格斯论“恶”的历史作用

关于“恶”的历史作用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有许多精彩的、深刻的论述。在两位经其作家看来，与物质生产实践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根基性决定地位不同，“恶”的历史作用主要体现在，它构成推动历史发展的直接的、重要的动力，是促进历史进步的重要杠杆。     

“度”和“关节点”不能等同

“度”和“关节点”是质量互变规律中两个重要范畴。两者既有紧密联系,又有严格区别。但是,在我国一些哲学著作和论文中,常看到一些同志将“度”和“关节点”等同起来,认为度就是事物由量变到质变转化的关节点。近年来虽有一些同志对此提出过异议,但正式发表文章为数甚少。我认为这种把“度”和“关节点”等同起来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下面谈谈我的一些浅见,就教于理论界诸同志。 人们对度和关节点的看法由来已久。早在古代我国和外国的一些思想家就有过种种猜测和议论,提出过某些合理的命题。例如:“乐极生悲”,“否(读若痞,坯卦)极泰(好封)来”(《易经》)     

关于人物性格“合理的发展”论——郭沫若史剧理论研究

一历史剧塑造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是可以赋予历史人物以现实的血肉,使其得到合理的发展,还是依照历史上实有人物的面貌如实地写出?这是常常发生争议的一个问题。郭沫若通过总结前人的特别是自己的实践经验,对这一问题从理论上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从古至今,在历史剧的创作上同样存在着两大流派;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古希腊的戏剧理论家亚里斯多德在《诗学》里谈到了诗人摹仿现实的两种不同方式,即“照事物的本来的样子去摹仿”或是“照事物应当有的样子去摹仿”。郭沫若曾经说过“写作历史剧可以用诗经的赋、比、兴来代表”。他所说的“赋”的方法,就是严格按照历史的记载,“敷陈其事而直     

谈历史研究中“奇点”的选择与运用

在传统的历史研究中,选择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某些“点”、“线”、“面”,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突破口,是最常采用的方法之一。但是将这种选择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加以考察,并形成一整套系统的研究方法,则是在系统科学产生以后才奠定基础的。特别是对“点”的选择和研究,是近年来探讨系统自组织演化过程中提出的新课题。它将“点”称之为“奇点”,认为“奇点”是系统自组织演化进程中的观客存在,是事物发展连续性与阶段性统一的关键环节。社会历史在发展进程中,各种社会形态的形成、发展和变化,都与“奇点”有直接的关系。“奇点”经常反映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转折与变化,体现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质的变异,所以具有很高的历史认识方法论价值。     

对“机遇”的几点理性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本方针是“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这五句话。“抓住机遇”摆在首位,在基本方针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党的十五大报告,一开头就用了四段文字集中阐述“机遇”问题,这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和我党历史文件中,都是比较少的。因而,对“机遇”问题从哲学角度来一番理性思考,澄清人们在有关“机遇”问题上的模糊认识,不仅有助于当前的理论学习和研究,而且对于改革开放的实践,具有指导意义。一、“机遇”的哲学内涵所谓机遇,是指对事物有着重大意义的客观态势,具体地讲是有利于事物发展的某…     

“文学社会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

本文第一部分先从文学社会学研究的语境人手,试图在“文学性”与“社会性”这两种对立研究取向的颉颃中呈现该研究的困难前提。主体部分（第二、三、四部分）梳理文学社会学的“系谱”及其来龙去脉,从这一研究方向的“历史发展”看其“主要方法”,检视“文学社会学”在不同时期和人物那里的认识程度和方法论上的思考。在历史考察的基础上,亦鉴于文学社会学迄今在定义以及一些相关问题上还缺乏共识,第五部分既是对文学社会学定位问题的探讨,也是本文的总结性思考。     

评“评价性认识”

哲学界在对实践和真理问题的深入讨论中,引出了“价值认识”问题。即把认识分成两类,一类是事实认识,也就是传统认识论所讲的对事物属性和规律性认识,这是通过反映性认识进行的;另一类是价值认识,这是对事物属性、规律同人的需要之间的价值关系的认识,因而靠反映论不行了,必须依靠评价论。这是一个新问题。如何看待认识论研究中提出的这一新问题呢?本文试谈一些管窥之见,请同志们指正。     

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几个问题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近年来在我国学术理论界引起了重视,并有一些研究成果,但也存在着不少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笔者试论其中三个问题。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的关系由于黑格尔的历史观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的理论前提之一,“世界历史”是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重要范畴,这自然使研究者们在探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时,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在“世界历史”理论方面的异同,给予相当多的注意。这是必要的。只是应更为深入一些,更为全面一些。研究者们都注意到了二者在唯心与唯物、是不是“欧洲中心论”等方…     

“运动是矛盾”与“问题即矛盾”解构

“如何正确把握问题与矛盾的关系”与“‘黑格尔位移运动矛盾表述’被清理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后,辩证唯物主义对矛盾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原理应该怎样论述”,是当今马克思主义问题哲学研究的两个理论前沿问题。解决了它们,可望对“问题”给出一个恰当的定义。对于后一个问题,通过把握恩格斯对机械—位移运动的系统思想,厘清恩格斯的辩证机械—位移运动观与黑格尔的分野,可以得到有效的解决。在此基础上,把正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运动是矛盾”命题的认识与毛泽东的“问题即矛盾”“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命题相联系,通过把握毛泽东的问题意识的发展历史,把握毛泽东以现实问题导向为基础的实践哲学思想,可以有效地解决前一个问题。     

关于“现代性”与“现代化”

时值“五四”七十五周年,作为北大教员,身处“五四”发源地,此时此刻,心情之复杂,是难以言述的。 “五四”的七十五周年之所以特别重要,首先在于它使我们看到,今天的历史情境与五四时代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尽管这不排斥五四会对今天乃至以后的思想发展继续产生启发),相信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这种“根本的不同”将会愈加明晰,值此“五四”七十五周年之际,我想我们不能不有此自觉。 附带说一下,由于五四的题目太大,所以论者极易将其泛化,甚至以“化约论”的方式治之,这样一来,五四便脱出一个具体历史情境中的事件,变成一个象征、铭文乃至一个“祭坛”了,所以我想极力避免这一点。 其实,五四的一个缺点,正在于对待事物的“泛化”的或“化约”的方式,它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又抽象地混淆了它们,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我们总算能够看到这些问题的不同,由于这些问题很多,限于篇幅,本文只能择其与文化及文学相近的两点加以简短说明。     

关于“市民社会”若干问题的思考

“市民社会”问题的提出,是理论界对改革开放的深层次思考。随着这一“盲点”逐渐成为“热点”,有必要对一些重要的理论加以阐释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