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文选》李善注的训诂成就和局限

《文选》李善注的成就在于首先将征引式注释应用于大规模的集部注释,为文学文献注释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其次是为后世研究语言提供了资料和课题,并对后代训诂和选学产生深远影响。同时李善注也存在训诂局限,但同其成就相比,犹白璧微瑕。     

戴震《考工记图注》的名物训诂研究

戴震的《考工记图注》是礼学研究史上的一部开创性的著作,代表着他名物研究的最高成就。戴氏以科学的眼光审视《考工记》中的名物,以传统训诂方法对名物进行训释,指出了名物的沿革和变化,并在注释后绘以详细的图解,使名物研究图文并茂,一目了然。从这些名物训诂实践中,可以看出戴氏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因物求则的治学原则。     

论蔡沈《书经集传》的训诂学价值

《书经集传》是蔡沈对《尚书》所作的注释。受宋代语言学变革的影响,蔡沈在其师朱熹经典诠 释方法论原则的指导下,吸取汉唐训诂学与宋代义理学之长,继承了朱熹说《书》的基本体例和宗旨,疑古创 新、融会贯通,在训诂实践上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是《尚书》古注中影响最大的注本,在《尚书》学史上占有 重要地位,具有较高的训诂学价值。其训诂学价值主要体现在训诂内容丰富,训诂方法多样,释义方式科学, 择善存异、不主一家,将汉唐训诂之学与宋代义理之学有机结合起来。     

试论《礼记》正文中的训诂

正文训诂是文献本身所含有的注释形式,在训诂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礼记》中包含丰富的正文训诂资料,本文试从训诂用语、训诂方法入手举例分析《礼记》正文训诂的特点以及对后代训诂学的影响。     

段玉裁的语源理论及其运用

语源是事物或现象的“得名之由”,即命名的根据.有时为了弄清某些训诂上的疑难问题,需要从语源上求得彻底的解决,段玉裁在注释《说文解字》时正是如此,因而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段玉裁的语源理论是在他的训诂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例如他的“声义同源’说。“声     

《素问》训诂存在的问题探讨

《素问》是中医理论的经典之作,历代不乏用训诂方法对其作出训释整理者。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传统训诂方法上的某些局限逐渐被认识。现今中医文献注释整理的主流仍是沿袭传统训诂方法上的某些套路,然而今人在语言资料的理解和占有度上反不及古人,在训诂校勘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更为严重,如以今律古、简单比附等。从几个角度探讨新时期《素问》训诂注释存在的问题,试图以现代语言学理论指导传统中医训诂,从而促进中医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文学训诂与自由释义——以李善注《文选》作为考察对象

李善注《文选》以训诂实证的卓异成就在学术史上确立了其重要地位.于是人们形成一种看法,以为它代表了注释学和文学释义中客观性解释的路数,不染任何自由理解色彩,与随意性解释完全背道而驰.然而若联系李善注全部的丰富内容,以及他灵活运用多种注释手段来看这个问题,则会得出一些重要的不同结论.通过对李善注《文选》在客观注释与自由理解之间的关系作重新思考,从其训诂涉及作品的多义性问题、在训释词语典实和解释作品旨趣两方面都存在个人主观偏重等,可证李善在注重客观注释的同时,也表现出明显的自由释义倾向,而且这种自由释义具有他的一部分自觉意识.即使他是作单纯的词义训诂,也只表示为理解划出底线,而将进一步理解、鉴赏作品或更多的释义权利留给读者,并非阻止对作品作进一步释义的可能.训诂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种被广泛采用的释义方法,对形成中国文学批评传统具有深远重大的影响,深刻地左右着读者的阅读和接受.通过分析李善注《文选》的例子,明了以训诂求释义其实也是能够接纳自由理解的,二者可以相容,这无疑可以加深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自由释义传统的认识.     

戴震《屈原赋注》小学成就述论

作为一代考据学大师,戴震在注释文学作品时也充分体现出时代学术风尚。《屈原赋注》相对于王逸《楚辞章句》、朱熹《楚辞集注》等注本而言,更具有深厚的思想内涵和务实求真的疏证特征。本文仅从文字、音韵、训诂诸方面来探讨戴注本在小学方面的学术成就。     

试释黄侃论辞书训诂与文义训诂的区别——兼谈《尔雅郝疏笺识》的训诂学价值

古代训诂材料主要保存在训诂专书(辞书)和注释书中。黄侃先生谈到训诂内容时,提出了“本有之训诂”、“后起之训诂”、“独立之训诂”、“隶属之训诂”、“说字之训诂”、“解文之训诂”、“小学训诂”、“经学训诂”诸概念,即对上述两类材料或作动态分析,或作相对静止分析而进行的系统分类说明。古代辞书属“说字之训诂”,而经、史、子、集部书之注释则属“解文训诂”。对二者的差别、特点,黄先生作了精辟阐述。黄先生研究辞书训诂的最重要成果是他的《尔雅郝疏笺识》。     

试释黄侃论辞书训诂与文义训诂的区别——兼谈《尔雅郝疏笺识》的训诂学价值

古代训诂材料主要保存在训诂专书（辞书）和注释书中。黄侃先生谈到训诂内容时，提出了“本有之训诂”、“后起之训诂”、“独立之训诂”、“隶属之训诂”、“说字之训诂”、“解文之训诂”、“小学训诂”、“经学训诂”诸概念，即对上述两类材料或作动态分析，或作相对静止分析而进行的系统分类说明。古代辞书属“说字之训诂”，而经、史、子、集部书之注释则属“解文训诂”。对二者的差别、特点，黄先生作了精辟阐述。黄先生研究辞书训诂的最重要成果是他的《尔雅郝疏笺识》     

试论清代的朴学与《内经》研究

朴学作为清代的主导学术,影响了清代学术的方方面面,在它的影响下,清代《内经》的研究亦呈现出异于累代的风貌。其一,全面运用朴学的研究方法对《内经》文字进行校诂,推明古训,厘正文字;其二,朴学学者对传统文献典籍进行大规模整理,客观上促进了《内经》的刊印、流布,也带动了对《内经》的传系、版本方面的研究;其三,注重名物训诂,对《内经》中病名、术语进行考据与辨析。此外,朴学家重视实证,力戒空谈,扭转了以往不遵古训,擅意说经的流弊。     

乾嘉考据学与清代《庄子》考证

乾嘉考据学是清代学术的代表,重视文本考证研究。清代庄学在学风精神、治学方法及治学路径上都受乾嘉考据学的影响,出现了一股考证风潮。清代学者主要从辑佚、校勘、训诂、音韵、辨伪等方面对《庄子》文本进行细致入微的考证,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然而,受乾嘉考据学自身属性和清代社会发展形势等因素的制约,清代的《庄子》考证稍后于乾嘉考据学的发展,二者的进程表现出不同步的现象。     

清代考据学的启蒙

本文从中晚明一批学者对理学的批判、重视小学研究、强调博学博证、提出初步的考据学术规范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述 ,阐明了清代考据学启蒙于中晚明的观点 ,并对清人为何不视晚明考据学为起源作出了合理的解释。     

古写本《尚书》与罗振玉的学术贡献

《尚书》文本流传纷乱复杂,素来是经学中的难题。乾嘉名儒段玉裁、阮元于《尚书》文本考订用力甚勤,但受限于材料不足,许多涉及中古时代的《尚书》问题悬而未决,能否获得新材料成为学术突破的关键。清末民初敦煌学家罗振玉独具卓识,发现敦煌隶古定本《尚书》残卷,进而由出土材料实证传世日钞本存古而可信,开辟了《尚书》文本研究的新路径。罗氏捃集四种伯希和所藏写卷和四种日藏《古文尚书传》旧钞,并刊印广布,为现代《尚书》古本汇集和研究奠定了材料基础。依托深厚学养,他运用二重证据法、“东”“西”古本合璧、出土与传世文献互证的学术理念,探寻文字源流,校订异文讹误,勾稽文本联系,考辨文本真伪,取得超迈前贤的成绩,有力推动《尚书》研究方式的近代转型。     

清代《诗经》考据学派《诗》学宗旨论析

考据学派是清代《诗经》学的中坚力量,他们奉行"由小学以得《诗》旨"和"求古与求是"的《诗》学宗旨,在《诗经》语言文字的考释、名物典制的考证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其中部分学者能以文本之意为最高阐释原则,从而为《诗经》由经学阐释走向文学阐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清代《孟子》考据学综论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考据学鼎盛期,考据学是清代学术的主流,并形成“时代思潮”。清人考《孟》,涉及孟子本人与家世,孟子生卒年月与游历时地,孟子游事之君与弟子,《孟子》作者与篇章次序,《孟子》字词句章与思想主张,名物训诂与典章制度,可谓无所不考,卓然有成。成果丰硕,考证全面,研治深入,影响深远。     

试论明中期学者丰坊诗经学考据特征

明中叶学者、书法家丰坊《诗经》学著作多被斥为“伪书”,评价也因人废书。丰坊《诗经》学著作是特殊时期的特定产物,他与同时期的杨慎与季本《诗经》学都具有明显的考据特征,明晚期的梅鷟、陈第、焦循等继承明中期考据学特征,直接开启清代《诗经》考据学,影响清代《诗经》学乃至经学发展。     

吕思勉的考据学宗旨及原因

吕思勉是我国现代史学大师,他在历史考据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吕思勉逾千万言的著述中,很大一部分是有关古史的考据文章。其中有的是专门的考据论文,大部分以读史札记的体裁写作,有的考据成果是有机融合在其著作中的。他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考据成就,跟他的学术求真的宗旨是分不开的,他认为学术的核心宗旨是求真,＂治史旨在求真＂。同时跟他广博的知识、清代学风的因袭、个人的嗜好都有关系。     

杨慎与《诗经》考据学

在《诗经》学史上,清人之考据成就最为世所注目。而清人之考据,实由明之杨慎启其端。杨慎于明中叶,以其博学宏才,一改宋元儒者空谈义理之风,旁征博引,将《诗经》研究推上了考据的轨道。不仅影响了明后期的《诗经》经学研究,而且也为清代《诗经》考据学的兴盛,开启了先河。     

清代苏诗研究的繁盛局面及其文化成因

清人注释苏诗特别重视辑佚与校勘、训诂与考订 ,诗注与诗评结合 ,针对性强 ,而选评苏诗则多直觉式的感悟 ,侧重于艺术分析 ,尤喜探讨苏诗的艺术渊源 ,清人论评苏诗所涉问题的深度与广度较之前人有较大的发展 ,尤其是对苏轼在用典、和陶诗、以文为诗及其诗史地位的评价颇有精妙之论。形成这种繁荣局面的原因在于 :首先 ,清人标举、学习宋诗 ,风气日渐浓厚 ;其次 ,清代考据学风的兴起与整理旧学的兴盛 ;再次 ,清代研究苏诗的学者学问淹博 ,对苏轼其人其诗推崇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