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缘情——曾国藩诗歌初探

曾国藩一生于学问领域用功最多者是诗文,其诗文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曾国藩在<湖南文征序>里精确阐明:"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诸书而传诸世,称吾爱恶悲愉之情而缀辞以达之".他的情是地道的"爱恶悲愉",他的情强调了人的本性.消除了儒家气息.忧国忧民之情、思乡之情、兄弟之情、朋友之情渗透于曾氏的诗歌中.     

医务人员临床共情的作用及干预方法

临床共情是指医务人员理解患者的体验、需求和想法,与其进行沟通,并检验沟通准确性以提供治疗的能力。研究表明临床共情不仅会对患者和治疗效果产生影响,还会对医务人员自身产生双重作用。临床共情的各种干预方法效果有所差异,文章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相关原因及应对策略,提出未来临床共情研究应注重共情能力影响因素的探讨、临床实践培训、干预方法的优化以及个人差异和宏观环境对医务人员共情能力的影响。     

也谈《红楼梦》大旨谈情的审美内涵

“情”乃《红楼梦》美学构思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从五个方面阐述了曹雪芹“大旨不过谈情”的审美内涵。即“作者的痴情”、“书中人物的悲情”、“‘情不情’之‘情’”、“‘情情’之‘情’”、“世态人情之‘情’”。     

以“情”论“性”——孟子人性论思想新探

孟子人性论一方面对孔子人性论进行继承和重构式地拓展,使儒家人性论思想获得系统性发展;另一方面,又显示其独特性,即孟子从“情”出发对人的本质属性进行规定,而且其人性论思想体现为情理精神的特色。也正因为孟子以“情”论“性”,“情”在儒家道德哲学体系中的本体地位也随之确立。可以说,孟子以“情”论“性”的人性论思想显示出其独特的道德哲学意义,即孟子在人性论中对“情”的本体地位的确立,为儒家情理主义道德哲学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道德形而上的根据。     

郭店儒简的重“情”论

郭店儒简《性自命出》篇的重"情"观,代表了早期原始儒家关于心性思想的一大特色即"道始于情"。通过将郭店儒简"情与文相对待为义"与孔子"文质彬彬"的对照式考察,可以揭示出《性自命出》篇的"情",实际上源自于孔子"尚质"的传统,是孔子"仁"学中侧重于人心内在真性情的流露。这样把握郭店儒简的"情",不仅对深入揭示儒家早期心性思想的起源,而且还对正确解读先秦儒家的诸多原始文献,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脂评“情不情”与“情情”新解

“情不情”“情情”是情榜对宝黛二人具有结论性的评语。脂砚斋也认为宝玉有“情极之毒” ,此评不确 ,应予以辨正。因钗麝非宝玉情之所钟 ,而情之独钟是黛玉。弃钗麝为僧是宝玉的情极之变 ,亦是一种“情极之情” ,而非“情极之毒”。情不情的核心是儿女真情。宝玉对黛玉、晴雯之情就是天然情性去私净欲后的无瑕真情。“情不情”与“情情”不能分开 ,宝黛二人均可说是“情情”。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

情志产生于人与自然分离的时刻 ,最初天真的歌、乐、舞表达素朴的情志。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 ,情志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表达情志的诗乐的本质也自然随之发生变化。“诗言志”说是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 ,是上古社会诗乐礼三位一体的必然结果。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个体意识和审美意识的觉醒 ,产生了“诗缘情”说。在“言志”说的基础上 ,“缘情”说强调个体审美情志、以情含志。两说相互辉映 ,对中国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经》中的亲情

传统中国是一个非常注重亲情的社会,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很多作品表现了亲情的内容,如父母之情、同胞之情.古人已经认识到了亲情的重要价值,认识到了家庭和睦对社会发展、和谐不可或缺的作用.探讨<诗经>中的"亲情"问题,对我们当下的和谐社会建设无疑是有意义的.     

追求情的普遍意义──试论晚明思潮路向的转变

晚明时期一些思想家和艺术家倡导“唯情论”,试图通过情这一路径追求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这种趋向由李贽发起,在袁宏道审美观的演变过程中更趋明显,随后的汤显祖表现出对超越肉体的精神意义的情的渴望与追求,而冯梦龙则试图以主体的内在情感为道德规范的基础。这种种努力和探求,使得晚明思潮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路向的转变。     

感知共情：共情的第四维度探析

传统的共情研究将共情分为情感共情、认知共情和行动共情三个维度,并没有重点关注共情的获得方式。结合现象学和认知科学对于共情的研究,指出感知共情作为共情的第四个维度是其他三个维度的基础。感知共情的作用方式表现为：感知共情与行动共情互为协同,感知共情与认知共情互为渗透,感知共情作为共情整体的保障。四维共情内在关联的综合观摆脱了共情的分离观和一体观,解决了分离观的认知消耗以及一体观的他异性问题。     

中国古代文论中“情”与“理”的关系

针对贯穿于整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情与理的关系问题,采用宏观透视的方法,以中国文学批评历史作为背景,将有关情与理的关系论梳理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以理统情、以理灭情、以情抗理、情理兼容。这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文学的本质和特征。     

闲情赋"劝百而讽一"原因试探

自东汉后期至魏晋时期,以闲情为主题的赋都具有"劝百而讽一"的特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前人皆认为是由于"发乎情止乎礼仪"的礼教原则的束缚.然而事实上,汉末魏晋时代是一个儒学崩溃的时代,反礼教蔚然成风,士人普遍重情而又以理节情,这说明闲情赋的"劝百而讽一"并非是"以礼节情"的结果,而是个体生命的本能冲动与有利于个体生命存在的欲求内在冲突的表现.     

共情中的认知调节和情绪分享过程及其关系

共情是在区分自我和他人的基础上对他人情绪的体验和理解,共情既是一种人格特质,也是一种心理过程.共情的结构和功能是近年来发展心理学、比较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等多个领域的研究焦点之一.共情不是一个单维的心理结构,而是包含着自下而上的情绪分享过程和自上而下的认知调节过程.情绪分享过程是刺激驱动的自动化的过程,而认知调节过程会对情绪分享过程产生调节作用,两个过程既彼此独立又互相作用,以确保个体社会适应的灵活性.两个过程的不平衡可能会导致社会适应问题,甚至引发心理疾病.     

《世说新语》中“礼”与“情”的冲突与调和

《世说新语》是记载汉末至魏晋这一较长时期内士人言行的重要著作,其中对于＂礼＂、＂情＂本质的辩论不乏佳妙言说。魏晋士人越过汉儒视野而上溯周孔,＂礼＂的社会功能得到了逐步调整,并重新拾起对人性的内在品格的重视,大体上呈现了＂重礼扼情——越礼任情——纳礼于情＂这一脉络。     

共情的神经网络

共情是指个体在认识到自身产生的感受来源于他人的前提下,通过观察、想象或推断他人的情感而产生的与之同形的情感体验状态。共情的产生与多个脑区的参与有关,根据其作用的不同,可将它们分为核心情感系统、镜像神经系统以及心理理论系统。其中,核心情感系统通过与其他两个系统间的相互协作,形成了具身模仿共情及心理理论共情两种模式的神经网络。这两种神经网络通过横向和纵向的相互联系,构成了一个整体的共情神经网络系统。在未来的研究中,可能需要对共情神经网络的作用机制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拓展,深入探讨其调控机制问题,并努力将理论研究的结果应用于临床实践之中。     

论刘勰的“情采”观及其审美理想

刘勰处在“情采”审美意识已经形成的文艺自觉的时代,他在继承和糅合了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基础上,从自己的天道自然观出发,提出了既重情又重采的“情采”观。刘勰的“情”和“采”是一种辩证互动、互为表里的关系,各自有着深刻的审美内涵。刘勰情采并重的“情采”观铸就了他的情采并茂式的审美理想。这一审美理想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对外援助话语的共情修辞机制及效果探究

共情修辞可被视作推动国际传播的重要路径之一。中国对外援助话语包含了诸多共情修辞印记,契合了情感共情、认知共情和共情意动的共情逻辑,经历了从文化认同到情感认同再到理念认同的过程。研究发现,在共情效果方面,受众与修辞者的共情水平并未表现出一致性,相反,面对修辞者持续高水平的共情,受众情感呈现出周期性波动。受国际话语博弈和“泛媒化”景观的影响,援助国和受援国在修辞者和受众的身份中呈现出复杂的多样性,带动了修辞传播中共情效果的折变。在对外援助语境下,内化共情修辞机制的话语体系建设是实现外部认同和提升援助效果的关键。     

中国诗学的情感本体论

中国诗学贯穿着一条主体性原则 ,它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言志”、“主气”、“缘情”三个阶段。其中“缘情”论历时千余年 ,成为中国诗论的主导思潮 ,由此形成中国诗学的情感本体论。这一学说强调 ,在主体诸因素的综合——“心”之中 ,情感占有根本的、核心的地位 ,抽象的思理不能脱离情感而存在 ;情感是推进想象与构思的动力 ,以情写景 ,以情造景 ,艺术形象是从属于情感的抒发的     

客家山歌“情誓”与“情咒”考

“情誓”与“情咒”是民间歌谣中表达爱情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考察中外民歌和客家山歌的一些个案 ,分别探析了“情誓”与“情咒”的不同表现形态、潜在心理、文化内涵、相互影响以及历史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