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叙事的兴起:武王伐纣时期的铭文创作

《利簋铭》和《天亡簋铭》是目前所能见到的西周最早的两篇铭文,《利簋铭》记载了武王伐纣事件,体现了史官叙事向私人叙事的过渡状态;《天亡簋铭》记载了灭商之后十二天武王祭祀文王和上帝、众神的事件,出现了三线索叙事,使用了抒情手段和修辞格,构建了立体叙事场,显示了明显的写作艺术追求。两篇铭文开创了西周私人写作的文化传统。     

三国时期蜀国战略管理思想的当代意义

三国时期战略管理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内容博大精深,包含极其丰富的思想资源,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从管理的角度审视,其影响至今犹存。本文对战略管理进行初步的探析,通过对三国战略体系中管理思想的阐述,力求获得具有当代意义的理论启迪。     

从外来词的角度看三国时期佛经汉译的特点

三国时期佛经翻译者崇尚意译排斥音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外来词汉化过程中的意译化倾向;与此同时,他们在继承东汉时期佛经翻译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创造更准确的词形以适应读者的需要,这使得三国时期汉译佛经中的外来词仍然存在一词多形现象,这种现象表明三国时期汉译佛经中的外来词词形处于“汰选”的“过渡性并存”阶段。     

三国时期婚姻形态研究

三国时期的婚姻虽不重视门第，但门第婚姻已略具雏形。本文对其主要特征及形成原因进行了论述。     

三国时期的薄葬与厚葬

东汉末年由黄巾起义引致的社会大动乱,导致东汉王朝名存实亡,中国进入一个战争频繁、长期分裂的时代。政治的长期动荡,造成社会的极不稳定,使人们在思想和生活等方面出现了很多的转变。而这一时期的丧葬习俗,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本文拟对三国时期的丧葬习俗进行探析,以对这些变化的情况、特征及形成原因作出一些分析。     

试论三国时期的邸阁与关邸阁

三国时期,由于政权鼎立、战乱频仍,魏、蜀、吴多在其关隘、要邑、边县、屯营之地设置规模不一的邸阁作为军储之所以备军事之需,这种性质特殊的军需仓库的设置迅速传播到当时与中国有文化交往的日本.对于走马楼吴简所见的"关邸阁"的性质,一般认为它是与仓、库功能类似的机构.笔者认为,"关邸阁"即"管邸阁",意即仓中之"管邸阁者",故当为职衔之谓.     

谈"三国"时期的秘书

本文根据秘书职能的性质和特点,分析了三国时期沿汉制而成但又受门阀操纵、异常混乱的"秘书"或"秘书性"官职的职能作用,指出中国传统帝制的"秘书"官职在封建朝政的管理体制中是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角色.三国时期著名的秘书人才以及秘书出身或作过秘书的不仅有刘放与孙资、王粲与陈琳、弥衡与杨修,还有曹操、司马懿、诸葛亮和陆逊,足见三国时期秘书官制在辅佐朝政、影响历史方面的作用和意义.     

三国时期西部农业开发述论

三国时期 ,曹魏控制西北 ,蜀汉占据西南 ,两国主要在西部地区争战 ,粮草供给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 ,为此双方都采取了恢复和发展粮食生产的措施。曹魏在西部一些适宜农业的战略要地大兴屯田 ,开发关陇、稳定河西 ,每年收获大量谷物供给军粮 ,以守为攻 ,迎战蜀军 ;蜀汉占据西南之后 ,诸葛亮注意处理好民族关系 ,发挥当地的农业资源优势 ,劝农积谷。为了解决北伐运粮的困难 ,还在汉中及渭水南岸一些地区设置少量屯田。不同的农业开发措施与双方的治乱胜败有很大关系。     

论三国时期的交州争夺

三国时期,交州的战略地位凸显,备受关注.先有曹操、刘表将交州纳入势力范围;赤壁之战后,刘备、孙权的交州之争体现了双方既联系又斗争的关系,并形成三国最后的地理均势;最后,晋、吴对交州的争夺拉开了晋统一全国的序幕.交州之争大致反映了各派的战略意图,力量的消长,也昭示了三国的分裂、统一的进程.     

浅谈三国时期的儒学教育

三国时期 ,战乱频仍 ,两汉严格规范的教育体制被打破。为了文武并用 ,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培养人才 ,三国政府都兴办教育 ,设立太学 ,其中以曹魏为典型。这一时期太学具有一定的规模和体系 ,并确立了今文经的地位。此外 ,三国时期的地方办学也有一定规模 ,很多地方官员都在其辖区大兴教化 ,创立学校。这些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都具有积极作用。但由于战乱、统治阶级的好尚和生源、师资等方面的原因 ,三国时期的教育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成效。其中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总结的     

从《三国志》看历史时期的蜀道

蜀道是沟通关中地区与巴蜀地区的咽喉要道,是北出蜀地的交通命脉.三国乃动乱之世,魏蜀对峙下的蜀道在频繁的征战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蜀道的兴废与中国历史的走向紧密相连.通过蜀道,中国历史出现了转机,向华夏之一统再一次迈进.     

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

本文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全面梳理了<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指出:在史传文学与通俗文艺这两大系统长期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双向建构的基础上,元末明初的伟大作家罗贯中,依据<三国志>(包括裴注)、<后汉书>提供的历史框架和大量史料,参照<资治通鉴>的编年体形式,对通俗文艺作品加以吸收改造,并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天才,终于写成雄视百代的<三国演义>,成为三国题材创作的集大成者和最高典范.在论述中,澄清了一些不准确乃至错误的认识.     

三国时期法治主义思想考辨

三国时期的法治主义思想,是在礼法结合基础上吸收战国至秦时法家思想中的积极成分、以厉行法治为主要内容的法治主义思想,而非后者的简单翻版.相应地,其思想不是对以德主刑辅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削弱,而是符合时代特征的完善与发展.     

三国时期辟谷者郤俭考析

以文献为主要依据,考析与郤俭相关的＂被曹操召集并传播其道术＂、＂曹植对郤俭做调研＂、＂堕入空冢学会辟谷＂＂、跟随王真学会胎息＂等几件大事。     

秦汉三国时期的巴蜀宗教

本文主要以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为依据,探讨了巴蜀地区在秦汉三国时期的巫术与祭祀、风水、道教的发源及其兴起等。     

论曹魏财政管理的专职化演变

曹魏的财政管理在建安时期以非专职化管理为主要特点,曹操自己控制着财政决策权,中央没有设置专职的财政主管机构和主管长官,重大财政事务多派他官负责执行。这种专职化管理的范围有限,且带有浓重的军事色彩,从财政制度建设上看,是对汉制的倒退。曹魏代汉之后,对财政管理进行专职化变革,主要是财政政务归尚书台,创设度支尚书主管军费,加强大司农、少府的专职管理职能,最终取消兼具财政与民政管理职责的典农官。财政管理由非专职化趋于专职化,体现了曹魏财政制度在汉唐财政制度变迁中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     

占星术视角下的三国正统观

占星术因其借由天象,能够预测人世间的事物,与天命王权息息相关.正统观的论述也围绕天命王权展开.对正统观有所论述者往往也对占星术有所关注.分析诸家在论述三国正统观时对占星术的处理,不仅可得见各家的主观意图、立场,而且能够认识占星术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