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战略中的专业性国际组织：三重维度的角色分析

由于各专门领域内全球性问题的涌现，专业性国际组织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日渐凸显。就中国对外战略而言，专业性国际组织在构建软权力、参与和塑造国际机制、拓展多边外交方面具有三重维度的不同角色。在构建软权力方面，专业性国际组织是中国对外战略重要的软权力基础。在参与和塑造国际机制方面，专业性国际组织是各专门领域内的国际机制载体。在拓展多边外交方面，专业性国际组织是中国对外战略不可多得的多边外交平台。专业性国际组织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由此凸显。     

国家的国际数据权力基础——兼论中国的国际数据权力基础与发展路径

大数据时代,数据已经成为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近年来多国纷纷推出大数据发展战略,导致国际数字社会日趋形成国际数据权力的角力场。国际数据权力源于三个层次:底层是服务于数据采集与应用的基础设施与数字平台,中层是开放数据与分享数据所需的国际社会关系,上层是规范国际数据空间治理的国际机制。这三种权力来源形成了观察国际数据权力的三种维度:技术性权力、关系性权力与机制性权力。从美、英、日三国国际数据权力发展路径来看,这三种维度形成了从权力奠基到权力扩散再到权力固化的发展链条,也呈现出国际数据权力的三层赋权模式:技术赋权、关系赋权与机制赋权。中国大数据发展起步晚于美英等国,就技术赋权而言,中国已经具备了数据大国的基础设施,但还需要加强海缆建设,进行数据分析应用的数字平台还有待扩大国际空间;就关系赋权而言,中国已经通过地缘关系加强了国际数据权力,还可在文化关系上进行深度拓展;就机制赋权而言,作为发展中世界数据大国,中国与发达世界需要努力跨越原则性分歧并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进行合作。     

论法院组织体系的完善

本文拟从法院体系内实际运行的权力入手，分析这些权力的运转规律对法院组织体系的影响。通过对法院体系内权力运行特点的理论分析，以及研究这些权力与法院组织体系的相互关系，从而为现有法院组织体系的调整和完善提供一个相对成熟的理论依据，并对中国法院组织体系内的权力运转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对现有法院组织体系进行变革和完善的基本思路和原则，探讨对法院组织体系改革的具体设想。     

治理与国际调节机制的危机

冷战结束加之以全球化进程，深刻震撼了国际政治的结构。与这些变化同时发生的是区域性一体化运动加速以及某些国家的垮台。这些变化几乎到处显示出国家主权的危机，而且对国际调节机制也提出了质疑。它们还动摇了政治科学以前过于专注国家作用的理论架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治理”的概念，它表明一方面有必要重新审视当局与权力的关系，另一方面还应该将非政府组织在政治调节机制中的作用突出出来。不幸，整个治理问题业已被谋求新自由主义方针和计划合法化的国际组织所包揽，而且还被一些缺乏严谨理论的学者们承接过去，他０］经…     

试析公共管理过程中公共权力的异化与制约

本文首先分析了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公共权力异化的两种主要表现——公共悖论与权力腐败，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之所以会产生异化现象，不仅仅有人的原因，更有制度的原因——公共组织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垄断性。公共权力的异化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公众对公共管理的满意程度，动摇了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因此必须动用权力、权利和市场的力量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与监督。     

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的公共组织路径研究

公共权力是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基础,而公共权力的运行又是依托于公共组织。但是,公共组织的内在张力阻碍了公共权力的运行公开化和公共利益追求,如公共权力公共性与组织效率的张力、组织层级制与民主参与的张力以及公共权力的公共责任与组织碎片化的张力等。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的公共组织路径主要包括回归公共组织的公共性原则、推进公共组织的结构性变革以及重塑公共组织的责任性机制。     

当代国际体系权力转换问题研究

国际体系由其内部各单元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而结构形成,结构单元的性质以及各单元之间的联系和作用方式,决定了体系结构和体系模式。在国际体系中,主权国家作为主要结构单元彼此之间互动,对国际体系的内部权力分配产生影响并作用于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权力模式形成于行为体间的互动关系之中,表现为一定的稳定性、持久性和行为上的可预期性。特定的权力模式,建构起国际行为体间特定的关系形态,从而实现了国际体系中权力与生产性要素的分布态势与流动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从宏观的体系运行态势还是从相对微观的行为体互动结果来看,对权力模式的理解与分析都可以成为透视国际政治迷局的重要的理论钥匙。鉴于主权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导结构单元,人们可以通过对主权国家持有的国家权力规模和其他主权国家间权力指向冲突与利益关系的分析,对国际体系的特征做出基本描述。国际体系结构单元的权力互动主要体现为大国间的权力互动过程,在互动过程中,大国的权力欲望伴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积累而持续膨胀,进而产生对已有国际体系内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安排进行调整和改变的企图和行为。     

常规组织与任务型组织的权力关系比较

在组织以及组织的运行中包含着权力关系,但是,常规组织与任务型组织在权力关系上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常规组织是以组织自身的存在为导向的,是由岗位和职位所构成的一个等级控制体系,它的权力关系是存在于层级之间的,是附着于职位的,是一种命令与控制的权力。任务型组织是任务导向的组织,一切组织活动都从属于承担和完成任务的需要,在这里,组织职位是开放的、流动的,组织权力与职位既相关联又以职位为前提。任务型组织中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的权力,属于"专家权力"。所以,在任务型组织中,权力、知识与责任实现了完整的统一。     

重塑与介入:人工智能技术对国际权力结构的影响作用探析

人工智能作为一项底层技术，其所拥有的发展快速性、规模效应性与多领域适用性使得该领域的技术竞争与现实政治博弈之间存在高度的关联性，国家高度关注和重视技术的赋能与赋权作用。从人工智能技术作用于国际权力结构的过程来看，人工智能将极大地作用于权力所依赖的四种基本结构，通过重塑知识结构与介入生产、安全、金融三大结构的方式，激发结构内的权力博弈；打破国家与市场之间的既有权力均衡，使权力以一种有序而渐进的方式进行积累和分配。而在权力发生技术因流动的过程中，技术优势与权力优势之间的转换将会变得更加顺畅且自然，权力会进一步流向拥有结构性权力优势的技术优势国与跨国科技公司。因此，面对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带来的全球权力收益不对称的现状，我们应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进一步挖掘人工智能在促进国际合作、推动人类整体繁荣方面的价值，完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合作方案，寻找世界共同发展之道。     

国际组织：世界动荡的一个可能祸源——以联合国难民署对罗兴雅人变质的“自愿遣返”为例

20世纪中后期,伴随着新自由制度主义在西方理论界的崛起及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概念的深入发展,作为支撑制度和平与充当治理媒介的国际组织,在当前国际社会的演进过程中,地位和作用益发凸显。但是国际组织并非总是和平缔造者。从外部变量看,国际组织在国际交往中必然要遭受现实主义权力政治与国家主权属性的严酷拷问;更为重要的,从内部因素看,国际组织,尤其是大型官方组织,不断扩展的权威与能力会使得专业性的官僚化执行团队走向法律和道义的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