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推销员之死》两中译本看戏剧翻译的可表演性

关于戏剧翻译,尤其是以演出为目的的戏剧翻译的研究一直很少.主要原因在于戏剧文本的双重性,一是可以被视作是一部文学作品,二是可以作为舞台演出的一重要部分.本文从<推销员之死>两中译本为个案作为研究,对戏剧语言翻译从多角度作出探讨.     

对戏剧翻译中动态表演性原则的反思

巴斯奈特指出动态表演性原则是以演出为指向的戏剧翻译原则,其实质与改编和改译相似,因此不宜再被用于戏剧翻译中.巴斯奈特认为戏剧翻译研究若要有所突破,需要解决翻译与剧本和演出的关系,以及译文“忠实”这两个核心问题.本文在对动态表演性原则进行反思后发现,剧本是戏剧翻译的对象,戏剧情境的迻译能够保证翻译的同一性.     

会话含义与戏剧对白翻译——以王佐良与巴恩斯合译的《雷雨》为例

作为翻译理论研究中最复杂并且最容易被忽视的领域,戏剧翻译研究在近年来已引起不少研究者的重视,研究角度也逐渐趋于多样化。文章将语用学中的会话含义理论引入到戏剧翻译研究中,通过分析《雷雨》英译本中戏剧对白翻译的成功例子,探讨了译者在译文中通过直译、类比替换、句式转换、文内增译的具体策略来尽量保留原作戏剧对白中的会话含义,使目的语观众在理解的基础上获得与原语观众相同的艺术享受。     

论巴斯奈特的戏剧翻译观

本文梳理了巴斯奈特前后矛盾的戏剧翻译观。1985年之前她受到戏剧符号学研究的影响,重新审视戏剧翻译,认为戏剧翻译的评价标准是“可表演性”。然而,1985年之后,她又推翻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戏剧翻译者应该着重研究戏剧文本中的语言和副语言成份,而不是空洞的、缺乏定义的“可表演性”。对此,作者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     

戏剧演出的“非特有”媒介属性

戏剧演出媒介不是特意为演出而存在的,即戏剧演出的媒介具有“非特有性”,它指演出的文本符号载体与人们日常生活经验中所用之物没有什么不同,其非特有性的形成与展示框架有关,即展示框架是身体以及日常物品转换成了演示媒介的前提条件。这使得戏剧演出所用的媒介体现了它从物(事)到符号(物-符号)、从“寻常”到“特用”的转换过程,而这一转变使得演出媒介带上了“表情”,形成了“统一场”,进而影响符号文本的意义生成。     

浅谈戏剧翻译之难事及对策

通过对戏剧的功能、对象、语言特点等方面的分析,指出戏剧翻译与其他文体翻译有诸多不同之处.在归纳讨论目前翻译领域有关翻译标准的基础上,提出戏剧翻译的参考标准.认为戏剧翻译的诸多难事可归为两类,即句法层面和文化层面上两大类难事,并佐以实例归纳出戏剧翻译之相关可行对策.     

《吾国至上》中的戏剧策略与文化殖民

《吾国至上》是英国当代女剧作家丁布莱克·韦藤贝克的著名代表作。该剧以“剧中剧”的元戏剧形式讲述了流放到澳大利亚的英国囚犯在的拉尔夫·克拉克少尉的指导下排演乔治·法夸尔的喜剧《招兵官》的故事。在该剧中，戏剧策略表面上体现了对囚犯的解放和救赎，但本质上却是一种复杂和隐匿的文化殖民形式。本文从该剧中戏剧启蒙对等级身份的预设、戏剧生产对殖民他者的规训和同化以及戏剧艺术对英帝国性认同的建构三个方面入手，论证了戏剧策略仍归属霸权文化的殖民话语。      

目的论视角下的《茶馆》特色文化翻译对比研究

戏剧文本具有双重性——可读性和可表演性。这使得戏剧翻译不同于其他文学体裁的翻译,变得相当复杂。同时,相较于其它翻译领域,时下对于戏剧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显得相对较少。故本文通过《茶馆》及其两个英译本对比研究,从目的论的角度探讨戏剧文本中文化因素的处理及其动因,以期对戏剧翻译实践方法技巧有进一步的了解和把握。     

略论"五四"时期外国戏剧的翻译

“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启蒙运动和新文学的迫切需求,文学翻译得到高度重视,戏剧翻译当属其中,并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达到了启蒙民众、救国救民的目的,也丰富了对戏剧体裁的掌握。五四时期戏剧翻译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既包括当时进步知识分子追求民主自由等观念的政治背景,又包括一定的文化背景,即中国文化、文学、文学观念均处于转型期,对戏剧翻译的需求应运而生。“五四”时期戏剧翻译的主要特点有：作家在翻译外国作品时均采取了颇为“自由”的翻译手法;他们所选取的外国作品主要以浪漫主义为取向;这一时期的作品均取自西方一流文学大师的作品。“五四”时期外国戏剧的翻译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意义,无论从艺术形式或思想内容而言,中国现代剧作家的戏剧都从翻译中获得了创作灵感,并将这一外来影响和本土创作结合起来,从而奠定了自己的创作道路。     

论巴斯内特戏剧翻译思想之嬗变

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是英国当代翻译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翻译思想以文化翻译观著称,在普遍翻译理论研究方面影响极大。巴斯内特也是戏剧翻译理论研究的先驱,其戏剧翻译思想经历了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颇具研究价值。本文力争透彻地分析     

现实性与诗性的移植——戏剧对话翻译初探

戏剧语言的灵魂全在于对话 ,而戏剧对话提炼于现实生活 (具有现实性 ) ,又具有诗的特性 (具有诗性 )。因此 ,对戏剧对话的翻译 ,主要是对原剧语言的现实性与诗性的移植过程。通过对一些译例的分析和比较 ,我们可以看出戏剧对话的“现实性”的两个层面和诗性的三个层面在翻译中如何得到实现     

传播“修辞学”与广告符号的运用

本文是引进西方当代传播研究成果进行广告符号分析的一次尝试。文章借鉴肯尼斯·博克的“戏剧五要素分析法”,对上海“别克”轿车的一条电视广告进行了分析,进而在较为广阔的哲学社会科学背景上探讨了电视广告的符号运用及其规律。     

译者“目的性”与戏剧翻译中的“功能对等”

戏剧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在东西方都有着深远的历史传承,但作为文学翻译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戏剧翻译的地位略亚于小说和诗歌翻译,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长期以来,批评界主要运用奈迭的“功能对等”理论,从强调读者的角度评价戏剧翻译而忽视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持“目的”对翻译结果的影响,运用“功能目的”理论,将戏剧文学读者分为两个不同的读者群,结合戏剧审美心理,对奈达“功能对等”理论在戏剧翻译批评中的不足做一浅层探讨。     

戏剧翻译中的编译现象及其原因

戏剧翻译实践中常常看到一些译者在翻译时并未遵从传统的翻译理论,而进行了大胆编译（删除或增加某些内容）。从语用学理论和戏剧语言的特点出发,通过对戏剧翻译中的一些实例分析,认为戏剧语言的特点、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以及戏剧对舞台直接效果的追求,使得传统的翻译标准和翻译方法有时在戏剧翻译时失效,而编译则在此领域有用武之地。     

语用翻译对戏剧翻译的适用性

戏剧的二重性决定了戏剧语言的特点：口语化,动作化,性格化,含蓄化和富于修辞。奈达曾经说过：翻译就是翻译意义。戏剧翻译尤其如此,舞台演出的即时性,视听性和无注性决定了观众对戏剧意义的即刻理解。在戏剧翻译过程中,为了让译文接受者和原文接受者获得同样的反应,首先要保持语用对等。本文从言语行为理论、含意理论、语境理论三个方面论证了语用学理论与戏剧语言的相关性及语用翻译对戏剧翻译的适用性,希望对戏剧翻译有所启示。     

符号翻译与英汉双语语言符号的转换

符号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翻译具有其优越性,它跨出了纯语言的范畴,将整个语际交换置于更加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文章试图将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应用于英汉语言符号的转换过程中,以此探讨符号翻译中双语转换的过程,同时加深人们对翻译跨学科性的认识。     

戏剧独白和对白中语用预设的翻译

语用预设与百科知识以及语言使用者的风俗、信仰等文化因素息息相关.在戏剧翻译中,语用预设显在地制约着观众(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在<上帝的宠儿>、<茶馆>中,译者在戏剧独白和戏剧对白的翻译中创造、移植或突显语用预设,以保障戏剧语言内交流与外交流的通畅,从而使观众(读者)获得欣赏文学作品的乐趣.     

对中国朝鲜族戏剧发展的几点思考

中国朝鲜族戏剧的创立和发展,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当前,许多民族艺术面临萎缩乃至危机。朝鲜族戏剧为了更好地适应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需要,应在普及朝鲜族戏剧教育、开拓朝鲜族戏剧新市场、改革朝鲜族戏剧体制方面进行大胆的创新,可以从戏剧学、教育学、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朝鲜族戏剧,探讨朝鲜族戏剧发展新途径。     

英语戏剧作品中被动语态的汉译——以《卖花女》汉译为例

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文本,戏剧文本兼有日常口语和书面语言的双重特点。通过对比《卖花女》林语堂译文和杨宪益译文中被动语态的翻译策略,发现戏剧中被动语态的翻译策略的选择与英汉被动语态的句法、语义差异以及文本类型等因素有关。戏剧文本被动语态的翻译策略选择影响着文本的流畅性与可读性,甚至影响戏剧的舞台化展现。     

王尔德的中国译者和知音：田汉

田汉对外国文学的大胆接受和译介密不可分。在五四呼唤“戏剧改良”的运动中,王尔德及其唯美主义戏剧的代表作《莎乐美》走上了中国现代戏剧舞台,并掀起了一股不小的“唯美”旋风。《莎乐美》对田汉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他不仅要做该剧的译介者,而且更要将从中采撷的营养用于自身戏剧艺术的探索和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