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之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研究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这是一场事关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论战,众多学者参与,派别林立,观点各异。在“论战”接近尾声时,何干之及时对“论战”进行了总结评述,其研究“论战”的角度和方法对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显示了以何干之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论战”的认识,学术价值厚重。     

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著述特点

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成书于抗战时期,该书较为全面地总结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各派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批判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积极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清醒地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积极准备抗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何干之《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中国社会的认识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何干之在其参与论战的著述《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对中国社会从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方面进行了贯通古今的认识。这既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深入人心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明确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提供了历史依据,对今天科学地认识论战也有诸多帮助。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进行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事件。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来看,这场论战在深入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情依据、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科、形成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基本范式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何干之“新的民主革命”思想对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贡献

何干之是中国现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1936年出版的《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新的民主革命＂思想,阐释了中国革命分＂两着＂走的思路,并指明了革命的性质、领导者、动力、联合的对象等一系列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开阔了时人的革命视野,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起到了有益的探索作用。     

中苏论战与中国政治－－论中苏关系恶化对中国的影响

2 0世纪 5 0年代末至 6 0年代中苏关系的恶化对中国的影响巨大而深远。本文通过分析中苏关系恶化和中苏论战的过程对毛泽东“反修防修”理论和实践的影响 ,阐述它是导致中国政治“左倾”和“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共产党人参与“科玄论战”新论

陈独秀、邓中夏、瞿秋白等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积极参与“科玄论战”,不仅有其特定历史机缘,更是他们自觉贯彻党的政策主张的组织行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主张“为改造社会的真理而与各种社会思想的流派辩论”、建立“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确立“科学的奋斗的人生观”。不仅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参与“科玄论战”,而且当时中国共产党关于思想宣传工作、党员个人言行的组织纪律要求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当以“组织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参与“科玄论战”。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对“出版物”等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和监督,对于党员个人言行具有严明的组织纪律要求,强调“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不可有离党的个人的或地方的意味”。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组织纪律等方面看,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参与“科玄论战”绝不是他们各行其是的个人行为,而是有领导、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的组织行为,具有集体行动性质,其参与“科玄论战”的配合情况和基本格局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人参与“科玄论战”确立了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科、玄、马”三足鼎立的基本格局,既积极宣传了马克思...     

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

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已持续60余年,成为现代中国史学中的永恒母题。该文不同意将夏商周三代推定为奴隶社会,并认为中国社会历史有自己独立的价值系统,这些价值系统所赖以建立的基础不是别的,正是毗连于野的村社结构。这种村社制是有别于“领主农奴制”和“地主租佃制”的封建制之又一类型。     

从论战看20世纪上半叶唯物史观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影响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和转型的时期。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潮激荡之际,思想文化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三足鼎立的格局。就影响而言,三者之中,马克思主义思潮可谓高歌猛进、一枝独秀、独领风骚。其中,唯物史观的影响又是最为显著的,唯物史观作为主要思潮,直接参与和影响了当时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六次大规模论战。论战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既有温和的学理上的论争,更有针锋相对的激烈的路线立场论战。论战的内容主要围绕唯物还是唯心、经济决定论还是多元论、阶级斗争、群众的历史作用与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展开。经过论战,唯物史观进一步彰显了其学理的科学性和实践的生命力,成为一股重要的理论思潮和行动指南,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术和思想文化,促进了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化。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学者身上,而且更体现在冯友兰、陶希圣这样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身上。可以说,在学理上唯物史观树立起了一面鲜艳的旗帜。     

语文学业评价的价值反思

语文学业评价是按照语文课程目标,对学生言语实践学习能力所作的价值分析和价值判断。语文学业评价的价值,在于欣赏学生语文学习经验的改变。本文从语文学业评价的价值取向出发,反思语文学业评价中价值错位的几种表现。     

2O世纪三十年代中外学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及中国社会性质的探讨

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进行了一场社会史论战，它实际上是由亚细亚生产方式引起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苏联和日本分别对之进行了解读，认定中国历史属于亚细亚形态的社会，这意味着中国将被排除在世界史进程之外。受特定时代背景的影响，中国史学家大多接受的是斯大林有关社会发展模式的论述，认为秦以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属于封建社会，它改变了以后中国人书写历史的方式。     

政党价值观之历史性与具体性的统一及其实现

任何价值观都具有历史性和具体性。政党价值观也不例外,既是历史的,又是具体的。政党实践活动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政党价值观是历史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整合政党价值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是实现政党价值观之历史性与具体性统一的途径。     

威廉·华兹华斯的自然观与构建和谐社会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和重要目标,而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社会相对薄弱的生态意识是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主要障碍。威廉·华兹华斯诗歌的重要主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他的自然观渗透着一种浓重的尊重自然、回归自然的生态意识。威廉·华兹华斯的自然观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儒家"中和"哲学与社会和谐理念

儒家文化崇尚中道,主张“和而不同”。“中和”精神是儒家推崇的人生境界,集诚信与仁爱为一体。它表现在人的行为中,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中庸之道,表现在社会存在中,是礼治仁政的“群居和一”之道。礼制文化是一种等级和谐,带有历史的局限性。而中和精神则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与社会和谐理想,是建设现代和谐社会的有益的文化资源。     

中学生学习压力、成就目标与学业成绩的关系研究

运用问卷对686名中学生进行调查,探索学习压力、成就目标与学业成绩的关系.结果发现:对于掌握目标组,掌握目标对学业成绩起正向直接作用,学习压力起负向直接作用,成绩目标通过学习压力对学业成绩起负向间接作用.对于成绩目标组,成绩目标通过学习压力对学业成绩存在间接消极作用,掌握目标通过学习压力对学业成绩存在间接积极作用.     

“天人合一”：儒家关于和谐社会的价值追求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三个向度体现出了对和谐社会的价值追求。因为“民胞物与”是其基本态度;“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是贯穿其始终的主线;赞天地之化育是其归属。加强对其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汲取我国优秀的传统哲学思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国社会的司法回应论纲——“诉求—回应”互动模式的视角

中国社会的司法回应指向六大基本问题:为何回应、能否回应、如何回应、回应如何、回应提升与回应控制。相应次级表述为回应原因、回应能力、回应力度、回应效果、回应能力提升和回应力度控制。司法的社会回应力是中国司法回应社会的关键性构成要素,而回应力是由回应能力和回应力度构成,分别对应能力维度和理性维度。中国司法回应社会的实质在于其所内含的社会问题司法化的过程,亦即司法通过司法场域依据现代法律规范的社会问题反映、集中与解决。中国司法回应社会的效果通过回应风险的评估和社会满意度的评估两个维度得以体现。中国司法如果在将来具备了同构于系统论者阐释的反思性,那么将会不断创新回应社会的新范式,且提升回应社会的水平。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时代先进性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对中华民族传统和谐文化精华进行了创造性的吸纳和发展.它以丰富的内涵充分体现着时代潮流和时代精神,具有强烈的时代先进性,体现了人民群众共同追求民主的价值理念,体现了现代民主社会“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现了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辩证统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与传统的封建社会的和谐社会思想有着本质不同。