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诗歌创作三论

隋炀帝的诗歌创作虽然数量不算多,但他的文学实践对于隋唐的文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隋炀帝的诗歌表现出了隋炀帝“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的政治志向、“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南北融通的文化精神及其对诗歌创作传统的积极选择与继承的文学思想。隋炀帝对文学传统的选择是积极全面的,他的诗歌创作实践及其文学思想对于促进隋唐时期诗风的南北融通具有重要的历史贡献。     

盛唐之音形成的审美契机

文学是一定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映，在其创作过程中特定的自然景观与人文环境，也会通过作家的审美而对共产生深刻的影响。隋唐以前，中国经历了三百馀年的南北政权对峙时期，政治的分裂与军事的对抗，使南北地区文学创作处于隔离封闭状态，双方各自强化并发展了本地域的审美林征：北地崇阳刚之气，南方尚阴柔之风。隋朝年祚较短，而由唐王朝巩固并发展了政治统一的局面，从而使南北文学各自强化发展的两种审美风尚渐趋融合。总的来说，盛唐诗歌融南北双方发展到极致的两种美于一体，以刚健质实为其骨，以柔婉华丽为其联，两者相依互补，形成了盛唐之音的主旋律。     

论南北文化交融背景下的隋炀帝诗歌

隋朝的建立 ,加快了南北朝后期业已开始的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进程。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 ,作为南北朝诗向唐诗演进的过渡性阶段 ,隋代的诗歌带有鲜明的南北诗风融合的倾向。其中以帝王之尊而为诗坛领袖的隋炀帝杨广的创作 ,更是南北诗风融合的典型。其人兼受南北两方文化精神的熏陶、濡染 ,其诗则兼有北方诗歌的贞刚质朴与南方诗歌的清绮纤丽。     

论“文贵形似”的诗学意义

刘宋、齐梁诗歌创作中的"文贵形似"倾向,体现了对诗歌客观逼真地描绘事物外在色彩、形状、姿态的重视,也即对诗歌绘画美的自觉追求,意味着诗歌本质观和抒情方式的重大改变.由于那些精妙的"形似之言"往往就是"传神"之笔,所以"文贵形似"就不仅仅是对"形似"的看重,还意味着对"传神"的追求.这一诗学现在诗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唐宋时代的經学思想—經典釋文、十三經正义等書所表現的思想体系

(一)引言自西汉以后,經学上有今古之分;自魏晉以后,經学上有南北之分;到隋唐时代,因为統一了南北,于是經学上的南北分別在表面上泯沒了,而今古学的歧異也以一个新的面貌出現。今文經学是儒家思想发展中的一个流派,它是齐学和魯学的宗傅,魯学本以子思、孟子为大宗,思孟学派是盛唱五行的,发展变为鄒衍的阴阳五行学,于是与齐学     

专精与通识:岑仲勉隋唐史研究的特色

岑仲勉治学领域广泛,成就卓著,而于隋唐史研究用力最勤,创获亦丰。他重视研究有关隋唐两代的重大史事,在"关陇集团"、两税法、牛李党争、府兵制、均田制等问题上均能做到史料翔实、考辨精审,于广征博引中剖析众家之说,然后创辟新解。其《隋唐史》虽为断代之作,但不囿于体例之限,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上均贯穿着通识眼光,反映了岑氏论史的卓识。新中国成立后,岑仲勉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努力使之与隋唐史研究相结合,从而使其学术研究臻于新境。发掘与总结岑仲勉隋唐史研究的成就,不仅有利于考察新历史考证学者治学路径的演变,而且对于继承先哲学术遗产、创新隋唐史学科发展亦大有裨益。     

三教并举状况下的隋唐儒学发展脉络

以三教并举为特征的隋唐时代,佛、道二教彰显出极大的影响力,以致遮蔽了儒学的光芒。历来治隋唐思想史者多以佛学为重点,对此时期儒学的发展有所忽略,研究成果较为欠缺。但是事实上此时期的儒学有其自身特征,且从文中子"三教可一"说到韩昌黎"传道"说,构成了应对佛、道二教的儒学自身发展脉络。外之则与隋唐政治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内之则表明了从经学向子学过渡以及理论化趋向的儒学新形态的萌生。     

李贺诗歌的结构艺术

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的,一向少谈结构问题。究其原因,可能一是古代诗歌体制小,篇幅短,少有鸿篇钜制,尤其缺乏长篇叙事之作,因而结构问题并不显得突出。二是自隋唐以来,近体诗蓬勃发展,占了诗创作的主流,而以律诗和绝句为标志的近体诗,既已形成陈陈相因、固定不变的超稳定结构模式,其所谓结构艺术自然也就引不起研究者们的兴趣了。     

隋唐美术理论的形态特征及其理论建树（上）

隋唐美术理论的形态特征及其理论建树（上）廖国伟隋唐两代，文艺的繁荣昌盛已为历代史家所公认，诗歌、绘画、雕塑、书法、文论等一切文学艺术在唐代都得到极大的发展，所谓“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艺，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     

顾城诗歌的意象之域与“谣曲”风味

顾城诗歌既承中国意象诗之传统,又融现代西方诗歌之理念,其诗歌的意象之域具有独特性,其意象种类之丰富,组合之奇妙,意味之多义,都可以说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一个高峰。虽然顾城并没有刻意于诗歌的韵律,但由于其取自于大自然的意象和萌于童心的天然韵律,所以其诗歌一方面具有自然情感的内在节奏,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民间淳朴的"谣曲"风味。     

论以诗取士对“诗唐”形成的促进作用

谈到"诗唐",人们常意指"诗歌的"唐朝,实际上,"诗唐"更指"诗性的"唐朝。从表层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学习、创作诗歌风气的普及,使诗歌从宫廷走向民间,促进了"诗歌的"唐朝的到来。从深层次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诗化人格、诗性思维的发展,使其普遍地表现出思想上的轻视礼教,行为上的不拘小节,气质上的桀傲难驯,人生设计充满理想色彩,但处理问题常带书生意气,促进了"诗性的"唐朝的形成。     

论北朝西部审美观与初唐审美兴趣的复归

南风僭居唐人审美崇尚的中心 ,只是唐代美学思潮这一思想长河运行过程中极其短暂的那么一小段 ,很快 ,北风就又取代南风 ,重新成为时代美学大潮的中坚。     

北齐、北周及隋代的歌诗艺术考论

在北齐、北周及隋代,王室、贵族以及文人阶层高涨的歌诗艺术消费需求,直接促进了歌诗艺术的全面发展。胡人艺术家受到了大众的普遍欢迎,胡乐则以其强劲的活力左右着歌诗艺术消费市场,入隋以后,南北艺人共同完成了华夏正声和胡夷之乐的融汇,开创出歌诗艺术发展的新局面,不仅使歌诗艺术的创作与消费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也构成了唐代歌诗发展兴盛的一个新起点。     

唐初贞观之治里的诗歌拓展

唐初贞观之治时期 ,南风炽盛、北风浸微。以李世民、王、魏徵为代表的北方诗人 ,禀承了北方文化因子 ,其创作更多地基于开国气象的豪壮气势与开阔襟怀 ,与代表宫廷诗传统的南方诗人明显有别。李世民以其特殊的身份、及其对诗歌提倡的影响力 ,为唐诗的发展开一条新路作了积极有益的推动 ;王、魏徵的典型的教化派 ,明确地站在绮艳诗风的对立面。他们以北朝诗的雄健沉厚之气 ,冲淡了唐初由南风盛行一统的局面 ,为诗歌表现范围的日益扩展与开拓 ,起了重要作用     

唐诗中的冀东地理意象考释

＂卢龙＂、＂榆关＂等冀东地名在唐诗中频繁出现,并成为边塞、边地的象征,或与衡阳、潇湘等南方地名并称,作为北方极其僻远之地的代表,构成古典诗文中极具典型意义的地理意象群。对相关地名的实际地理位置进行辨析,揭示冀东地理意象群在唐诗中的典型意义,并对此意象群在唐诗中形成的原因、在后世诗文中的应用等相关问题作出分析,对理解中国古典诗歌的丰富意涵以及进行区域人文地理研究、旅游文化资源的整理具有多重价值。     

论唐代以后古代汉诗的诗体建设

古代汉诗的历史是诗体的规范与解放的对抗与和解史,形成了多种准定型诗体和定型诗体。诗体法则与诗体自由之间、定型诗体与非定型诗体之间的和解在唐代以后最为明显。唐代是汉诗的定型诗体建设的高峰时期,格律诗成为古代汉诗中最重要的诗体。但是准定型诗体甚至未定型诗体仍然存在。从唐代起,出现了一元(格律诗)主导下的多元(词、曲)并存的诗体格局。准定型诗体词和曲具有一定的文体调和作用,缓和了诗体法则与诗体自由的矛盾,打破了格律诗的诗体独裁,防止了汉诗的极端定型,同时对维护格律诗的正统地位、维护古代汉诗高度重视诗体的定型与规范的传统意义重大。尽管唐代以后出现了汉诗诗体的由定型诗体向准定型诗体转化的诗体解放趋势,但是只是适度的诗体改良,诗体的流变具有继承性,并不否认前代诗体,同一时代的诗体既有主导诗体,也有辅助诗体,这种诗体格局在清代仍然存在。这种诗体格局与文人的生态休戚相关。     

试论唐代诗歌与音乐的交融

在唐代,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丝绸之路传来的西域音乐如一股股清泉融入了当时音乐艺术的各个领域,统治者的提倡和时尚的引领,塑造了大唐诗人独特的生活态度和内在的艺术气质,创作了无数描绘当时社会音乐活动的精美诗歌,成为千古流芳的传世佳作。音乐的高度发展提升了诗歌创作的审美境界,同时,诗词的盛行也促进了音乐的发展,优美的诗歌乘着音乐的翅膀,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     

隋唐帝王边塞诗

帝王边塞诗多凯旋题材.隋、唐时期有三位君主创作了不少的边塞诗作.其中隋炀帝诗多耀武扬威之作,风格凌厉;唐太宗诗将乐观必胜的宏伟气度与悲壮的情怀融为一体,开创了唐边塞诗风;唐玄宗诗稳健明畅,表现了他开边黩武表面行为之下的深层思想.晚年的玄宗仍保持了一定的清醒,对于民族政策是开明的.唐朝能够战胜安史之乱,与此不无关系.     

唐宋旅游诗词比较

唐宋两个朝代的山水旅游诗是我国古代山水诗并峙的两座艺术高峰,宋诗虽在唐诗基础上发展起来,但唐代旅游诗中的边塞诗气象更为大气磅礴、题材更加丰富,在审美上唐代旅游诗更具壮丽之美,而宋代旅游诗则有小巧之美。两个朝代旅游诗风格的差异主要源于两个朝代的综合国力、政治经济、内政外交、意识形态、社会风尚的迥异。     

论唐帝王对唐诗发展的影响

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顶峰,唐诗园地百花齐放;唐诗大家灿若群星。唐诗是唐代诗人群体的智慧结晶,但唐帝王对于唐诗发展的影响也非常重要。唐帝王身体力行对唐诗创作起着导向作用,举办应制、诗会活动对唐诗创作产生推动作用,看重诗人、礼贤下士对唐诗创作起到鼓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