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辩证法与中医哲学刍议

中医哲学辩证法的核心是阴阳学说.<易传>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宇宙生命阴阳辩证法的专著.阴阳辩证法构建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精神.先秦医学阴阳观有:对立统一,交感相错;互根互用,胜复转化;动静升降,消长平衡.阴阳辩证法对中医的渗透体现于生理、病理、诊断、治疗以及临床各科等很多方面.对中医阴阳辩证法理解的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医理论和临床的高度.     

阴阳学说与《黄帝内经》:古代哲学实践的典范

阴阳学说作为古代哲学重要范畴 ,一经形成就被广泛地应用于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 ,《黄帝内经》将阴阳学说作为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 ,用于解释生理、病理、药理 ,指导诊治 ,使祖国传统医学发生了质的飞跃 ,充分显示出哲学的应用价值 ,同时说明了实践是选择哲学的主人。哲学只有为实践服务 ,哲学之树才是常青的     

口头辩论和语境

辩论在人类社会的活动中可以说比比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化社会,所涌现出的新观点、新理论,只有通过交流和争辩,才会趋向完善,而逐步替代旧观点、旧理论。辩论可以激发人们思考,培养人们的创造力,推动改革的进程,促进新事物的诞生。鉴于此,本文正是从口语修辞的角度,对如何赢得口头辩论的胜利加以探讨,从辩论必须适应语境、必须重视辩论的时空背景,以及注意辩论对象的心理因素等三方面作了具体论述。     

模型思维的中医学方法论

中国传统医学的核心方法论是模型思维。模型思维是“道阴阳”的周易哲学和五行哲学的本质特征。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就是通过对阴阳哲学和五行哲学模型的直接和间接模拟运用而建立起来的众多具体模型理论的综合体。模型思维的合理性和真理性在于构成该模型的范畴本身的合理性和真理性。构成中医理论模型综合体的诸范畴是在直接生活经验和成功医疗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具有其合理性和真理性。     

不同辩论模式引发的文化思考

辩论成为一项国际间的语言竞赛活动只有二十多年,中国参与辩论并建立自己模式是在20世纪90年代。东西方两种模式的差异为我们提供了东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新素材。分析中国模式与议会模式的差异,有助于挖掘形成种种区别的文化根源,从而引起人们对辩论折射的文化底蕴的思考,同时开拓教育工作者的思路,也为辩论组织者和爱好者更新国内辩论赛赛制提供参考。     

9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与选择

如何对待中国的崛起，引起了美国朝野热烈的争辩．遏制派与接触派在4个问题上（中国是可以遏制的还是不可遏制的、中国的崛起对美国与世界是不是构成威胁、美中两国是否存在共同利益，中国走向民主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展开了辩论．克林顿政府适应时代潮流，面对现实，选择了接触派的主张，形成对华接触与合作的政策，但也继承了70年代以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利用台湾遏制中国．目前，美中两国“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开始构建，克林顿政府准备在6个方面同中国接触与合作．     

佛教四大说对传统医学的影响

外来的佛教思想对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关于宇宙构成的四大说 ,曾影响过元气说、阴阳说、五行说等中医基本理论。四大说的构成论思想 ,对传统医学的元气—阴阳—五行的生成论思想不断渗透影响 ,在明末清初医学家喻嘉言理论中得到综合 ,产生四大归阴、有形俱坏的阴邪论 ,为传统医学思想史留下了文化交流的精彩一页。     

论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思想演进历程

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如何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并使之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在认识藏传佛教的基础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导，对其经典思想作出符合时代需求的新阐释。藏传佛教以“缘起自性空”为理论基础，解决了长期争辩的空与有、止与观，或观与行的对立矛盾，使之变成了相辅相成的统一体。从矛盾对立到融合统一经历了问题之提出（8-9世纪）、问题之争辩（11-14世纪）、问题之解决（15世纪以后）三个阶段，这个过程既是藏传佛教理论体系形成的过程，也是藏传佛教形成发展和中国化的过程。     

朱熹与陆九渊“鹅湖会”的再思考

朱熹与陆九渊是宋朝封建社会后期两位重要的哲学思想家,二人成名于同一时期,且学术观点相异,自“鹅湖会”始争论不休。朱陆“鹅湖会”引发的争辩,揭示“鹅湖会”争辩的焦点是“为学之方”,朱陆主要分歧是博与约、简与繁及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的关系问题。“鹅湖会”争辩的启示是朱陆之争形异而质同;儒学思想分野的逻辑表现;学术辩论是学术繁荣的需要;朱陆之辩彰显“和而不同”的文化价值观。     

美国关于国民宗教的一场辩论

1967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罗伯特·贝拉发表了一篇题为“国民宗教在美国”的文章,声称“在美国,实际上还同时存在着一种与各种教会显然不同的、发达的并且相当机构化的国民宗教”。这篇文章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国民宗教”一词不仅使新闻媒介为之张扬,出版界为之兴奋,也使学术界为之分裂,一些学者著书撰文,进一步阐述美国的国民宗教;也有不少学者对此持批评态度,并对国民宗教的存在提出质疑,从而形成了一场辩论,直到今天这场辩论的势头还没有减弱的迹象。本文试就这场辩论作一扼要的述评。     

《周易》阴阳气论对中医学藏象理论的影响

讨论了《周易》阴阳气论思想对中医学藏象理论的影响 ,认为“精气为物”思想对中医学精气生命理论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方法学意义 ;“一阴一阳之谓道”的以阴阳论气思想对中医学“脏腑精气阴阳”理论体系的构建 ,提供了重要的思维方法     

从中医语境的范畴看思辨格局

语言的范畴是思想的格局。中医语境的范畴与古代汉语相比要少得多,而在为数不多的几对范畴中,阴阳的覆盖面却过于广阔,结果使中医思辨总是囿于阴阳的格局之中。另一方面,一些古汉语中的重要范畴在中医思维中的缺失也规定和制约了中医的思维形式:未能从古汉语里引入“有无”范畴,可能与中医轻本质重现象有关;未能引入“自他”范畴,可能与中医注重主观感受有关;未能引入“分合”范畴则可能与中医注重整体关联有关。     

《内经》阴阳气位观初探

人体内气的功能与气在人体的分布部位之间存在规律性的、动态的联系,拟将这种理论称为"气位观"。从气位的关系来理解阴阳等基本概念并进一步阐释人体的生理、病理以及辨证治疗,可谓学习中医理论的重要门径。试总结为下述几点:气得其位为正常生理功能;气位失守为病理状态;恢复气位关系是治疗的目的;气行其位因时而动,治法亦因时而异;运气学说中的气位观。     

试论阴阳自和对现代医学发展的意义

从哲学和中医学的角度来论述阴阳自和的理论,并从医学模式、病因学、养生学和治疗学等方面阐述其对现代医学的发展有着现实和深远的意义。     

中医取象比类的逻辑基础与科学内涵

取象比类思维是中医学理论的主要思维方式.取象,即从客观事物的形象（物象）到客观事物的象（意象）的抽象、概括的过程.这一过程属于人脑潜意识中进行的潜基本推理,我们称之为元类推.比类,所比之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整体分类所分出的类,而不是我们现代科学对客观世界分割、静止后的种属分类.其遵循的逻辑,则是阴阳学说、五行生克的动态性联系规律,我们称之为象（阴阳）逻辑.     

论中医的“和谐”观

"和谐"是指存在差别的不同成分相互协调地配合在一起的一种状态。中医的"整体观念"可谓中医"和谐"观的高度概括,它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体本身内部脏器之间保持"和谐",这才是健康状态。阴阳五行学说的运用强调了人体内部各脏器相互为用、相互制约,从而处于一种协调和谐的状态,如打破这种"和谐",则百病乃生。中医的治疗大法如调和阴阳、协调脏腑、调和气血就是以恢复人体"和谐"为目的。可见,中医理论中无不渗透着"和谐"的观念。     

从自然哲学到政治神学的嬗变——试论阴阳五行在先秦的发展

阴阳五行本是我国古老的自然崇拜观念,在春秋时具有了哲学范畴的含义;在战国末期的政治形势下,阴阳五行由自然哲学转变为政治化的五德终始学说。政治化的阴阳五行学说与流行民间的自然崇拜、数术方技结合起来,它是以夸大、扭曲感性经验为特征的传统巫术思维方式为基础的。神学化的阴阳五行对中国秦汉以后两千年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使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地侵染上巫术色彩。     

吴中医学的传统特色及其开发价值

综合论述了吴中医学的传统特色及其开发应用价值。吴中历代名医辈出 ,他们医术精湛 ,医著弘富 ;尤其是温病学派的兴起 ,在中国医学发展的史册上留下了光彩夺目的篇章。吴中医家充分利用外来药材和本地资源 ,研制了许多临床疗效显著的单、验方 ,其开发应用前景广阔 ,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中西药结合是实现中西医结合的主要途径

人们对医学评价主要是疗效。目前中西医结合研究 ,除了在基础理论方面 ,大量的是在临床治疗中 ,体现在中西药结合临床应用发挥中西药之长方面。在中西医各自理论的指导下选用中西药 ,即以中医药理论为主导 ,中西药合用 ,在辨证与辨病的基础上 ,根据中医的理论或西医的理论 ,选用中西药治疗。中西药结合作用于人体内 ,实际上是中西医结合内在的作用 ,从本质上说皆通过影响机体的生理、生化及病理等环节发挥效应 ,治愈疾病     

黄煌教授学术思想述要

黄煌教授是知名中医学者,对中医学许多问题都有独到见解。通过对黄教授在行医理念、仲景学说的治学观、体质辨证、辨证精神、中医学的定位和学习等方面进行论述,冀以全面反映其学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