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校释》质疑

《吕氏春秋校释》是陈奇献先生历４０余年辛苦研究写成的迄今最为完备的《吕氏春秋》集解本。但智者千虑，亦偶有一失。本文即试从校勘、训沽的角度，对《校释》“斫斩”、“少选”等则提出质疑，以向先生及诸大家求正。     

高邮王氏研究《尚书》的成就与方法

高邮王氏的家学,以《尚书》研究为其发端。考证《尚书》文字,不是拿不同版本来互校,而是以小学为依据,判以义理之是非。解读《尚书》经义,没有采用传统的注疏或章句的方式,申述成说,而是针对前人的误释,另立新说。研究《尚书》虚词,除了分析句式,以例求义而外,因声求义之法随处可见。王氏能够超越前人,原因无他,在于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于鬯《香草校书》训诂研究的学术价值

于鬯《香草校书》中含有大量训诂校勘语料,在校勘方法上,于鬯善于从文字训诂角度对古籍文献进行整理研究,形成了其独特的校书特点。其中不少研究材料可以为今日之研究提供研究材料,研究从语词训释、文字考证和文献校勘三方面梳理于鬯校书特点,并结合今人之研究成果对其研究内容加以考证,从而彰显其学术价值及其对语言文献研究的现实意义。     

慧琳《一切经音义》研究综述

唐释慧林的《一切经音义》汇集保存了大量中古时期的文字音韵训诂资料,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从文字学、音韵学、文献学、词汇学以及辞书学等五个方面对慧琳《一切经音义》的研究情况进行具体梳理,综述各家观点,探讨其成就与不足,藉以探究当前慧琳《一切经音义》研究的基本走向。     

“不时御神”新解

《素问》“不时御神”的“时” ,旧释为“善”。据《诗经》语法 ,认为“时 ,善也”之“善”乃“嘉善”之义 ,“不时御神”的“时” ,当为“识”的音误     

论刘勰《文心雕龙》中的训诂方法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采用了大量的训诂方法对各种文体进行界定，并对各种文学现象进行阐释，给文献语义的研究留下了大量有价值的训诂资料，本文对此作了介绍和分析。     

论闻一多的《诗经》新训诂方法

闻一多的《诗经》训诂，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训计方法，又不为传统所困，敢于大胆地突破与创新，将现代新兴的民俗学、神话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知识引入训诂之中，进行深层阐释，从而开辟了《诗经》训诂的新途径，为传统训诂学注入了深刻的内容。     

《素问》校诂四则

考释《素问》疑难字词四则．认为《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斗而铸锥”的“锥”当作“垒睫”;《阴阳应象大论》“寒胜则浮”及《阴阳类论》“气浮不鼓”的“浮”当为“汪”的俗字之误;《脉解》“所谓甚则跃者”的“跃”当读作“旭”,《说文》训“行不正”;《素问·至真要大论》“咳不止而白血出者死”的“白”当训大,“白血出”犹白汗出,即大出血。     

20世纪《中原音韵》音系研究进程与方法回顾

《中原音韵》音系研究巳经取得的成果 ,可以代表近代汉语语音研究的水平。本文概略地回顾了 2 0世纪《中原音韵》音系在海内外的研究进程 ,以为大致可以划分为发轫、加速、高潮三个阶段 ,并进而尝试归纳出各阶段研究的特点与不足。本文还初步总结了 2 0世纪研究《中原音韵》音系的八种主要方法 ,扼要说明了一些特殊方法的形成及其实际运用     

薛涛《寄旧诗与元微之》新解

《全唐诗》卷803,此诗归薛涛;而卷422却归元稹,其末联为“老大不能收拾得,与君闲似好男儿。”历来涛诗笺注者都认为末联“老大不能收拾得,与君开似教男儿”难解。故《薛涛诗笺》用校勘方法,将其改为“与君开似好男儿”。然而,我们现用训诂方法证明“与君开似教男儿”是讲得通的;改成“好男儿”反而弄巧成拙,讲不通了。     

试论清代的朴学与《内经》研究

朴学作为清代的主导学术,影响了清代学术的方方面面,在它的影响下,清代《内经》的研究亦呈现出异于累代的风貌。其一,全面运用朴学的研究方法对《内经》文字进行校诂,推明古训,厘正文字;其二,朴学学者对传统文献典籍进行大规模整理,客观上促进了《内经》的刊印、流布,也带动了对《内经》的传系、版本方面的研究;其三,注重名物训诂,对《内经》中病名、术语进行考据与辨析。此外,朴学家重视实证,力戒空谈,扭转了以往不遵古训,擅意说经的流弊。     

清末三儒《素问》校义例言

中医经典中的训诂,最早的是在注释《内经》中出现的。围绕《内经》形成的一系列的注释,集中反应了我国古代医书里训诂发展的历史与成就。值得提出的是晚清时代,对《内经》的训估达到了历史的高潮,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今就胡澍俞樾、孙诒让对《素问》的校勘条例作一探讨,以明他们在清代《内经》校勘学中的地位。     

清代中期的文人与广州花船

清代的广州是当时全国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繁荣的商业促进了娼妓业的发展。其中以具有岭南水乡特色的“花船”为代表,吸引了大量文人墨客前来光顾,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笔记史料和文学作品,成为反映岭南社会风情的重要载体,对当时的民情风俗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文人的出现,促进了青楼文学艺术的发展,使清代广州的娼妓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事实证明,清代中期以后的广州花船,已经逐渐带有功利化色彩,深刻地改变了当时的青楼文化格局,成为展示社会风俗变迁的重要窗口。     

明末清初中国文人东渡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在明末清初的朝代更替中,有不少中国文人由于种种原因东渡扶桑,在形成一次移民浪潮的同时,也掀起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中国向日本进行文化传播的高潮。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中国文人在儒学、教育、史学、文学、武术、建筑、书法、绘画、医学等方面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清代学者学术信息获取方式初探——以乾嘉时期为中心

清代学者获取学术信息的方式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种：一是通过当面交流获取;二是通过往来函札获取;三是通过撰写序跋获取;四是通过购买、借阅图书获取;五是通过相互赠书获取。上述学术信息的获取方式基本上符合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的学术、文化、经济、交通等发展水平。及时获取学术信息的最大好处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重复研究,同时充分利用已有的相关成果。     

宋元小说话本志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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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郑州水患及其治理

水患曾经是郑州历史上最大的自然灾害之一,明清时期尤为严重。它不仅吞噬了无数人口,冲毁大量良田,淹没大批城池和村庄,而且加剧了社会阶级矛盾,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这一时期郑州地区水患严重,主要是黄河经常决口,降水集中,土质疏松等原因所致。明清政府为此采取了一系列防洪治水措施。这些措施虽有许多缺陷,但对我们今天治水、治河,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清化前期的闽台对渡贸易政策（续）

清朝统一台湾后，即开始弛海禁，允许福建厦门与台湾鹿耳门进行单口对渡贸易，后在闽 台人民私航活动的推动下，逐步改为指定多口对渡贸易。清代闽台对渡贸易政策的实施和 不断调整，有力地将海峡两岸社会经济推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文林馆学士对南北朝文风融合的推进

设于北齐后期的文林馆是一个编修御览的文化机构。当时在此云集了以北齐本土和由南入北为主的大量南北文士,统称为"待诏文林馆"学士。相较于文林馆的短暂存在,文林馆学士从三方面于朝代更替之中延续着对南北朝文风融合的推进:一是对南朝文风的崇尚与模拟;二是在南北文风观念上的相互认同;三是南朝对北朝文风在创作实践上的接受。     

清代词学由辨体向尊体的批评转向

清初词论家们努力恢复词的雅正传统,因此他们着重强调词曲之辨。在强调辨体的同时,清代词论家们愈益强调推尊词体,由浙西派朱彝尊到常州派张惠言周济再到晚清诸词论家,他们的词学观经历着较明显的由辨体向尊体的理论批评转向过程。这一转向不仅促成了清代词学的成熟,它同时也是清代词创作繁盛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