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管理失灵的衍生机理及化解路径

风险社会形态下的频发公共危机打破了政府常态的公共管理秩序,而要对频发公共危机进行有效治理就必须树立"偶发危机"和"过程危机"的二分思维。在这一危机二分思维的逻辑指引下,政府的公共危机治理往往能切中要害、进退有序。"过程危机"与"偶发危机"相比,前者可以把系统的危机发展趋势与系统的特征联系起来,不必把危机看成是偶然发生的灾难性事件,同时它也更侧重于研究由于系统本身所引起的危机。基于这一思维革新,"过程危机"治理就必须将公共危机治理更多落实到政府体制、市场体制和社会体制的创新上。无论是政府体制创新,还是市场体制和社会体制创新都存在巨大的复杂性,难以一蹴而就。面对体制变革的滞后性,就必须针对"偶发危机"特性进行相应的基本机制建构,主要包括:预警机制、合作机制和沟通机制。     

政府公共管理与发展模式创新——以无锡30年政府管理职能转变为例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自动机制和政府调控机制相互影响、缺一不可。任何发展模式的生成和发展,都离不开政府公共管理和治理模式的创新。30年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了发展方式转变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迫切要求创新政府管理模式。无锡以其生动而丰富的实践,深入推进由"政治统治型政府"向"经济建设型政府",进而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根本转变,不断丰富和拓展中国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     

公共产权视角下政府资产治理问题研究

根据公共产权理论,人民是政府资产的终极所有者,各级政府是多层次代理人。为确保政府遵照委托人最优利益并实现政府资产效能和公共价值最大化,政府资产治理应在国家治理框架下循着受托责任链条进行。政府资产治理是为了实现政府资产的长期公共价值和减低代理成本而设置的一系列机制,强调善治、战略、绩效、权力制衡、约束和监督、引入市场和激励机制等。理论研究和实践表明,集成治理和政府资产管理越来越重要。我国当前政府资产管理存在严重的问题和漏洞,不利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基于公共产权逐层分解、以受托责任和善治原则为核心构建的政府资产治理框架,让公众、人大和监管者、各级各类政府单位和公职人员、政府审计机关、非政府组织、媒体等利益相关者基于不同的责任参与政府资产管理事务,使得政府资产管理"网络化"为政府资产治理,以立体化、全方位的途径实现政府资产善治,但各种政府资产治理机制需要主动发掘和培育。     

农民工“市民化”视角下的社区公共决策研究

农民工作为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的可持续性推动者,在参与社区公共决策上具有坚实的合法性基础。当前,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下,农民工的社区公共决策参与有所突破,但是也面临着一系列的践行困境。因此,必须推动顶层设计,创设农民工社区参与制度;加强基层实践,发挥基层社区党组织在公共决策过程中的组织与协调作用,发挥政府构建公共决策落实机制与监督体系的基础性、引导性作用;积极培育社区成员的协商精神和公共理性。借助农民工参与社区公共决策的发展促进其"市民化"进程。     

公共危机问责:风险治理制度化的重要维度

正值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各种公共危机频发,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公众的安全。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政府必须担负起公共危机的治理责任。因此,政府迫切需要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寻求机制创新,以不断提升公共危机治理能力,构建公共危机问责机制正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基于风险社会的时代语境,通过对公共危机进行理论界定与类型梳理,提出两种主要的公共危机类型:诱发性危机和内源性危机。回顾各类公共危机事件发现,近年来重大的诱发性危机有所减少但仍不可小觑,而内源性危机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据此,提出了官员问责和体制问责两种公共危机问责模式,以便更有针对性地应对不同类型的公共危机,实现公共危机治理的"善治"发展。     

机理探析与理性调适:公共治理理论及其对我国治理实践的启示

公共治理理论是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里程碑,是克服"公地悲剧"和"囚徒困境"的有益尝试,被认为是新时代条件下对治理机制的"重新发现"。通过文献归纳和逻辑梳理可以发现,治理危机的频现、治理环境的复杂和市民社会的成熟是公共治理理论产生的主要动因;通过公共参与突显治理价值、通过协商合作建立治理结构、通过制度规则巩固治理体系是其内在逻辑;构建主体参与机制、制度网络机制、协调合作机制和责任追溯机制是实现公共治理之道。就我国治理实践而言,需要扬弃治理文化、培育公民社会和确定治理指标,结合具体语境和实践环境进行创新调适,避免多方劣势叠加效应和治理执行阻滞。     

公共治理与和谐社会构建

社会是否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行政模式选择,而公共治理模式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来说,是一项较为合适的途径选择.我国应结合自身的实际状况对西方公共治理理论加以借鉴,转变行政模式.其中,着重要做的包括以下四点: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发展公民社会,大力培育和发展各种公民社会和市场组织;建立和完善公共治理机制;维护政府权威,确保其合法性.     

权威式整合——以杭州市政府公共管理创新实践为例

为应对改革开放带来的多元化挑战,杭州市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实践,创造出一种新型的公共治理机制——权威式整合,即政府依托其绝对主导地位,对社会中的多元主体、机制和资源进行整合,以实现区域与国家的整体发展。"权威式整合"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政府管理模式和西方主流的公共管理模式,是适用于整个中国的新型公共治理模式。     

公共治理视角下弱势群体话语权的保护

公共治理,意味着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社会组织和个人也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在当前的治理过程中,我国弱势群体话语权制度保障不健全、话语权社会载体不力、话语的正当渠道不畅,进而制约了公共治理的实现。切实保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需从四个方面入手:创新社会管理理念,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公共治理机制,协调利益矛盾;完善多中心治理,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加强弱势群体主体意识教育,提高其政治参与积极性。     

食品安全市场监管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食品安全是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要部分.它既具有经济属性,又具有公共属性.强化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监管成为食品安全的重要保障.监管职能的分散、监管职责的不明晰,容易产生食品安全市场监管领域的"反公用地悲剧";同时政府作为监管主体,具有"经济人"特性,必然出现政府监管失灵、低效问题,导致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社会成本增加.治理食品安全市场监管的失灵,需要整合各种监管资源和力量,培育和支持第三部门参与,加大食品违法成本;同时,建立消费者监管的利益驱动机制,提高消费者监管的动力.     

跨界公共物品的分类治理模式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跨界公共物品的数量激增而且供给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而跨界公共物品的分类治理模式目的在于解决此问题。跨界公共物品的分类治理模式不仅有利于打破目前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瓶颈,促进地方政府合作的扩展和深入,还可以有效地回应跨界公共需求。按照产生根源将跨界公共物品划分为行政边界性公共物品、跨界再分配性公共物品与跨界规制性公共物品,理清3种类型跨界公共物品的基本内涵与特征,进而比较行政边界性公共物品、跨界再分配性公共物品与跨界规制性公共物品产生的治理目标、治理主体间关系及治理工具。由此总结归纳出跨界公共物品分类治理模式的内在规律,即治理目标为应对区域市场的内在缺陷,治理主体为中央政府引导下的多元化中心,治理工具为中央绩效考核政策引导下的创新性区域公共政策。     

试论公共财政与政府会计的关系

公共财政和政府会计因公共受托责任而联系起来。公共财政的职能本质上是政府要承担的公共责任,而政府会计就是对公共受托责任完成过程及其结果的认定、计量和报告。完善的政府会计理论与实务、健全的公共财政职能都是良好的公共治理的关键因素。政府会计系统为公共财政管理提供的基础技术,政府会计提供的信息也为公共财政管理目标的实现服务。在我国,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必然要求改革现有政府会计体系,这是公共财政职能不断发展变化从而公共受托责任发展变化的要求,是建立良好的公共治理结构的要求,是完善公共财政管理的要求。     

公共管理视域下的公共治理:前沿与展望

从现实中的治理情境来看,政府主导的治理强调国家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国家治理在传统的行政管理基础上,更加强调公共领域的互动、政府对民众的回应与责任;精准扶贫政策细化的具体解决方案,是社会治理在扶贫领域的具体实践;网络治理是近年来我国公共治理所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在党和政府不断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和实践下,环境治理领域的理论和实践都有所突破.公共治理未来展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公共治理不断创新,提高行政效率改善公共服务.     

论非营利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作用

公共危机由于其与生俱来的突发性、紧迫性、危害性、不确定性及对社会影响的扩散性等特性,使以政府为中心的单一治理模式无力应对其挑战,以政府为主导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多中心治理模式下,政府要大力扶持非营利组织的发展,非营利组织也要加强自身建设,注重提高自身形象,树立社会公信力,通过实现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良性互动共同治理公共危机。     

官民协同治理视角下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创新与发展

官民协同治理代表了政府社会管理的发展取向,它要求政府与国民形成一种合作共事的关系,共同承担对社会公共管理事务的责任。但是,由于国民社会生活知识和素养的匮乏,以及长期以来国民管理主体地位的缺失,使得其对公共利益的期望日益淡化,国民中的不合作、不服从甚至对抗情绪滋长,使政府社会管理压力增大、效率下降、成本上升;传统的政府与国民之间"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两极"态势,严重影响到国民对于政府的认同意识和支持度。这些都反映出我国官民协同治理的社会基础还很薄弱。所以,从官民协同治理的角度看,促进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创新,需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公民权利体系;政府要切实端正其公共性角色;要培育多元化的社会自治主体,充分发挥其社会管理职能和作用,形成政府和社会良好互动的格局。     

试论公共财政与政府会计的关系

公共财政和政府会计因公共受托责任而联系起来。公共财政的职能本质上是政府要承担的公共责任，而政府会计就是对公共受托责任完成过程及其结果的认定、计量和报告。完善的政府会计理论与实务、健全的公共财政职能都是良好的公共治理的关键因素。政府会计系统为公共财政管理提供的基础技术，政府会计提供的信息也为公共财政管理目标的实现服务。在我国，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必然要求改革现有政府会计体系，这是公共财政职能不断发展变化从而公共受托责任发展变化的要求，是建立良好的公共治理结构的要求，是完善公共财政管理的要求。     

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跨界公共危机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其有效治理需要构建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性框架。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的多元行动主体具有不同的角色定位：政府是责任终极承担者，军队是巨灾应对中的突击者，企业是应急产品提供者，社会组织是重要补充者，公民是关键支持者等。同时，多元行动主体在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又具有不同的行动逻辑：政府为职责驱动与政绩追求，军队为军地平行关系下的合作驱动，企业为逐利导向下的社会责任担当，社会组织为公共价值驱动的自组织机制，公民为“经济人”理性与公共精神。多元行动主体不同的行动逻辑产生了不同的互动关系，主要涉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主体和公民等。遵循行动者网络构建的一般规律，从转译的不同阶段提出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构建的具体策略：在问题呈现阶段确立共同目标，在利益赋予阶段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在征召和动员阶段形成责任共同体。     

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公信力的缺失与重塑

政府公信力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有利于维护和改善政府形象;有利于民众认同政府的危机治理政策;有利于民众参与危机治理。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公信力缺失的原因是危机意识淡薄;危机处理方式失当;危机处理机构不健全;漠视民众的生命安全。在公共危机治理中重塑政府公信力应从建立健全危机预警机制、积极开展危机公关、完善行政问责制、构建政府与媒体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等方面入手。     

读《史记》,探讨政府治理问题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对于公众而言,政府组织行政效率低下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政府行为同样具有"经济人"特征,即政府组织及其官员出于"利己"本性,同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尽管"人性"使然而难以改变,但是通过政府治理过程,并在公众监督下逐渐改进政府行为,提高其行政效率还是可能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治理工作一直在积极进行中,但至今成效不甚明显。有关历史研究说明:在我国,政治改革滞后成为单纯制度建设难以提升政府绩效的深层原因,因此政府治理工作仍任重道远;实现合意的政府治理之根本途径是建立相应的政治保障机制、法规约束机制和道德自律机制;就目前我国政府治理状况而言,当务之急是建立一支能够道德自律的官员队伍。     

公共利益与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是实现公共利益的核心途径。公共利益在公共治理中具有的重大功能可以从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和文化四个方面得以体现。公共利益所反映的是,在多元社会的治理过程中,政府与利益相关者在利益和利益分配问题上所达成的共识。在公共治理的过程中,如何体现和实现公共利益,以下几个方面是重要的:公共治理是否尊重了人的尊严和保护了公民的权利;公共治理是否体现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弱势群体利益优先;公共治理是否超越了特殊利益集团、部门、地方和短期的利益;公共治理是否尊重了科学与理性;公共治理的过程是否开放和尊重了民意、遵循了正当程序和社会公认的伦理和道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