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中的“信”伦理与“信”制度

信伦理和信制度是在同一个问题的两个层，信伦理属于伦理道德的范畴，主要强调信伦理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信关系和诚实守信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信制度则属于现代社会制度建设的范畴，主要强调制度建设及其惩戒和规范作用，以限制和约束背信，欺诈等行为，两个层面都讲信，两个层面有机结合，应该是现代社会关系追求的目标。     

市场经济中的“信”伦理与“信”制度

信伦理和信制度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层面。信伦理属于伦理道德的范畴 ,主要强调信伦理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信关系和诚实守信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信制度则属于现代社会制度建设的范畴 ,主要强调制度建设及其惩戒和规范作用 ,以限制和约束背信、欺诈等行为。两个层面都讲信 ,两个层面有机结合 ,应该是现代社会关系追求的目标。     

再议译文的“信”

好的翻译首先应做到准确。本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如何才能做到准确地翻译。首先须通过语法分析和逻辑分析准确理解词义，同时还应增强对原所涉及到领域方面的专业知识；其次须用准确的目的语表达出原的内容，既要做到符合目的语的语法结构，有须符合其表达习惯；最后须认真做好校对。     

儒道之“信”探微

春秋初“信”为祝史职守之“道”。春秋末老子、孔子共同开启中国哲学“信”范畴的历史篇章。“信”范畴在道家有一个从“无为之信”到“逍遥之信”的演变,在儒家则有一个从“仁信”到“诚信”的演变。老子“无为之信”作为一种言说道德,以“言由乎道”或“言法自然”为本质特征;庄子将老子政治哲学的“无为之信”发展为处世哲学的“逍遥之信”。但两者均以“守中”“不辩”为共性特征。孔子之“信”属于“仁”范畴,为“仁爱之信”,其以“言必信”为体、“言不必信”为用,具有“信”的经常性与权变性辩证统一的特点,更以其立基于“智”的特点,与排斥“智”的道家老庄之“信”形成根本区别,又别于以“诚”为“天之道”的孟子之“信”和继承并发展了孟子“诚道”思想的荀子之“信”。孟子之“信”属于“诚”范畴,为“诚意之信”,是“仁”“义”“礼”“智”的共同根据。荀子之“信”作为具体表现“诚”的“信”,与“忠”处在同一层次,具有“诚意之信”与“实言之信”双重意义。虽然和孔子一样以“信”作为言说道德,但荀子更以“诚意之信”作为手工职业道德,是其区别于孔孟之“信”的一大思想特色。     

论“信”

“信”是主体自我确证和人与人、人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得以维系的重要道德范畴。吸收中外伦理学史中关于“信”德研究的优秀成果并赋予其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内容，以增强全社会的诚信观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条件。     

翻译中“信”与“各有千秋”之我见

自严复先生提出“信、达、雅”翻译三原则百余年来，此三原则一直在对我国的翻译工作起着指导作用。然而，“信、达、雅”自提出之日起，在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就三者是相提并论，还是以“信”为主，亦或根据翻译内容定主次，对此很多翻译工作者都有不同的解释。本文阐述了在“信、达、雅”三原则中，“信”是前提概念，是忠实于原文所具有的一切语言信息。所谓的译文的“各有千秋”，应当指译文的风格，而不应指译文本身。     

论“信”德

“信”是中国传统道德中重要的道德范畴，有其自身的形成、演变过程，在维持人际平衡与维护统治者统治方面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人应努力修养、实践“信”德，只有批判地继承“信”德，才能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奠定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     

从“信”的角度看翻译中的明晰化倾向

在翻译过程中不恰当地采用释义、阐述或增益的方法, 把原文中本来需要读者想象、推导才能领悟的隐含意义明示给读者, 这种明晰化翻译极大地损害了原文的韵味, 实际上是对原文的不信, 使读者无法象读原作那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翻译中的明晰化倾向主要表现在： １ 、释义明示, 语不尽意;２ 、越俎代庖, 添枝加叶; ３ 、弃形存义, 化隐为显; ４、附义于形, 画蛇添足; ５ 、熟典附义, 叠床架屋     

浅谈英文推销信的翻译

分析了英文推销信的文体,指出推销信的翻译要力求语言简洁、情感色彩浓厚,要求采用对称结构,注意文化差异,有时应采用意译方式表达文字内容,并应注意人称的表达.     

文学翻译中“信”与“美”的辩证统一

文学作品的个体性决定了其翻译文本必须要忠实于原文的内容美与形式美。文学翻译的艺术,是在各种要素之间取得平衡的艺术。成功的文学翻译,应该体现出“信”与“美”和谐的辩证统一的关系。译者应首先读透原文,理解它所包含的深意,而后要不断揣摩如何用目标语忠实再现原文的意境和内涵。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译者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注意原文信息的准确传达,即“信”;二是注意原作者的美学意图的充分体现,即“美”。要从准确度和可接受性来把握信息传递效果,能传达出原文的意境、情感和风格。如果不能传达,则应转换信息的表达方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信”“美”兼备。     

论"合会"的信任机制

作为国家正规金融组织之外的民间非正规金融互助组织——"合会",在乡土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功能。尽管缺乏国家正规金融制度的外在监控,但由于其成员结构不仅蕴含着亲缘性利他的社会生物学基础,而且,乡土社会所具有的"熟人社会"和"不流动性"的结构特征与传统社会的价值观等多位一体,构成了坚实的特殊信任,形成了具有本土化特色的信任文化。     

民事信托与商事信托区分之质疑

为了探究民事信托与商事信托之区分在我国的现实意义,文章归纳了民事信托与商事信托区分的不同标准并对其区分意义进行了分析,认为英国、美国、法国区分商事信托与传统的无偿信托,其意义主要在于对商事信托适用不同于传统信托法的规则。在我国这种区分并无实质意义,因为我国并无衡平法制度,所能移植的只有商事信托制度。对此,可以从信托目的、受托人、受益权、信托财产等方面塑造出符合现实需要的信托制度,而无需拘泥于英国、美国、法国中传统的无偿信托的规则与观念。     

关于在我国信托法中增设“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信托”一章的建议——对存在于这一章中的重要规定及其内容的构想

被增设于我国信托法中的"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信托"一章应当规定:社会保障基金为具有公益性质的事业单位法人且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信托以这种基金为委托人与受益人,这种信托的投资对象限于股票与金融资产,有资格担任这种信托的受托人的人限于信托投资公司与基金管理公司,这种信托的有关当事人负有分散投资义务与确保投资收益不低于法定的最低收益率的义务,对这种信托的国家监督适用存在于其他法律中的关于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的国家监督制度。     

卢曼“复杂性理论”辩证——兼论其信任观之内涵

卢曼基于信任而化解社会复杂性的论述具有科学主义特点,即他虽认识到社会存在的复杂性并提出通过建立“信任系统”来化解复杂性并简化社会生活,但他没有认识到社会的复杂性正是源于人自身的复杂性,因此他试图超越人自身而在纯理论的层面建构“系统化”的信任连续体——从“人格信任、系统信任到信任的信任”就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样他之“信任理论”就得之于思辩的精深却失之于具体社会生活的无关性,总之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社会生活过程的辩证存在与“复杂性”自身与人之间的辨证关系。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说明在现代社会中对“技术理性”的坚持必须与对“人文理性”的坚守相统一,顽固坚持“技术理性”就会再次陷入“理性崇拜”的老路上。     

建立信任,构建和谐

图书馆是一个服务机构,图书馆与读者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信任是合作的基础。从信任的概念、信任对图书馆的重要性出发,分析了读者对图书馆信任缺乏的表象,提出建立读者对图书馆信任,构建读者与图书馆和谐关系的建议。     

信任、契约与规制: 集群内企业间信任 机制动态变迁研究

集群内企业间的信任是集群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文章通过博弈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 :集群内企业间信任机制呈现从基于个人的信任向基于制度的信任的动态变迁过程。     

论信托公示--兼评我国《信托法》第10条

信托财产权的绝对性和独立性要求信托财产权的变动必须实行公示原则,以维护交易安全;信托行为的复合性决定了信托公示方式的二重性,信托财产的复合性又决定了信托公示方法的复杂性,不同的信托财产,必须采取不同的公示方式;为了兼顾“动”的安全与“静”的安全双重法律价值目标的实现,信托公示的效力应采对抗要件主义。我国《信托法》第10条的规定与上述原理相背,应当加以修改。     

信托合约的性质与功能反思

目前我国信托业的发展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其关键在于对信托的本质功能的认识存在着偏差。从信托合约的角度重新审视信托的本质和基本功能,从而为我国信托业的市场定位和发展方向提供理论依据。     

试办托拉斯始末

上世纪 60年代初到“文革”之前 ,我国试图借用西方托拉斯组织的管理经验来对新中国成立之初高度集中的工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在刘少奇的主持下 ,全国上下曾举办了大小几十个试点 ,也取得了一定的经验 ;由于“左”的思想干扰 ,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这一有益的尝试被迫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