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汉语翻译中语内翻译向语际翻译的转换

在英汉语翻译中,要达到”信、达、雅”这一翻译标准,译者必须对原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进行相应的转换,以便让目的语读者最大限度地领略到原文作者的本意,为此,首先须在语际翻译中融入语内翻译这一过程,实现语内翻译向语际翻译的过渡。     

翻译伦理下汉语典籍英译的译者主体性

译者是汉语典籍英译的主体,其主体性的发挥对译作有重要影响.翻译伦理的回归为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提供了规范依据.以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为基础,以《醒世恒言》的英译本为例,从再现伦理模式、服务伦理模式、交际伦理模式三个方面分析如何正确发挥译者主体性,为汉语典籍英译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中国阐释学"义理与典籍翻译中的多元阐译

从中国本土阐释学资源中选取诸多义理对典籍翻译的多元阐译现象进行解释,发现中国阐释学思想对该现象具有充分的解释力,其中境域论论证了典籍翻译中的多元阐译是译者受其最切近层次境域所产生张力的产物,“原意”和“用心”论说明了文本意义的相对性和确定性,文本的“用心”可被视为翻译阐释的“知识”之界,而“虚心”论则可视为“德性”之界,典籍翻译中双重阐释之界的提出应和了中国两轮哲学的传统。     

《道德经》首章中的以讹传讹——从“无”与“有”看译者的唯多数是从

作为中国的经典著作,《道德经》吸引着众多中外学者对其进行新的阐释。由于此典籍语言的晦涩、句法的模糊,决定其翻译需经由今译与英译两个过程。此典籍今译中的错误必然导致英译中的误译。《道德经》首章今译时在断句方面产生了讹误。“无”与“有”是老子的哲学范畴,文中推翻了以“无名”、“有名”和“无欲”、“有欲”为读的理由,并且论述了造成这种以讹传讹现象的主观原因。     

语际翻译与文化翻译——兼论中国传统典籍翻译策略

语际翻译不只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只有深谙的语和原语两种文化的译者,才能在译文中准确地表达出原语的文化意蕴。就中国传统典籍的对外翻译而言,只有交互使用异化和归化两种翻译方法,更多地保留中国文化的色彩,才能使世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准确而全面的认识。     

中国典籍翻译与研究的现状、研究问题及未来展望

中国典籍翻译的现状是研究者多,成果多,但创新少.“四书”、“五经”翻译研究的多,其他典籍少.民族典籍翻译与研究蓬勃发展.需要研究的问题有以下四方面：思想类典籍需要新的切入角度,文学类典籍需要研究文学性,典籍翻译史急需梳理,对外传播要有新的路径.因此,在未来的翻译与研究实践中,国内外翻译家和翻译研究人员应多沟通、多交流,进一步厘清译者、读者之间的关系,多借鉴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模式,拓展对“大中华文库”的研究,多建翻译团队.     

主位推进作为英-汉翻译单位的可行性

英语是“形合”特征明显的语言,而汉语是“意合”明显突出的语言。在英-汉翻译中,两种语言在信息结构上的差异,往往给翻译中的理解和转换造成了许多障碍,而以主位推进为英-汉翻译的单位,不仅从理论上为英-汉翻译单位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而且在实践上有益于译者,特别是以汉语为母语的译者,正确地解读和分析英语语篇,并有效地进行翻译转换,生成自然、流畅的汉语语篇。     

外译中，非外译“外”——避免文学作品英译汉中的“洋腔洋调”

文学翻译是一种语言文字的艺术,是艺术的再创作。在文学作品英译汉的过程中,译者不但要精通英语,还要具有深厚的汉语功底,明白两种语言文化之间存在的种种差异。如果翻译的时候译者过多地受制于原文,对原文亦步亦趋,不但不能“忠实”于原文,还会出现“翻译腔”。针对这一现象,同时结合《傲慢与偏见》两个中文译本中的一些典型例句加以分析,希望对从事文学翻译的译者能有所启迪。     

历史典籍英译的“深度描写”研究——以倪豪士英译《史记》为例

“深度描写”是人类学中普遍使用的强调细节描写和阐释的研究方法,而“深度翻译”是“深度描写”在翻译中的直接体现。本文以倪豪士英译《史记》为例,对作为“深度描写”的翻译研究涵盖的四个层次:翻译事件本身、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决策和社会文化语境、对本研究的反思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深度描写”的翻译方法对中国历史典籍的外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翻译文学中文艺语体词的描述性研究

中西文风不同,英语文风质朴,汉语文风绚丽。汉语文艺语体词在文学翻译作品中高频率地使用,对译文绚丽风格的形成有很大影响。译者在翻译中使用文艺语体词,主要是出于对英汉两种语言民族风格差异的敏感和对汉语读者审美情趣的考量。     

纵观翻译历史,看意识形态之影响渗透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交际行为,从古代的佛经翻译一直到当今的诗歌翻译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渗透,本文通过对不同时代杰出译者进行详细分析,以窥探意识形态在不同时代中其不同渗透效果为目的,从而揭示出意识形态在中国漫长的典籍翻译中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化语境与语篇翻译

语篇是一个相对完整和独立的语义整体。语篇翻译的成功与否受诸多因素影响,尤其是文化因素。在语篇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要确立语篇意识,把它置于文化语境中去理解、去思考,才能“忠实”地再现原文内容和文化信息。语篇翻译即是文化翻译。     

文化翻译视角下译者主体性的“诗性”解读与“灵性”互动研究——以葛浩文《尘埃落定》英译本为例

文化翻译观强调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时不仅要关注语言文字层面,而且要发掘语言表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文化本质。译者根据自身文化背景和知识储备理解原文本的“诗性”内容,并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着重展现译者与文本之间互动的“灵性”特征,从而全面彰显译者的主体性。本文着重探讨了葛浩文的《尘埃落定》英译本,从中寻求译者主体性的体现方式,以期为中国典籍外译和文化交流提供借鉴。     

《茶经》文化内涵翻译的“得”与“失”--以 Francis Ross Carpenter 英译本为例

陆羽撰写的《茶经》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典籍,其英译本对中国茶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具有极大的价值。从典籍文化翻译的视角,重点考察美国译者 Francis Ross Carpenter 的《茶经》英译本中关于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翻译效果,并对译者英译过程中准确再现原语负载的文化内涵方面存在的得与失进行综合评价,为茶典籍翻译实践提供借鉴,以促进中国茶文化的有效译介和传播。     

文本类型理论视角下《梦溪笔谈》英译策略研究

2011年,由王宏教授主持翻译的《梦溪笔谈》在英国帕斯国际出版社（PathsInternationalLtd．）成功出版,这是中国译者在中国典籍对外传译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梦溪笔谈》属于复合文本类型。基于德国功能主义学派代表人物赖斯的翻译类型学和“文本内容决定文本形式”的理论以及诺德的翻译过程基本类型理论,通过具体实例对《梦溪笔谈》中不同文本类型的翻译策略进行详细分析,提出需要针对典籍科技不同文本类型、不同条目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     

谈翻译中语篇结构的归化

英汉语语篇结构存在诸多的差异 ,这些差异体现和反映了英汉民族思维模式和语言文化的不同。对翻译文本进行语篇分析是翻译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不同语言间语篇结构的差异也是译者需要慎重处理的。归化是在翻译中译者处理文化差异的方法之一 ,也是处理语篇结构差异的重要手段。译者无论是翻译应用文体还是文学文本 ,都不免对其语篇结构进行归化处理 ,而翻译中语篇结构的归化程度取决于译文读者的需求     

学术研究型深度翻译：姜永琳《大明律》英译研究

《大明律》英译本融严谨的学术研究与精准的译文呈现为一体。译者姜永琳注重学术研究,采用深度翻译策略,通过音译补偿、序号划分、互文指引、语义补足、概念阐释等方式丰富主文本译文,通过副文本提供知识铺垫与学术延伸,实现了多维度翻译中国法律典籍、阐释传统法律文化的功能,凸显出译者希冀还原《大明律》原貌,并借此促进中西方人士跨法系、跨文化交流互鉴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译者深而有“度”、研译互促的翻译策略对中国法律典籍的对外译介有着积极的启示。     

典籍翻译研究的译者主体探索——《孙子兵法》译本个案研究

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深入,将中国经典文化介绍到西方世界的典籍翻译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以译者主体性为研究角度,对《孙子兵法》这部军事领域的重要著作进行个案研究。《孙子兵法》自1772年被首次介绍到西方社会,它已经被翻译成了十多种文字。在近一百年中,中外译者出版了大约有十五个不同的译本。本文所选择的两个英文文本分别是由翟理斯和中国译者林戊荪所著的。经对比译文本,发现了其各具特色。对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后,本文认为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发挥其主体性作用,在选择文本、阐释文本、制定翻译策略原则,以及确定译文语言的表达形式和技巧这四个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作者期望借助译者主体性的理论视野,对于《孙子兵法》的译文的分析能够做到具有科学性、逻辑性,并能反映出各译文的特点论明翻译中的内涵及其原因。     

典籍翻译中方位文化意象的翻译策略考辩——以许渊冲英译《楚辞》为例

意象作为中国典籍作品中一项重要的文化元素,广泛存在于古诗词中,而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却给典籍翻译带来不少的障碍。在对《楚辞》中的41对方位文化意象进行考察时发现,译者在处理方位文化意象时,在灵活使用多种翻译策略的同时,更倾向于使用同化策略以避免文化意象的亏损和缺失。通过对汉语和英语中方位文化意象的对比分析发现,汉语文化圈和英语文化圈对方位文化意象的共同理解,是使用同化策略并最大程度避免方位文化意象在译语中亏损和缺失现象的基础。笔者建议:不同文化圈对方位文化意象没有共同认知的情况下,译者使用"异化+归化"的翻译策略以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要尽可能避免使用淡化策略以避免方位文化意象的空缺和迷失。     

典籍翻译的伦理研究视角——以《道德经》中“水”的翻译为例

典籍翻译在文化传播方面有着极为严谨的伦理需求。作为中国典籍的重要代表,《道德经》的文化精神与哲理智慧弥足珍贵。在社会化的翻译活动中,译者必须以一定伦理准则为导向。从翻译伦理的视角,分析如何在《道德经》英译本中有效地传递"水"所喻指的文化意象,试图以译者的伦理价值取向为出发点,讨论如何将翻译伦理模式用于指导具体翻译实践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